中关村,中国改革开放的创新样本

中关村,中国改革开放的创新样本
2019年10月18日 08:36 新浪网 作者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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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中国改革开放的创新样本

  不久前,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2019书香·上海之夏名家新作讲坛”中,《北京:城与年》《中关村笔记》的作者宁肯讲述了北京中关村的故事。

  他说,中关村是改革开放的创新样本,中关村的文化是各地不同的文化融入北京文化,并最终汇聚成了改革开放的洪流。

  北京如果没有中关村,它也许就是一座地域化的城市,因为中关村的文化代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北京焕发出了前所未见的文化力量。

  在中关村创业初期,那些创业者之所以能在新的环境中扎根并顽强发展起来,原因是一样的:他们身上爆发出一种将文化力量和人格力量融为一体的精神。 ——宁肯

“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

  我不能想象,北京如果没有中关村会是什么样。

  北京如果没有中关村,它也许就是一座地域化的城市,因为中关村的文化代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北京焕发出了前所未见的文化力量。

  我们先来说说中关村的来龙去脉。有人把中关村称作“中国的硅谷”。就像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是从安徽小岗村开始的,中关村也是一样,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创新样本。

  我讲的第一个故事是陈春先的故事。

  陈春先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1978年,中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代表团成员一共4个人,其中就有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核聚变专家陈春先。

  访问美国期间,给陈春先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实验室,不是高楼大厦,不是满街的汽车,而是美国科技研发的巨大能量。陈春先注意到,托卡马克是一种利用磁约束来实现受控核聚变的装置,这原来是由苏联科学家研制成功的,但美国科学家只用了几个月时间研究托卡马克,很快就超过了苏联。后来美国不但发射了卫星,还把宇航员送上了月球。

  不久,陈春先有了第二次访美的机会,这次他以个人身份走访了十几个核聚变实验室。同样让陈春先感到惊讶的是,那些先进的实验设备竟然都是一些很小的公司制造出来的,这些公司多不过百人,少的只有几十人。

  陈春先问美国的朋友:这些小公司怎么可能成为国家核试验设备的供应商?朋友告诉陈春先,这些小公司都是美国新技术扩散区的新技术公司,新技术扩散区在波士顿128公路、旧金山硅谷两地,那里有着几千家新技术公司。这些公司都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大学教授、工程师、大学生,他们有技术,负责产品设计、研发、制造和销售;另一部分人是风险投资家、企业家,是金融界人士,他们负责提供公司创业时期所需要的资金。

  朋友的这番话,让陈春先感到非常新鲜。教授、大学生竟然可以办公司,陈春先觉得,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实在是差别太大了。在波士顿128公路,陈春先来到了朋友所在的永磁公司。永磁公司的老板汤姆克是一位荷兰籍的美国人,也是波士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与陈春先是同行。但不同的是,汤姆克教授同时开着一家公司,为美国航天局供货。永磁公司只有20多个员工,生意多的时候招一些临时工。汤姆克告诉陈春先:我有技术、有想法,其他一些人有钱,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产品。陈春先问:就这么简单?汤姆克说,就这么简单。

  陈春先到硅谷转了一大圈之后,这位核聚变物理学家的头脑里也发生了“核聚变”。

  回到北京,陈春先眼中的中关村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既然中关村也有那么多大学和研究所,中关村的科技人员密集度不亚于硅谷,不亚于128公路,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像美国人那样做呢?于是,陈春先给物理所打了一份申办公司的报告。然而,那是在1979年,个人办公司是闻所未闻的事,在当时简直像是说梦话,不出所料,他的报告石沉大海。

  陈春先又找到北京市科协,于1980年12月,与物理所的10多位学术骨干一起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那时候不敢叫公司,只能叫服务部、服务中心,实际上就是公司,就是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公司。

  为了这家民营科技公司,陈春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被认为有经济问题,大会上被点名批评,说服务部是“科技二道贩子”,服务部发的津贴是鼓励科技人员不务正业。于是,很多人都后悔到服务部兼职,后悔跟着陈春先一起干,还有人把得到的津贴、奖金塞在一个信封里,悄悄还给了陈春先。陈春先被立案审查,服务部也被封门查账,面临解体。

  然而,转机突然出现了。1983年1月25日清晨,纪世瀛被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惊醒。纪世瀛是和陈春先一起创办服务部的骨干,他所住的中关村88号楼里,还住着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著名科学家。这天清晨,有人在门外喊他赶快打开收音机听北京新闻。纪世瀛打开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有关他们服务部的报道,中央肯定了服务部的做法,认为陈春先带头开创了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大家很快跑到服务部,相互抱在一起,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有人说,陈春先的一小步,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步。我觉得恰如其辞。

  陈春先是四川成都人,先后在四川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学习,后来到北京中科院物理所工作。他是一个外来移民,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关村的文化是北京的外来文化。我认为,一座城市要不断注入外来的东西,不断注入新的东西,这座城市才会变得越来越现代、越来越立体,而中关村正是这样给北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只赚5元钱”的创业故事

  此后,一大批中科院、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京海、四通、信通、科海、联想等民营科技公司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陆续在北起燕园、南到白石桥这条几公里长的大街上安营扎寨。1985年,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雏形。

  上世纪90年代,中关村有几个非常有名的电子市场,主要经营电脑配件。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四海市场,市场几层楼上上下下有几百家铺面。那时候,品牌电脑很贵,大家就买配件自己组装,所以电脑配件生意非常红火。但是,要想在这里做生意,需要租一个柜台,有一个年轻人连这点本钱也没有,于是他就给这些柜台供货,建立自己的客户群。那时候,一个机箱的利润在15-30元,由于机箱沉,不易搬运,许多店铺不愿做这个生意,这正好给这个年轻人留下了机会。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一手拿着机箱,一手握着车把,车后还挂着好多个键盘,七扭八歪地在路上送货。

  除了成本,每个机箱别人能赚10元、20元,他坚持只赚5元钱。他的口头禅是:“我就赚你5元钱,包退包换。”后来,“只赚5元钱”,成了他的信誉和名声。你别小看这句话,“只赚5元钱”,这不仅是生意经,更是包含了人性的准则。什么准则?诚实、信任,它打破了买卖之间的界限,建立起了透明的关系,达成了人性原则和商业原则合为一体的契约精神。

  他的生意越来越有起色,改骑三轮车送货了。三轮车比自行车拉货拉得多,但也有麻烦。三轮车一次可以装4箱键盘和4个机箱,但是他只有两只手,一次只能搬两箱上楼,怎么办?他的办法很原始,就像蚂蚁搬家一样,先拿两个机箱进去,在自己的可视范围内把东西放下,再回过头去搬其他货物,就这样一次次地搬运,终于把所有货物都送到指定地点。

  当时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和他一样给柜台送货的,大部分是来自安徽、河南的农民。但这个年轻人不是普通人,他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高才生,他完全放下了大学生的身段,真正像个农民一样参与竞争。最终,他凭借着渊博的知识、“只赚5元钱”的信条,以及蚂蚁搬家式的吃苦耐劳,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在我看来,他这棵树根扎得这么深,能不长成大树吗?

  他卖的键盘后来贴上了自己的标签,叫“小太阳”。在当时,小太阳键盘每个月的销量达到3万台,占全国市场70%的份额。他是中关村第一个将彩显、机箱、键盘都统一贴上“小太阳”标签的人。后来,“小太阳”又改名为“爱国者”。

  说到这里很多人已经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爱国者集团总裁冯军。

  2008年9月25日,中国的神舟七号发射成功,神舟七号舱内记录并存储着大量信息,存储装置就是由冯军的“爱国者”提供的。2006年,冯军获得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创新奖”,与柳传志、马云、王健林一同创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2007年,冯军参加达沃斯论坛,成为“世界青年领袖”。这棵树已经长得如此枝繁叶茂。

  来自陕西西安的冯军,身上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奋斗精神,这种深厚的民族性格也是中关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的奇迹

  中关村还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比如出生于上海的王选,被称为“中国当代毕昇”。原先,报纸、印刷品都是通过铅字排版印刷,费时费力,而王选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实现了我国出版印刷行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和电”的技术革命。

  照排这个项目,第一代是上世纪40年代美国发明的手动照排机;第二代是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光学机械式照排机;第三代是运用数字存储技术,当时在美国很流行;第四代则是用激光扫描的方法,但是1975年的时候还处在研制阶段。

  当时,中国出版业的现状仍是铅字排版和印刷。为改变落后状况,1974年,我国设立“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当时共有5个攻关班子从事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研究,其中包括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北京印刷厂、中华印刷厂、上海印刷厂,每个机构都由强大的专家团队组成,进行研究和攻关。

  1975年的一天,5家机构提交了各自的方案。然而,突然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就是王选,当时他只是北京大学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助教,他以个人名义也提交了方案。历史就是这样有意思,总有人单枪匹马,就像陈春先一样,挑战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的5个攻关班子中,有2个选择了二代机,3个采用了三代机。在汉字信息的存储方面,这5个采用的全部是模拟存储方式。但在经过大量的资料研究后,王选大胆提出:跨过当时流行的二代机和三代机,直接研制世界上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几经曲折,王选的技术方案得以报批,王选和同事们开始了研制原理性样机的攻坚战。为了攻克汉字字形信息的计算机存储和复原输出的世界性难题,王选从一个科技人员变成了一位文字专家,他从科技的角度去研究中国文字的各种规律,他甚至比所有的文字专家研究得更加透彻。最终,历经艰难,1979年,我国首个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研制成功。紧接着,王选努力将成果转化为商品,和产业相结合。他与多个协作单位联合攻关,紧跟市场需求,先后研制出8代汉字激光照排产品,使中国的传统出版印刷行业得到了彻底改造,成为用自主创新技术改变传统行业的典范。

  此后,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又走出国门,不仅占领了华文报业市场,还出口到发达国家。而从1975年到1993年,为了抓紧时间不断攻关和创新,王选连一个完整的节假日也没有休息过。王选生前十分推崇这样一句话:“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选的身体状况一直非常糟糕。早些年在北京工作时,他就患上了一种不知名的疾病,生活无法自理,无奈之下只能回上海养病。后来回到北京,仍然一直病病恹恹,看了所有的医院,医生都表示治不好他的病,从身体角度来说他完全就是一个病夫。他在宣读自己的方案时,都没有力气读完,只能让他的妻子陈堃銶代他宣读方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病人,却创造了惊人的奇迹,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总而言之,在中关村创业初期,那些创业者之所以能在新的环境中扎根并顽强发展起来,原因是一样的:他们身上爆发出一种将文化力量和人格力量融为一体的精神。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中关村是改革开放的创新样本,中关村的文化是各地不同的文化融入北京文化,并最终汇聚成了改革开放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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