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
都市圈内外联系不断强化，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产业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有序转移、合理分布，更大程度地发挥区域发展规模效益和集聚优势
“今后十年，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百分之七八十就在国内若干个大的都市圈发展。”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日前明确表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目前广受关注的“新基建”不足以挑大梁，增长动能要靠大都市圈的发展。
都市圈的发展日益受到决策层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今年年初，中央首次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意味着，继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将成为国家区域发展的第四增长极。
我国特大城市经济实力和辐射能力不断增强，地域范围日益扩展,在人口增长、就业通勤、空间扩张、产业联系等层面逐步打破行政边界，呈现都市圈化发展特征，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中央对此明确要求，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
现代化都市圈的打造，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节点城市网状化发展、区域联动性日益增强、产业布局重构等特征，既为中小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专家看来，这有赖于体制机制的创新，促进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诸多探索中，以产业新城运营商华夏幸福为代表的市场化力量，以产城融合模式运营产业新城助力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得到广泛认可，有效支撑了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增强县域发展的韧性。这一模式既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案例，也呈现出广阔前景。
迈入都市圈时代
都市圈的出现不仅使城市地域空间形态与规模发生重组和变化，也使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形成新的流动和布局，成为新时期大国经济的主阵地。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以纽约、洛杉矶、东京、巴黎、伦敦等一系列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圈。日本东京都市圈以占全国3.6%的国土面积集中了28%的人口，创造了33%的GDP；美国前10大都市区以占全国1.96%的面积集中了26%的人口，创造了38%左右的GDP。
我国的城市发展也呈现出加速向城市群、城市圈迈进的势头。年初在京举行的“都市圈时代的人口流动问题研究”研讨会上，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与联通智慧足迹发布的《中国都市圈“新移民”吸引力报告》指出，随着产业、资金等发展要素的流动突破行政边界，中国已迈入都市圈时代，初步形成“都市连绵区-都市圈-区域性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化地区”的多层次城镇体系，承载全国1/3人口、产生全国1/2以上GDP的都市圈已成为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主体形态。
都市圈已经成为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投资的主要发源地，成为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平台。已经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就分别作出了“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的战略定位。
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冯奎看来，城市群发展，不仅要解决城镇化的形态问题，而且要使其发挥扩内需、稳投资、调结构、惠民生等方面的综合作用。而加快培育现代化大都市圈正是重要抓手之一。针对部分城市群面积过大、功能不强、内部支撑乏力等问题，应充实都市圈发展内容，推动形成以核心城市引领都市圈，以都市圈支撑城市群，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的理想格局。
县域发展深刻变革
都市圈的加速形成，给中小城市和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日益显现。
一方面，区域联动性不断增强，打破了外围城市传统的县域发展模式，促使其脱离原行政区划，寻求与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的联合，加速向都市圈经济转型。专家认为，除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之外，外围城市更大程度上受到都市圈核心城市的影响。以房价为例，都市圈外围城市的房价与行政区划的关系逐渐削弱，与其所受辐射带动的城市核密切相关。北京都市圈的大厂、固安、廊坊、沧州，和上海都市圈的嘉善、德清、太仓等外圈层城市房价均已高于部分三四线和省会城市。受益于都市圈一体化，都市圈辐射范围内的中小城市将获得与二线城市、甚至一线城市相当的发展机会和资源。
另一方面，城镇体系的演变带来了产业布局的重构。都市圈内外联系不断强化，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产业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有序转移、合理分布，更大程度地发挥区域发展规模效益和集聚优势。
比如上海汽车产业集群不断演变和拓展，逐渐形成覆盖全价值链的产业体系。下游零部件企业大规模向外围布局，总部、研发中心等关键职能则向城市核集中，由中心向外围覆盖价值链不同环节：城市核集聚总部管理和商贸功能；30公里圈层专注于技术研发、学校培训、汽车博览；50公里圈层在紧密零件、发动机等零部件生产环节更具优势；80公里圈层主要提供物流、测试场、内饰生产等服务；120公里主要负责物流运输、发动机及整车生产。各圈层发挥各自优势、形成良性合作。
这些变革为中小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新旧动能的转换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摆在县域治理者面前的共同考题是：如何吸引更多的资源要素集聚？如何促进产业的提质升级？如何壮大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把握产业协同新机遇
“人口规模和人口质量决定城市未来。随着人口增长模式由自然增长向机械增长转变，都市圈之间的‘新移民’争夺战已经打响。”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说。
如何吸引人？产城融合被认为是有效途径。适应都市圈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给要素配置带来的变化，华夏幸福在运营产业新城时，通过汇聚龙头企业、引进高端人才、打造科创服务平台等一系列措施，为产业新城的产业集聚培育肥沃土壤，吸引了创新人才及创新创业平台汇聚，进一步加速了产业集群聚集的步伐，有力塑造区域产业生态。
在浙江，产业新城就有力推动了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德清产业新城建成开园两年来，已有12家产业化企业、20家众创空间孵化企业入驻，2019年年底实现工业产值5亿元，亩均税收提升10倍，就业岗位增加15倍。
嘉善产业新城已累计引入硕士以上人才约400人，院士、长江学者等高层次人才超过30人，吸引了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人才团队入驻。运营仅三年多的上海人才创业园，累计签约企业超250家，有国家级众创空间1个，省级众创空间1个，市级孵化器1个，孵化独角兽企业2家。
南浔产业新城已从上海、苏州、杭州等地招引了一批优质项目，签约投资额超300亿元，其中100亿元以上项目1个，湖州市工业“大好高”项目7个，“南太湖精英计划”项目13个，宏旭汽车、海顺新材、泉州华硕等6家企业已开工，赛方等3家企业已投产，初步形成以新型显示、智能制造装备、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专用装备为主的四大产业集群。
萧山产业新城中的杭州新材料产业园已落户浙大萧山新材料研发中心、圣捷菲医疗OTQC平台及产业化基地等12个项目，总投资额近45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龙海波说，“地方政府借助华夏幸福在全球布局的创新中心和科创中心，以及各类遍布全产业链条的产业发展基金，为每一个合作区域引入科技含量高、示范带动强的高新科技产业集群，这是浙江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原因所在。”
“中国已进入都市圈发展新时代，华夏幸福将继续专注于产业新城业务，同时积极开拓新模式、新领域、新地域，更好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华夏幸福有关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