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奇案》
胡国华 著
广州出版社 2020年3月
●郑园珺
《戈壁奇案》讲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河西走廊发生的一桩案子：戈壁县公社秘书王有德一家四口被毒害，他本人及两个残疾小儿身亡，母亲裴姑抢救成功逃出生天。这桩案子不但一下成为了公社的大新闻，还轰动了整个县城及武威地区，用现在流行的用语就是：“自带流量”“病毒式”传播……到底凶手是谁？是王有德的妻子梅雪？还是梅雪的情人？还是梅雪的前男友？这不但是探案组急需查明的任务，还成为了街谈巷议、茶余饭后的谈资，不但是探案干部苦思冥想、多方查证的问题，还是卷起舆论沙尘暴的风向标。
这是案子之一奇，看似简单的投毒案，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死者王有德的身世也是一奇：侏儒，村里人促狭，都骂他为“丑八怪”“大头鬼”。然而，王有德偏偏“身残志坚”，他聪明好学、讨好隐忍，以优异成绩考上省城的中专，后来下放回乡当了干部，而且竟然还“耀武扬威”地带回来又高挑又标致的美人梅雪做媳妇！如果他能待在省城平平安安当一生的干部，对于村里人而言，可能只是个遥远的传说，偶尔叙叙家常时不时聊起命运的神奇。但是，他回乡了，甚至竟然还带来一个貌若天仙的妻子！这波操作让村里人受不了了，“丑八怪”王友德的成功逆袭让村里人硬生生、赤裸裸地喝着嫉妒这杯毒酒。
这就引出了案子的第三“奇”：村里人对王有德的死，并无同情惋惜，反而觉得大快人心！王有德是受害者，正常而言理应引起大家的伤心悲痛，但是，由于嫉妒，村民对王有德并无好感，而且王有德回乡后，高高在上，事事刁难，村民更对他怀恨在心。所以，既有妒忌在前，又有忌恨在后，大家对王有德的死，反而是拍手称快。
小说的主人公王有德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典型。他一出场就“死了”，自此至终，他是“缺席”的，作为“他者”而存在，然而他的幽灵始终游荡在整个事件中。他来不及自述，只是通过各个人物对他的评价与介绍拼凑出他的画像。他是又矮又丑的“丑八怪”“大头鬼”，他并没有成为《巴黎圣母院》人丑心美的卡西莫多，王有德人丑心更丑。时代与传统的魔咒似乎没有放过他，他自己也无法从传统的桎梏中挣脱而出，面对婚姻的重压与妻子的移情别恋，他采取的是泼妇骂街、抖落阴私等既伤人又伤己的丑陋方法，恰恰证明了他是那个时代的人，所呈现的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做法。诚如巴尔扎克所说：“‘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王有德就是这个样本。
典型人物与典型的社会环境共生，也同时反映了典型的社会环境。如果说社会生活可以创造生如夏花的灿烂，另一方面，也可以催生“恶之花”，王有德和梅雪的婚姻悲剧，就是这朵“恶之花”。王有德由于院校体系调整，下放回乡当了干部；梅雪因面临工作出路问题，被王有德抓住机会“乘虚而入”，仓促结婚，成为了舆论普遍认为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活生生的例子。在他们结婚之前，梅雪的追求者可谓踏破门槛，何以都输给了一个“丑八怪”？梅雪之前有个男友叫崔永，但他们的恋情以失败告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男女“授受不亲”，连正常的交往都遮遮掩掩、扭扭捏捏，还要顾及舆论的说辞、众人的眼光，社会氛围似乎被一个厚重的锅盖所笼罩。梅雪与崔永不能终成眷属，表面上是由于王有德买通了门卫截留了书信，但从本质上是被这个“厚重的锅盖”所耽误。
如果说这个“厚重的锅盖”代表了过去农村较为常见的社会世情，小说还通过一系列村民的画像充实了这个典型环境。“丑八怪”娶了“白富美”，本身并无原罪，但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了多数村民的嫉妒、愤恨、诅咒。这种狭隘的社会心理在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自觉不自觉左右着大家的思想言行。顽固的心理定势毒害着村里的男性，无论是结婚的、还是没结婚的，尤其是一直没娶上老婆的年轻人，大多心理不平衡，认为“丑八怪”王有德迟早要遭报应。待到梅雪连续生下两个残疾小儿，面对绝望的婚姻提出离婚时，村里人也仍然像看热闹一样关注着剧情看发展，有的村妇毫不留情，咒骂梅雪是勾魂的狐狸精，就算婚姻不幸福，也要恪守妇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负面的社会舆论让人可悲可叹之处就在于，人们在制造舆论的同时，也被舆论毫不留情地卷了进去。
小说除了刻画以王胡、黄枚为代表的村妇村夫，还对顾君、梅雪、王秦音等知识青年，对伍用心、朱忠等基层干部，还有詹宗等领导干部作群体画像，展现了不同阶层人的精神心理面貌，反映了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王胡等人的形象，对应了一部分人的愚昧与落后，顾君则代表了知识青年的理想主义，从稚嫩迈向成熟，詹宗代表了那个年代雷厉风行、风清气正的干部面貌……这些人物均贴近生活，具有很强的真实性，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复杂，在他们身上也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螺旋式的向前发展，历史中的个体也以其主观能动性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小说中顾君等知识分子形象，詹宗等领导干部形象，象征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代表了人性的善良与美好，小说在这里埋伏了事件转折的契机，为时代未来抹下鲜明的亮色。
为了对社会历史现象作真实的再现，巴尔扎克在写《人间喜剧》时宣称：“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他力求“写出许多历史家所遗忘了的历史，即人情风俗史”。《戈壁奇案》所呈现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真实性，作者对细节丝丝入扣的推敲，把特殊年代里，西北农村的物质经济、生活状况、治理方式、组织结构，以及人们的言行举止、思维活动、精神状态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出来，给读者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当时的社会世情。如果我们要回望40年前的历史，不妨把《戈壁奇案》作为镜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