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片或谍战剧其实是新世纪之后的用语，此前多称为“反特片”（敌潜伏于我）或“地下工作”题材（我潜伏于敌）。“十七年”时期的《国庆十点钟》《羊城暗哨》《英雄虎胆》《永不消逝的电波》《林海雪原》等片，以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替之际的《黑三角》《405谋杀案》《一双绣花鞋》《特高课在行动》等片，曾先后开启了此类影片的两次创作高潮，此后便陷入了低谷。

　　同题材电视剧方面，虽然早在1981年就有了《敌营十八年》，但直到新世纪后才迎来了大发展，《暗算》《潜伏》《悬崖》《红色》《黎明之前》《伪装者》《风筝》等产生了轰动性影响，有的甚至成为重大的年度文化现象，谍战题材成为中国电视剧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类型之一。两相比较，新世纪以来的谍战电影，其数量、质量和影响力均难以与谍战剧匹敌，被公认为精品的也只有《风声》一部。总体来说，中国谍战电影可谓高开低走，而谍战剧起步虽晚却发展势头强劲。

　　在“十七年”时期，“反特片”“地下工作”片不仅建构了全新的意识形态想象，英雄的胆识、勇气与智慧，戏剧化的悬念与转折，亦为观众提供了那个年代难得的娱乐。在基于善恶二元对立的故事与人物模式中，正反人物往往具有脸谱化倾向，主人公成为高大全甚至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个体欲望、私人情感的合法性逐渐被抑制。英雄之崇高不仅在于英勇无畏地对抗并战胜邪恶，也在于对个体欲望和情感的控制、约束甚至牺牲。

　　新世纪后的《风声》《悬崖之上》，延续了“十七年”的英雄主义模式，但更加类型化和极致化，千钧一发、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震撼性、奇观化的视听呈现，都极大地强化了影片的观赏性。主人公们不仅是意志坚定、面对酷刑亦不变节的超凡英雄，也有其普世的人伦情感和个体欲求，然而他们仍然前赴后继、慷慨赴死，未有半点犹豫困惑，那些不得已放弃的情感与欲求，则更加升华了信仰和忠诚的精神力量。

　　相比之下，新世纪以来的谍战剧，讲述的仍是关于信仰与忠诚的故事，却增加了更多丰富的内涵。在开启新世纪谍战剧风潮的《暗算》中，阿炳已开始出现自我膨胀的异化，而黄依依的故事则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个体与体制之间的冲突悲剧，谍战故事被赋予了苍凉甚至悲情的人生况味。《潜伏》结尾，翠平抱着儿子在山中痴痴遥望，从此与余则成天人永隔。《悬崖之上》的原型故事《悬崖》中，完成任务的周乙原本可携妻儿全身而退，却为了拯救名义上的妻女毅然重返虎口而牺牲，人伦情感被罕见地置于了超越性的地位。周乙牺牲的一幕，或许是迄今为止谍战影视作品中最为特别、最令人震撼的结尾。

　　《暗算》《潜伏》《悬崖》《风筝》等优秀谍战剧不仅展现英雄的胆识、智谋和对信仰的忠诚，也表现了他们在特定时刻作为个体在面对命运时的无力感和挫败感。他们从未像《碟中谍》《龙虎风云》《无间道》或《窃听风暴》那样，对自我身份甚至身后的系统、组织和价值观产生怀疑甚至否定，从未怀疑过“黎明”必将到来，但仍会受到现实境遇中各种伦理情感的牵连，遭遇间谍身份带来的纠结与痛苦，特工的特殊身份宿命般的被赋予了某种悲情的色彩，英雄的形象因此也具有了更深沉的力量。

　　它们写出了敌人整体性的腐朽、没落及必然失败的结局，却也写出了某些反面人物生动、立体的一面，甚至因其同样坚持自身信念而多少予以某种敬意。它们能够在绝大多数谍战故事的终点再往前迈出一大步（《风筝》），甚至以其他故事的终点为自己的起点（《无悔追踪》），谍战由此成为一种社会历史观察的视角，展开的是一幅更加宏阔、复杂和斑驳的史诗性的历史图景，这些关于信仰和忠诚的故事，也因此被赋予了深沉的历史厚度和动人的人文温度。

　　电影与电视剧的确在体量、艺术形态等方面有着显著差异，这或是谍战故事及其成就存在影－视差异的根本原因。与谍战剧丰富、多元与深入的艺术探索相比，《悬崖之上》与《风声》以及《听风者》等谍战电影似乎已形成了一种极具特色且日益定型的艺术模式，即在一种善恶分明的对抗性叙事逻辑当中，用更加强烈、震撼的戏剧性和视听元素，以更加饱满的诗意和激情，来讲述一个关于“新世界”，关于“黎明”的国族寓言。它们强烈、极致、纯粹，带着鲜明的乐观和理想主义色彩，具有昂扬、进取的时代主流文化的典型特征，共同完成了关于历史和未来的书写。

　　《悬崖之上》无疑实现了张艺谋的一次自我突破，但它或许还未开创谍战题材影视创作的新纪元。谍战电影还需要探索能够突破和丰富既有艺术模式的新路径。相比于谍战剧，未来的谍战电影还有更多的艺术空间可以去开掘。（詹庆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