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这是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孟德拉斯在1967年出版的《农民的终结》一书卷首的提问。这个问题对于50多年之后的中国乡村发展，同样是极富现实意义而又振聋发聩的灵魂之问。

《农民的终结》描绘了上个世纪60年代法国农村在时代变迁之下的巨大变化，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迅速推进……农业劳动者纷纷离开土地，轻而易举地在城市里找到工作”，普遍出现了农田荒芜，农业经济、农民和农村发展都陷入困境。孟德拉斯称，“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同时意味着乡村社会丧失了最具素质的人力资源和未来发展的希望，如果他们不再回来，那么留守乡村的老年人只能延续之前的生产方式，而无法给农业生产注入最新的观念和技术”。孟德拉斯不无忧虑地表示，当蒸汽机无情地打破千年的农业文明稳定状态后，整个人类无一幸免地被拖入机器时代，人类社会呈现加速度发展，作为保守而稳定的农民群体在反复对抗工业文明失败后，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求进入工业文明和城市体系，加之为农业和农民制定的政策也完全是站在工业和城市的角度，所以整个农民群体在加速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趋于消亡。

　　50年后的中国农村，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大潮之中，同样在发生巨大的演变。在我国农村，在7亿多户籍人口中，有2亿多人常年赴外地打工，他们绝大多数在城里打工，除了过年回家，其他时间都不在农村。外出打工者大多数是40岁以下的青壮年，留在村里种地的人大都是50岁以上的人，陪伴他们的是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据中国民政部2015年的数据，当时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超过6000万，留守妇女约有4700多万，留守老人约有5000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镇，一些自然村落人口大幅度减少，甚至消亡。中国不少农村地区日渐凋敝，出现“空心化问题”——人口流失，乡村破败，农田撂荒，农村社会组织随之涣散。与之相伴的，是农村老人自杀率上升、农村儿童认知能力偏低等残酷事实。

　　中国农村的未来，会重复《农民的终结》所描绘的法国农村的局面吗？

　　实际上，法国农村的发展，并不是单方面的农村凋亡。在法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同时，法国经历了“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其表现为：（1）农业人口外流仍在继续，但乡村人口外流却放缓了。1975年以后流动方向发生逆转，有些乡村地区的人口重新增加了。（2）农业劳动者在乡村社会中成为少数，工人、第三产业人员经常占大多数。（3）家庭与经营分离，从事多种就业活动的家庭经营成倍地增加。（4）通讯和交通网络进入乡村系统。（5）乡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他们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了。这一过程在70年代完成。孟德拉斯准确地指出了这时候的法国城乡关系：“法国社会的这个奇特的矛盾在任何其他国家中都看不到：乡村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城市化了，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仍然如此之大，以至于城市人一有可能就从城里溜走，仿佛只有这一点才赋予生活一种意义。”

可以看到，随着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信息环境、产业发展与技术应用等多方面的改进，法国农村发生了“异化”，农民并未完全消失，但农民的构成变了；农业作为产业仍然存在，但产业组织、生产方式和产出效率变了；农村作为空间载体还在，但对这个空间的利用方式和空间价值变了，农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在完成全面脱贫的历史任务后，下一步要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过去曾分析，摆脱贫困在中国的意义相当于一场战争，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国家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在完成脱贫这一基本任务之后，中国面临的是如何发展和提升农村地区的问题。法国农村出现的“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也应该成为中国未来乡村发展要实现的目标。

　　中国如何才能实现稳定的、可持续的乡村振兴？这是一篇关乎整个中国发展的系统大文章，不太可能有标准答案，而是涉及到城乡互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农村规划、产业发展、制度改革、人才吸引、基础建设、环境建设、要素市场建立、文化建设、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的综合进步。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乡村振兴，需要避免城乡割裂，不应成为中国式的“农民的终结”。

　　中国要推进乡村振兴，一个关键是要吸引人和资本进入农村。农村是空间，如果人和资本不进入，何谈乡村振兴？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看来，在城镇化浪潮下，要让农村吸引人和资本，不能仅仅靠小农体制下的土地承包制度来“固定”农村人口，也不能只依靠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乡流动才是发展方向。陈功认为，乡村振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乡村治理的问题，而乡村治理，需要一种基本哲学，与城市哲学一样，没有哲学做基础，大家意见便很难统一，很难真正往同一个方向使力。乡村振兴不是单纯搞“三农”，需要从城镇化的发展中，考虑农村资源与城市的有机结合，真正做到城乡统筹，推动资源、资本和人口的流动。

　　要吸引人和资本进入乡村地区，除了社会治理的提升、乡村发展哲学的建立、乡村与城市的结合，还需要一些基本的制度改革，来提供基本的制度环境。有安邦研究人员认为，从目前形势来看，在农村的制度改革中，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基础性的改革，包括宅基地制度、承包地制度、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使各类农村土地的使用权益能够进入市场，促进权益的流转，吸引工商资本下乡，发挥农村要素的资产价值。

　　《农民的终结》所描绘的法国农村的演变，展示出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民的终结”——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的终结，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农民的终结。在农村发展的过程中，从事农业的人也发生了变化，“新一代的青年农业生产者对经济的前途和乡村职业的高尚重新确立了信心”。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过程，法国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在农业人口减少2/3的同时，实现了农业产量的惊人提高以及农村的复兴。未来中国农村的发展，也应该以此为目标。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法国农村发展出现的“农民的终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终结，而是农村、农民、农业发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演变。中国的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发展战略，需要在改革的基础上强化乡村治理、重建乡村发展哲学，促进资源、资本和人口在城乡间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