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自开埠以来就一直有大量外籍人士居住，新中国成立后，那些过去为非作歹的洋人纷纷逃离，但也有许多曾经帮助过中国人的友好外籍人士，新中国还是欢迎他们继续留在中国的。
德国商人思迪芬·海姆就是这样一位友好人士，他在上海经营药店，抗战爆发后，经常从美国购买中国急需的药品，支援中国抗战，所以解放后，思迪芬继续在上海做着药店生意。
1949年12月的一天晚上，思迪芬和妻子回家，一进院子就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见到他们立即想逃，“有贼！”思迪芬年轻时曾经是一个海军陆战队队员，所以反应还很敏捷，冲上去一把抓住了那人的一条手臂，那人拼命挣脱，被他逃了出去。
思迪芬和妻子进家一清点，发现少了1000多万旧币和八百多美元，就报了警，上海派出一个旧巡捕出身的警官章维彪前来破案。
章维彪在旧中国就很有名，他的师傅是出身于巡捕世家的黄宪宗，积累了大量的侦案经验，章维彪跟着师傅也学到了不少办案的本领。所以，接到洋商报案后，上级就特意派他负责此案。
章维彪在现场认真看了看，发现此贼不仅精通开保险柜，而且还是一个身手敏捷的“飞贼”，一定是多年的大盗、惯犯。章维彪的脑海里开始回忆自己熟悉或者听闻过的那些飞贼，但这些人都不敢挑租界洋人居住区作案，莫非不是中国人？
就在这个时候，思迪芬也有了新的线索，原来，他抓住贼人的胳膊的时候，手上还带着白手套，上面竟留下了飞贼的一根汗毛！
章维彪拿出放大镜仔细一看，不禁一惊，这根汗毛是棕黄色，又粗又亮，章维彪立刻笃定：这绝非中国人，肯定是一个混迹上海的洋混混！
他首先想到的是“白俄”，这些人大多是苏俄内战时逃到中国的旧沙俄权贵和他们的子女，只会享乐不会谋生，几十年后早就穷困潦倒，很多人都沦为盗贼。于是，章维彪就化装成一个纨绔子弟，混进白俄聚集的一家地下赌场。
很快，章维彪发现了一个目标，这个白俄是个惯偷，正好手中有八百美元，章维彪就将这个人带了回去，结果，此人交代是刚刚在外滩抢劫了一个外国船员，并不是章维彪要找的人。
章维彪又从美元黑市寻找突破口，当时新中国禁止外汇交易，因此上海地下外汇黑市非常猖獗，那个洋飞贼既然偷了八百美元，极有可能要在这里兑换。于是，章维彪又装扮成“黄牛”，蹲守等待，很快又发现了三个可疑的人，正在用美元兑换黄金。
但是，带回去一审，又不是章维彪要找的人，一时陷入了僵局。
正在这时，洋飞贼又出现了！
当时已是圣诞节，徐汇区大教堂举行盛大的弥撒，英国主教李约瑟中途回居所，进屋后就听见隔壁有轻微的凿击声，李约瑟立即悄悄下楼，喊来几个仆人，并报了警，然后几个人冲进去抓贼。
此贼见自己暴露了，竟一点也不慌，一边跑还不忘用抹布擦掉指纹和脚印。
李约瑟和仆人将飞贼堵在天台上，这时民警也来了，无路可走的飞贼还是不慌不忙，竟做出了一个只有惊险大片才有的举动：只见他一脚跃上天台边缘的围栏，众人以为他想自杀，谁知他竟踩着一根电线，如履平地、闲庭信步地走了过去！
这种本事，只有马戏团的演员才有，可即便是高超的杂技演员，在那样的危急时刻，也未必能走得如此气定神闲！所以，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飞贼再一次从眼前消失。
不过，这次也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飞贼走到中途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风，把他的帽子吹落了！
章维彪拿着那顶帽子仔细一看，不禁一怔，这种帽子他非常熟悉，是旧上海工部局（租界警察局）警员常戴的一种风帽！章维彪又里里外外仔细检查，发现里面有三个汉字：拉吉波，章维彪感觉有线索了！
章维彪来到存放旧上海工部局档案的单位，仔细翻阅了几日，终于弄清了这个飞贼的真实身份，原来，他是一个英印混血儿，全名是特里甫卡·拉吉波，1935年到上海做巡捕，此人精通瑜伽术，所以飞檐走壁如履平地。
然而，就在章维彪查档案的这些日子，拉吉波又做了一起更大的案子，直接上报到了外交部！
原来，这一次拉吉波盯上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偷走了一个密码手提箱，这下子，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当时正是1950年1月，我国政府正责令英国领事馆限期撤出上海，在这个节骨眼上，拉吉波插了一刀，英国政府立刻就在国际上大造舆论，说中国派“特工间谍”潜入英国领事馆，窃取重要文件！
这件事，给新中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国际影响，所以总理亲自主抓此案，并派罗瑞卿亲自到上海督办，一定要尽快抓住拉吉波！
章维彪的压力，一下子大了许多倍，他苦苦寻找当年认识拉吉波的旧上海警员，但是外国警员基本都离开中国了，只有在中国警员里找。功夫不负用心人，章维彪终于找到了三个认识拉吉波的旧巡捕，其中一个叫耿清湘的，还是拉吉波的好朋友。
耿清湘交代说，拉吉波去年找过他，说要回中国做生意，请他帮忙找个住处，并请他买一些签子、箱子。上海立即派出精干人员，赶到耿清湘给拉吉波找的住处，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章维彪和几个民警手持渔网，守候在门外。
耿清湘上去敲了敲门，叫拉吉波开门，拉吉波毫无防备，开门的一瞬间，自己就像一条大鱼被一团渔网死死网住，这个飞檐走壁的洋飞贼，这次是插翅难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