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4月21日讯 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即“旅游绿皮书”No．18），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组织编撰的第十八本旅游发展年度报告。全书围绕“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这一主题，通过两篇主报告和近20篇专题报告，对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进行了透视和前瞻，同时设立“特别专题：疫情下的中国旅游业”板块。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降至十年来最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并引发全球旅游增速放缓。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之年。全面深化改革步伐加快，一系列积极因素被充分调动，为旅游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与此同时，旅游更加广泛和深入地融入并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旅游供需完善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旅游消费提升对消费提质扩容做出了积极贡献；旅游成为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实现均衡发展的重要抓手；旅游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扮演重要角色；乡村振兴、精准脱贫中旅游发挥积极作用；旅游绿色化发展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和旅游融合更加全面和深入；全域旅游开展了系列创新探索。2020年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制定之年。面对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应加强旅游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并着力解决入境旅游、景区建设、旅游投资等制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老问题。
2019年，我国旅游发展高潮迭起，热点频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的梳理和提炼，该年度中国旅游十大热点为：国家公园建设制度化体系化；新时代红色旅游绽放新光芒；全域旅游首批示范区验收通过；夜游活动丰富满足多样需求；行业法规出台剑指在线乱象；A级景区摘牌倒逼转型提升；旅游企业跨界发展布局全球；大兴机场启用促进格局变化；南极旅游相关要求更加具体；玻璃栈道叫停带来监管启示。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该书临时增加了“特别专题：疫情下的中国旅游业”板块，从影响评估与应对策略、行业组织、旅游上市公司等多个角度予以分析。
围绕“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这一年度主题，课题组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围绕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文物的活化、长城和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议题进行深入分析；同时邀请来自世界银行的专家，分享世界银行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投资开发方面的经验。“旅游与区域发展”篇中，来自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们对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与旅游机遇、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旅游扶贫的中国经验、浙江推进万村景区化建设以发展全域旅游、高铁对长江经济带区域旅游空间格局的影响等议题进行了分析。“旅游与产业创新”篇中，来自学界和业界的作者围绕科技对旅游的影响、大数据技术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旅游景区二次消费以及住宿业的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作为“旅游绿皮书”的传统优势板块，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港澳台旅游等报告则为读者了解相关市场发展提供了翔实数据和系统分析。
《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发布——
2019年中国旅游发展十大热点
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绿皮书发布了2019年中国旅游发展十大热点问题。
热点一：国家公园建设制度化体系化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进一步制度化和体系化，对于我国珍贵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指导意见》进一步细化国家公园建设方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入实施阶段，我国国家公园体系初步完成主体架构搭建。
热点二：新时代红色旅游绽放新光芒
近年来，红色旅游逐步增温，热度不断攀升，实现较快发展。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红色旅游深受市场欢迎。红色旅游是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革命文物等红色资源，推出更多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旅游项目，丰富红色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红色旅游的服务质量，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
热点三：全域旅游首批示范区验收通过
2019年初，“发展全域旅游，壮大旅游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3月，文化和旅游部制定《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和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试行）》；3月至7月，文化和旅游部开展了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工作；5月，96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入围名单公布；9月，首批71家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通过验收。自2015年全域旅游提出以来，以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通过验收为标志，全域旅游的理念日渐清晰，完善、可操作的工作体系初步形成。
热点四：夜游活动丰富满足多样需求
2019年，从年初的“故宫上元夜”开始，各式各样的景区夜游活动成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率先推动夜间经济的杭州市，其夜间娱乐、夜间餐饮、夜间文化体验等一系列产品带动了整个区域的夜间经济市场，形成“杭州不夜城”的景象，在拉动旅游经济并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展方面，成为夜间经济的典范。夜间经济与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是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社会形态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有产物，它既是这一社会发展时期的经济成果体现，也是休闲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热点五：行业法规出台剑指在线乱象
2019年初，有媒体记者通过调查反映，各种网络消费平台基于“越是老顾客，用户黏性和消费惯性越大，对价格的敏感度和比较倾向越低”的判断，采取定价歧视的方法，给老顾客价格更高。针对在线预定平台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出台了《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整顿价格歧视、虚假预订、不合理低价游、信用监管等。互联网时代，对于数据的应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数据既带来了生产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对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热点六：A级景区摘牌倒逼转型提升
2019年景区整改提质行动中，全国复核A级旅游景区5000多家，1186家景区受到处理，405家受到取消等级处理。随着经济总体换挡，传统支撑景区行业增长的红利，包括低成本劳动力的红利、市场整体增长的红利、宏观经济高速增长形成的支撑红利，均在逐步减弱甚至消散。而高速增长期给景区行业带来的后遗症仍困扰整个行业，一些景区呈现出投资粗略、运维粗放、服务松懈、产品老化、市场对应不足，甚至过度多元化、过度商业化、过度使用杠杆等问题。在此情形下，景区行业有待通过转型，调整发展模式，提升产品品质，树立核心竞争力。
热点七：旅游企业跨界发展全球布局
2019年，一些知名旅游企业积极向外拓展战略合作关系，或是借助资本向纵深布局。跨国性布局合作成为企业发展的一种潮流。全球变局之下，旅游企业的跨国合作和战略并购并未受明显影响，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热点八：大兴机场启用促进格局变化
2019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大兴国际机场的投运，短期内就连接了全球175个国家和地区的1150个目的地，显著提升了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及地区的通达性。随着大兴机场的投入运营，北京一南一北双枢纽的格局正式形成，增强了北京国际交通枢纽的能力，推动了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的提升发展。此外，大兴机场地跨北京、河北，辐射天津，连接北京中心城区与雄安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热点九：南极旅游相关要求更加具体
2019年9月10日，自然资源部发布《赴南极长城站开展旅游活动申请指南（试行）》，明确了拟申请赴南极长城站开展旅游企业的开办流程，规范了站区旅游活动，并要求各旅游企业切实加强对赴南极长城站的游客的环保专题教育，切实遵守南极环境保护和动植物保护的相关要求。这是对南极活动中涉及的旅游活动的专项规范和引导，为旅游企业和游客赴南极旅游提供了制度基础。以南极旅游为代表的极地旅游、太空旅游、深海探险、高山探险等极限旅游有望步入新的规范性发展阶段。
热点十：玻璃栈道叫停带来监管启示
2019年，多个景区玻璃栈道被叫停。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各种玻璃栈道、玻璃栈桥、玻璃水滑道已达2300多条。由于偶发事故的警示、潜在风险的隐忧、准入门槛的缺失、评估标准的真空等，越来越多的省份出台了暂停现有项目、清查危险项目、不准新建同类项目等政令，使很多景区谈“玻”色变、望“玻”兴叹。确保公共安全，是旅游景区的底线。“叫停”会避免继续跟进者的投资浪费，也让景区经营者更加感知政府“安全一票否决”的决心。
（参见《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p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旅游影响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一次冲击
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绿皮书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旅游业影响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一次冲击。面临巨大冲击，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旅游企业做出积极应对。除关注疫情对旅游业的短期影响和总体影响外，还要关注其长期影响、结构性影响、对旅游从业者的影响、国际影响和间接影响，要理性对待疫情结束后的“市场反弹”。
（参见《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p41－4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呼吁——
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时需要关注六个问题
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撰稿人宋瑞等指出，由于此次疫情的复杂性，对其旅游影响需全面分析，理性看待，尤其要关注以下六个问题。
一是关注疫情对旅游业的长期影响。关于此次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目前人们的关注点主要在当期影响和短期影响，对长期影响尚未有足够重视。要关注此次疫情在未来数年内，对世界经济格局、全球旅游格局、我国旅游地位、旅游业发展模式等的长期影响，并在“十四五”规划中做出相应的规划，做出科学应对乃至积极引导。
二是关注疫情对旅游业内在结构的影响。除关注疫情对旅游业的总体影响外，也要关注其对旅游业内在结构造成的冲击。在这方面，要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就不同细分行业而言，此次疫情的影响大小、市场恢复的时间早晚等有所不同。相对而言，航空业（尤其是国际航空）、邮轮业、以传统团队业务为主的旅行社业等受损可能最为严重。在制定相关政策和市场振兴计划时，应加以区别对待。二是就旅游业的产业链条而言，要警惕可能出现的产业链震荡，关注某些领域可能出现的兼并收购、行业洗牌或投资烂尾；要平衡好“不可抗力”情境下退订背后的法律、行规与道义问题，思考如何在头部企业率先垂范建立新规则的前提下维护好产业生态体系乃至实现产业链协同等等。
三是关注疫情对旅游从业者的影响。旅游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也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2018年我国旅游直接就业2826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91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29％。疫情之下，旅游业是稳岗压力最大的行业之一，特别是考虑到旅游就业的特性，更应引起关注。总体来看，旅游就业有如下特征：一是除个别重资产行业外，旅游业中的大部分细分行业（如旅行社、住宿接待、餐饮、购物、娱乐等）均属劳动密集型行业，且以中小微企业为主，抗风险能力相对较低。二是旅游业中存在大量非传统就业岗位和非全日制、临时性、自由职业、平台型就业和弹性工作等就业形式。灵活的非传统就业在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也面临保障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三是吸纳特殊群体就业。旅游领域的就业对社会重点人群就业有突出作用，尤其是对于年轻人群体、女性群体、农村劳动力群体以及边远地区的弱势群体有很强的吸纳能力。在此背景下，要特别关注旅游就业市场的稳定。
四是关注疫情对旅游业的间接影响。就影响的传导路径而言，除直接影响外，也要关注间接影响。所谓间接影响，就是因疫情给其他领域（如居民收入、医疗等支出、就业状况等）和其他产业（如农业、金融业、制造业等）、其他要素（如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带来的冲击对旅游业的影响。比如：若疫情导致经济下滑、失业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可自由支配收入大幅减少，则旅游需求会出现萎缩，所谓的报复性反弹便难以实现；若疫情带来金融市场较大波动、资本市场普遍悲观，则旅游投资会面临缩减，大量旅游在建待建项目可能沦为烂尾等等。
五是关注疫情对旅游业的国际影响。此次疫情已构成全球性大流行。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WTTC）于3月25日指出，此次疫情将导致全球5千万旅游业者失业，相当于旅游行业总就业人数的12％－14％，全年全球国际旅游可能减少25％。世界旅游组织（UNWTO）3月26日预测，2020年全球国际旅游人次将减少20％－30％。实际上，上述预测仍偏于乐观，实际情形可能会更糟。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必然给全球旅游业造成重大影响。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和重要的入境旅游目的地国，我国应对此有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并对相关政策和发展目标予以必要调整。
六是慎重对待疫后的旅游市场反弹。围绕疫情结束后的旅游市场发展态势，不少人认为会出现反弹，尤其是在大小长假、暑期等重要时点甚至会出现所谓的报复性反弹。对此要理性看待。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至少2003年“非典”时的反弹并不显著。当年6月份疫情全部结束，而“十一”国庆节期间的旅游人次仅比上年度增加了1％左右，旅游收入的增幅则更低。考虑到此次疫情走势的复杂性、波及地区的广泛性和对学校开学时间的影响等各种因素，恐怕不宜对“五一”、暑期和“十一”等重要时点的反弹有过于乐观的预期。
《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建议——
从四个方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
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撰稿人宋瑞等建议，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要长短兼顾，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一是推动旅游业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给国内外经济发展和经济往来带来新的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推动旅游业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既是对冲疫情影响的应时之举，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长久之策。建议在“十四五”规划中，着重增加旅游业改革（如旅游业现代经济体系建设、旅游要素管理体制改革、旅游投资体制改革、旅游绩效评估与统计体系改革等）和对外开放（如旅游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免税购物制度等）等方面的内容。
二是进一步强化、优化和细化政策。在国内外疫情结束前后的一段时期，要进一步强化、优化和细化相关扶持政策。首先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我国旅游业的冲击空前巨大。综合考虑旅游业的规模、体量、在GDP、就业和居民消费中的占比等因素，需制定专门的产业振兴政策。其次要动态调整政策重点。疫情防控初期的政策重点在于全面、紧急叫停旅游活动尤其是团队旅游；疫情防控中期的政策重点在于缓解旅游企业成本压力，除退还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外，也要关注旅游企业的人力成本支出、房屋租金支出等，进一步推进落实延长社会保险缴费期、失业保险费返还等政策工具；疫情防控后期则需要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旅游细分行业受损情况和复苏预期，引导各地尽快制定出台旅游业振兴计划、指导意见与实施细则。最后是明确政策帮扶重点，要以扶持中小企业和稳定就业市场为主。
三是加强疫后旅游市场的引导。在推动复工复产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疫情防控需要与旅游业恢复经营活动之间的关系，使复工复产始终服务于疫情防控大局。可运用大数据，做好旅游行业复工复产专项分析、关键区域检测预警、返程人口检测等。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旅游从业主体复工复产的条件和必要性进行全面评估，制定旅游业分区分业分时段复工复产指南。
四是引导旅游就业市场稳定化和规范化发展。应重点关注并解决如下问题：一是充分了解各地旅游企业享受一次性就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展期贴息、失业补助金、“五险一金”延期缴纳等政策的落实情况；二是引导企业与职工集体协商，采取协商薪酬、调整工时、轮岗轮休、在岗培训等措施，保留劳动关系；三是鼓励各地通过政府采购、购买服务等方式，吸纳旅游从业人员灵活就业；四是向湖北地区的旅游相关企业，尤其是在疫情防控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酒店、餐饮、导游等行业从业者提供专门帮助或补贴；五是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引导发展地方性或区域性旅游从业者服务平台，为广大旅游从业者提供用工信息、业务提升、法律咨询等方面服务，可借鉴“共享员工”方式，解决旅游相关行业错峰用人问题。此外，还要从长远考虑，推动旅游就业市场的规范化和现代化，包括：重点完善导游管理和评价体系，有效解决导游、领队挂靠问题；建立旅游职业认证制度和社会化的评价制度，尤其是针对各种新兴行业，制定相应的从业标准；重视旅游行业中的“非正规就业”或非传统就业，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或标准体系。
《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预计——
中小型旅游企业面临较大生存考验
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撰稿人厉新建等指出，当前，中小企业在整个旅游行业中占了很大比重，对这些企业来说，疫情暴发后业务停滞不仅仅是收入损失的问题，更可能是对企业生死存亡的考验。由于旅游业自身在就业带动、减贫发展等方面的特殊作用，这些中小型旅游企业的生死存亡还影响着稳定就业、扶贫攻坚、乡村振兴、激活消费等诸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问题。此外，由于旅游业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固定性，很多旅游企业的生产能力并不会冗余，很难做到“拆东墙补西墙”“堤内损失堤外补”，这几个月的业务流量损失很难在市场恢复后通过扩大接待能力来弥补。
因此，中小旅游企业要在积极配合疫情防控举措的前提下，通过专业化发展、留住人才和客户、加入行业协会等途径，进行有针对性的应对。
第一，积极配合国家对疫情防控的举措，最大限度降低流动带来的疫情防控压力，尽快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社会经济活动。第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好骨干业务人员，研究判断发展形势，系统地谋划企业发展战略，做好产品创新和资源组合工作，迎接市场的恢复性增长以及特定人群的旅游新需求。第三，从提高企业抗风险的角度研究企业发展，包括企业专业化发展提升竞争力和集团化发展增强抗压能力。专业化发展提高细分市场占有率，能显著改善企业在新时期新需求背景下的获利能力；寻求与大集团的战略合作或者被并购机会，成为大集团的专门业务单元，也是提升抗风险能力的选择之一。第四，人才和客户是旅游企业最重要的资产，研究如何留住人才、留住客户也是当务之急。不能做市场的时候就做好市场关系的文章。第五，加入旅游行业协会，获得协会的专业指导，通过行业协会反映企业诉求，获得政府相应支持。相关部门也要尽快完成对中小旅游企业相关诉求的调研，研判形势，提出并优化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
（参见《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p6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预计——
若疫情不出现反复，旅游类上市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影响可控
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撰稿人张茜、赵鑫选择在沪深A股上市的旅游类公司（一般参照申万一级行业中休闲服务业口径，剔除B股后共计33家），涵盖餐饮类、酒店类、景点类、旅游综合类和其他休闲服务五个细分行业进行分析后发现，旅游上市公司短期内经营尚可保持。
由于大多数上市公司2019年年报尚未披露，选取2018年数据测算。一季度，各旅游上市公司营收占全年比重普遍不及25％，尤其是景区类营收占全年比重偏低，如西藏旅游5．5％、云南旅游8．7％。考虑往年1～3月是旅游业务淡季，若二季度能逐渐恢复正常经营，从全年收入的角度看疫情对景区类上市公司影响相对可控。餐饮酒店类一季度营收占比相对较高，如全聚德、华天酒店均达到25％以上，一季度疫情对餐饮酒店类公司的冲击是无法避免的，但餐饮类恢复正常运营更早，早期也有堂食变外卖的应对之法。总体看，若疫情不出现反复，全年营业收入影响可控。
在疫情影响下，旅游领域的诸多中小企业的现金流难以为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3家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均为正，而且能够较好地覆盖营业成本。从细分行业看，旅行社的现金流更为吃紧，腾邦国际、凯撒旅业、众信旅游等旅行社2018年一季度营业成本占经营活动现金流比重约25％，若疫情冲击一至二季度不能消化和恢复，停业期间仍会产生员工成本、租金成本、库存成本等，现金流将对此类公司形成较大挑战。
2019年第三季度，33家旅游上市公司中，黄山旅游、九华旅游等7家无任何短期债务，长白山、中国国旅等17家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均大于1，共计24家上市公司基本无短期债务压力。华天酒店、腾邦国际等9家短期债务压力凸显，尤其当货币资金／短期债务低于0．5时，叠加外部疫情冲击和经济总体下行压力，公司存在债务违约的风险，所以通过融资或者其他方式缓解债务压力成为当务之急。
（参见《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p73－7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指出——
大运河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利用需突破五大瓶颈
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撰稿人范周等人指出，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流动的、活着的世界级人类文明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文化基因。当前，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沿线省市运河文化和旅游发展基础不平衡。体现在：（1）运河遗存及使用价值不平衡，尤其是在河道及通航方面。如京杭大运河北方大部分河段断流断航，部分还未淤废、仍然有水量的河流承担起城市排水或引水灌溉的任务；而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的江南运河段和浙东大运河整体均位于水量充足的江浙地区，运河仍然每天承担着大量的航运功能，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2）经济发展基础不平衡。受历史发展基础和行政区划等方面的影响，运河沿线城市在国土面积、人口方面相差不大，但在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指标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性。发达运河城市至今仍然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欠发达运河城市，如山东、苏北运河沿线城市，虽近年来得以发展，但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较为缓慢。运河城市经济发展较为不平衡。（3）沿线城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梯度明显。整体来看，大运河沿线城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呈现“U”型格局，河段两端文化和旅游产业实力强劲，中部文化和旅游产业较为落后。从产业发展类别看，两端以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为主，中部以文化产品制造、文化观光等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为主。
二是大运河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仍存在矛盾。一方面，非遗保护、传承、利用严重不足。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后，运河沿线省、市政府均高度重视对运河遗产的保护和发掘，居民的保护意识也明显增强。但在保护过程中，仍面临着重“有形”遗产、轻“无形”遗产，重静态保护、轻动态保护，缺乏整体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脱节等问题，使遗产与遗产地的原生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相脱离，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大运河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存在实施层面上的矛盾，不同部门的职责及依据法律法规的差异是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三是运河文化内涵挖掘不足，运河特色文化体系未形成。目前，对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整体还处于较低水平。对大运河文化内涵挖掘不深、融合不够，许多项目显得简单粗放。缺乏创新性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有效路径与载体。模式创新较少，没有围绕运河IP形成系列产品与服务，特别是对虚拟价值与形态开发不足。随着航运功能的衰退，“因河兴城”的城河共生关系日渐松散，运河与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的关系还需重塑。
四是运河旅游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配套服务体系不完善。目前，大部分地区各类运河文化和旅游资源多以文献资料和实物的形式保存在当地的文化馆、档案馆，博物馆、非遗展览和主题活动也主要发挥宣传、教育的功能，不具备旅游功能。政府主要从遗产管理的视角对大运河文化进行静态的、单点的、项目性的保护，而没有从产业开发视角，对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资源进行整体规划，缺乏市场化的定位和创意化的展示利用手段，旅游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相对不完善。
五是缺乏有效的沿线协同合作，统筹协调机制有待创新。国家层面统筹缺位，沿线城市各自为政，同质化趋势严重；大运河涉及水利、环保、规划、文物、宣传等多个职能部门，多头管理现象突出；宣传力度不足，社会力量参与热情与程度不高；四是区域协同还缺少必要的组织、制度与政策保障。
为此，撰稿人范周等建议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因地制宜顶层设计，打造大运河文化IP。大运河流域城市需充分运用历史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红色文化、旅游生态文化等资源，推动文化精品创作生产，加大对原创文化精品的扶持力度，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力作。大运河沿线文化和旅游的行政主管部门要着眼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大运河文化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相关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大运河文化体系。
二是更新资源活化方式，增强文化遗产传承活力。第一，挖掘非遗文化资源，建设非遗馆。提升大运河沿岸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或综合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同时加强统筹协调，避免重复建设。第二，创新传习活动形式，推动交流。每年以春节、“文化遗产日”为契机，组织活动，逐步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品牌。同时，通过政府文化部门和一些文化艺术组织的推介，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赴外地展演，让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得到升华。第三，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相融合，促进可持续发展。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文化、生产、生活、民间工艺、表演艺术、礼仪习俗等多个领域，既是当地群众文化生活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要把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人文积淀及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保护好、传承好大运河沿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大运河特色体验旅游业的发展。
三是挖掘运河文化内涵，推动运河文旅价值转化。第一，梳理大运河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对大运河文化的精神内核尤其是对大运河与流经城市的地域文化传统、民俗特色、历史变迁、城市风貌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研究，为旅游项目策划和旅游产品设计提供丰富的素材。第二，挖掘非遗本身的文化价值。尤其是蕴含在其外显形态之中的隐性的内涵、价值观、审美心理与生活方式等，并将其凝练成重要的文化元素及符号。第三，关注非遗与运河的关系。如不同形态的传统工艺、美术、表演艺术等在运河沿线的传播、交流与融合等。总的来说，要在梳理大运河的水文化、漕运文化、商业文化、民俗文化，北京的古都文化、京味文化及非遗的历史、精神、科学及审美等价值的基础上，进行挖掘、整合与转化，提炼出大运河特色文化符号，在促进产业融合、做大产业载体、融入运河旅游网等方面下足功夫，最终将运河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优势，。
四是统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生态环境。第一，完善相关基础设施配套。如构建水陆快速交通网络、5G通讯、智慧景区等。第二，完善旅游公共服务配套。以丰富的运河文化资源为依托，打造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地方景标，将文化资源保护与公共文化空间结合，不仅为大众提供了休闲娱乐空间，也丰富了群众文化及相关保护知识，营造区域文化氛围，增强地方文化认同，在创新文化保护传承形式的同时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了二者的有效联动。如设计运河沿线景观节点，打造旗帜性运河文化地标；塑造特色文化空间与雕塑小品，渗透运河文化气质，等等。
五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构建运河文化品牌体系。第一，培育大运河文化精品创作生产体系。大运河流域城市需充分运用历史文化、民族及民间文化、红色文化、旅游生态文化等资源，推动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加大对原创文化精品的扶持力度，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因此，整合特色人文资源，打造文化产业品牌，使大运河文化带成为“高品位的璀璨文化带、高颜值的绿色生态带、高水平的全域旅游带”。第二，加大旅游景点的文化融入和品牌营销力度。将区域特色的自然人文资源进行整体规划和开发利用，组织研究人员编写具有文化底蕴的景点介绍，突出地方特色旅游项目的知识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大运河流域地级市需大力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促进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高新技术在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等各环节的应用，加快培育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新型文化业态。
六是促进产业融合对接，探索文旅融合的新业态。第一，调动市场力量，大力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以大运河文化为内核，启动“大运河文化＋”计划，促进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高新技术在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等各环节的应用，加快培育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文化业态。第二，创新发展模式，拓展文旅发展空间。推进与沿线生态建设、城市功能、经济发展间的融合发展，创建一个文化特色、创新有力、繁荣活跃的发展带和城市群。鼓励沿线城市充分挖掘本地运河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创新性地将其融入到城市建设中去，丰富城市服务的多样性与特色性。同时运河文化不必局限在河道、船闸、码头等固态遗产上，还应探索以大文化IP为纽带，与特色小镇、动漫影视、旅游产品等有机融合，打造一个集景观带、文化带和经济带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群廊。
七是建立健全区域协同机制，增强统筹管理能力。第一，推进市域统筹。创新大运河文化带的合作组织、合作机制、合作政策等内容，推动形成文化带命运与利益共同体，打造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样板。第二，推进区域统筹，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融入到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华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上来，助推运河保护利用与所在地区以及沿线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全方位深化国家战略和区域新格局背景下不同层面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第三，推进国际合作。流淌了2500多年的中国大运河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对此，要加强与国际运河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引领创新大运河文化带的合作组织、机制、政策与内容，推动形成文化带命运与利益共同体。第四，推进学术联盟。依托城市人才资源优势，集聚一批优秀专家，倡导建立大运河文化带研究学术联盟，成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人才智库，推动“运河学”建设，返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发展。
（参见《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p128－13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指出——
长城的利用以接触型为主
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撰稿人张朝枝等指出，长城是我国体量最大、分布最广、问题最复杂的文化遗产。长城的保护利用现状、问题与趋势是我国文化遗产利用的缩影。我国长城文化遗产资源呈线性分布，跨越了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04个县域，总长度达2万多千米。据国家文物局2018年《长城保护报告》资源普查数据，接近1／3的长城资源分布于内蒙古，其次是河北、山西、甘肃、辽宁、陕西、北京等地，占比分别为18．89％、9．74％、8．79％、6．86％、6．66％、5．38％。
长城的利用形式多样，既包括生产性利用，如将长城作为酒店、客栈、旅游吸引物，也包括将长城作为生活性利用，如利用长城的关堡建设住宅、圈养牲口等。各种利用方式繁多，利用方式间也常交叉，很难进行简单分类。根据长城的实际情况，可将“利用”分为接触型利用和非接触型利用两类，以方便指导长城的保护与管理。其中，接触型利用是指利用者在长城开放状态下可直接与长城本体接触开展活动，如攀爬、登临、建设等活动形式，这些活动可能对遗产本体及其周边环境风貌产生直接影响。非接触型利用是指利用者利用长城的景观价值但不直接接触长城本体开展活动，如远眺、旁观、俯瞰等活动形式，这些活动不直接影响遗产本体，但对遗产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根据2018年《长城保护与开放利用对策研究课题报告》实地普查统计数据，以长城点段为主体的开放与利用场所共计162处，共涵盖13个省份31个市77个县（青海、吉林两省长城资源的利用尚未展开调查）。其中，接触型利用长城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以北京、河北、山西为主，占比分别为24．07％、15．43％、13．58％，三省的接触型利用长城资源占比已超过总数的1／2；其次是东北地区，以黑龙江、辽宁为主；再次是西北地区，以宁夏、陕西、甘肃为主。而非接触型利用长城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北京等省市。总体来看，长城遗存分布与利用的区域差异大，如内蒙古长城资源丰富，其利用率占比却仅为2．47％，北京的长城资源遗存占比排第七，其利用率排名第一。
接触型利用长城多以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遗址公园、度假区等景区形式存在，而非接触型利用长城多以全域旅游长城板块、长城沿线特色小镇、主题博物馆、长城历史文化乡村或者不以长城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景区（点）存在。据不完全统计，162处长城开放利用场所中已经有66处成为不同等级的旅游景区（图4），其中接触型利用长城的A级旅游景区占80．30％，远远高于非接触型利用长城的A级旅游景区（19．70％），景区等级越高，这一特征越明显。旅游景区对于长城本体资源的利用方式有三类：第一类景区以长城墙体及附属物等本体作为景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景区，如八达岭、山海关、慕田峪、居庸关、虎山长城、嘉峪关、雁门关、九门口长城、金山岭长城风景区等，以展示长城价值为核心；第二类景区以长城本体资源及周边自然人文资源的结合为主要旅游吸引物，如医巫闾山风景名胜区、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古北水镇、涞源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等综合性旅游景区；第三类景区以长城墙体外围的堡寨类资源为主要核心引物，如兴城古城、张家口堡、暖泉古镇、宣化古城、老牛湾堡等。根据长城保护的属地管理原则，接触型利用长城的管理主体多以景区管理委员会形式进行统一管理，同时接受相关主管部门如文物、旅游等部门的监督管理。而非接触型利用长城的管理主体多样化，但往往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其利用活动本身对长城本体不产生影响，但对长城的风貌控制、价值阐释等产生影响。总的来看，大部分长城旅游景区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基本一致，即利用得好的长城景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发展，接触型长城的利用效益优于非接触型长城的利用效率。
展望未来，长城要在国民文化自信建设中承担更重要的功能。随着文化自信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长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象征的载体，将来需要承担更多的文化自信建设功能。长城的管理体制改革将持续推进，进一步促进综合利用。旅游利用在遗产保护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接触型利用需要受到更多关注。
对此，我们要实施“优先保护”策略，保护好长城的本体及其与周边人文、自然环境的完整性，处理好全面保存与重点保护的关系。对长城实施分级管理，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管理互动反馈机制。结合长城遗产资源条件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选择性地开放不同点、段的长城。依据现有长城遗产资源的可干预强度，差别性地采取利用方式，真实地、完整地向公众展示与阐释长城的遗产价值。
（参见《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p112－1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指出——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不断涌现成效显著
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撰稿人王德刚指出，近年来，在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发展实践中，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不断涌现，特别是陕西、浙江、山东、湖南、河南、贵州等地，在探索农民股份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过程中走在了前列，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积累了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意义，具有代表性的有五种类型。
一是全员股份制。以中郝峪为例，创新采用“全体村民股份制”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资源整合、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演化过程，实现了彻底的资源变资本、资本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二是“村集体＋公司”合作股份制。以鲁家村为例，“村集体＋公司”的发展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第一阶段是村内股份合作社；第二阶段是股份合作公司；第三阶段为村办股份公司。鲁家村“村集体＋公司”的股份制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村集体统筹协调、内外资源整合、专人做专事的主导作用，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一体化，提升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有效激发了乡村的内在活力和造血功能。
三是“公司＋村集体＋贫困户”扶贫股份制。以五彩山村为例，采取“公司＋村集体＋贫困户”的股份组织模式，公司拥有乡村旅游项目的经营权，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投资、运营；村“两委”协助公司在村内开展工作，负责提供项目建设所需资料及协调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以推动项目进展；农户除以土地、房屋及其他资产入股公司外，还可以经营农家乐、售卖农特产品，享受乡村旅游开发带来的好处。
四是“公司＋村集体＋农户（非贫困户＋贫困户）”分类股份制。以十八洞村为例，形成了“公司＋村集体＋农户（非贫困户＋贫困户）”的股份结构。
五是“村集体＋业户”多元股份制。以袁家村为例，目前袁家村通过股份制改革，形成了三产带二产连一产的“三产融合”发展体系，有效解决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资源投入不足、活力下降、联系松散、监管困难等问题，成功探索出一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之路。
总之，乡村旅游领域作为新型集体经济实践的先行者，为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模式和新经验，但总体来说，以农民股份制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对这些模式的进一步探索完善，不仅有利于在更大范围推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也有助于在理论上推进农业经济和股份制理论的发展。
（参见《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p163－16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指出——
世界银行在中国文化遗产和可持续旅游领域建设持续发力助力减贫事业
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世界银行专家艾哈迈德·艾维达和贾铮撰文指出，中国以其历史文化名城、考古遗址、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艺术、文化景观和民族的多样性而闻名于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加大，使文化遗产得到了新生，也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全国各地新的交通方式正在推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旅游业从业人数最多的国家。旅游业对GDP的贡献位居全球第二。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旅游业蓬勃发展，得益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个人可支配收入。仅2017年，旅游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就达11％，对全国就业的贡献率达10．3％。毫无疑问，文化遗产是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是许多文化遗产地都位于中国较贫穷的内陆城市和省份。如果以可持续的方式加以管理，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将成为帮助当地社区特别是少数民族、青年和妇女找到工作、增加收入和改善生计的独特机会。
为了帮助消除中国落后地区的贫困和不平等，世界银行集团致力于与中国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旅游方面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世界银行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约20个相关项目。这些项目支持了文化旅游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集团开始将文化遗产和旅游业纳入发展项目。到目前为止，已经投资了17个项目，贷款总额约为18．6亿美元。将近7亿美元直接用于文化遗产和可持续旅游业，使中国成为世界银行集团支持该行业的最大单一国家。世界银行集团与中国政府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旅游方面的合作从20世纪90年代的紧急保护需求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具有文化遗产成分的城市环境项目，再发展到2000年末至2010年初的独立文化遗产和可持续旅游项目，直到现已整合的文化遗产和可持续旅游业，以支持减贫、促进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以及支持国家项目，如丝绸之路和农村振兴项目。多年来，该项目帮助保护了40多个文化遗产遗址，30多个历史悠久的城市社区、城镇和乡村；支持创造了数千个就业机会和企业；增加了所有项目地点的旅游人数、旅游支出和满意度。
（参见《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p142－14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预计——
“后旅游扶贫”时代呈现四大趋势
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撰稿人李燕琴等指出，我国旅游减贫从自然减贫到发展驱动式减贫，再到精准减贫，开拓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减贫之路。中国旅游减贫模式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强调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政府领导兼顾村寨内部力量整合与社会外部力量参与，企业运行涵括直接经营运作与间接责任帮扶。中国发展经验表明，旅游减贫需要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在注重区域发展差异的同时，强调一二三产业融合、开发与保护结合、扶贫与扶智融合。绿皮书指出，展望2020年的“后旅游扶贫”时代，有几大趋势值得关注。一是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伴随经济快速增长，在绝对贫困消除的同时常常出现相对贫困扩大的情况，更大的贫富差距使村民幸福感降低，因此，共同富裕是扶贫中必须要遵循的准则，缩小贫富差距是未来解决相对贫困的重要目标。二是从经济减贫到多维减贫。在经济收入之外，“多维贫困指数”还将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多个方面纳入考量，以判断个人和家庭是否处于贫困状态，考察指标包括健康状况、工作质量，以及是否面临暴力威胁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全新论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对旅游减贫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从以经济为主转向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多措并举。三是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关怀。中国减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行动，带有宏大叙事之特征。2019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迪弗洛（Esther Duflo）和哈佛大学教授克雷默（Michael Kremer）——提出了一种田野实验的新方法，将减贫这个宏大的问题分解成个人或群体层面上更小、更容易处理、更精确的问题，然后通过实地实验来寻找答案。对于“贫穷的深层、相互关联的根源”的理解，无疑有利于对微观个体的关怀，有利于乡村美好生活的实现，有利于促进减贫的精细化。四是从实践创新到理论探究。无论是中国减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还是每年1000多万人口的年度减贫速率，都可谓奇迹，而旅游业两成左右的贡献，也在世界旅游减贫史上一枝独秀。2020年之后，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强调的，中国继续推出系统性的社会计划，减少除极端贫困之外的贫困，不仅将发展作为优先目标，而且努力实现社会平等，将现代社会的便利惠及每一个人。这无疑需要实践的创新，中国也正努力从扶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战略转型。此外，鉴于如此丰富的实践积累，下一阶段需要在实践基础上探究减贫理论，这既有利于指导中国新的乡村发展实践，也有利于从中国模式凝练可贡献于世界减贫事业的有效经验。
旅游扶贫是一场持久战，需要足够的耐心与“柔性”的操作。我们需要认识到扶贫的社会目标是要“打破社会生态的贫困平衡，构建富足平衡”，充分理解扶贫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认识到扶贫的个人目标是“从低物质均衡的原生幸福到高物质均衡的次生幸福”，在逐渐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扶贫速度与效果的平衡。对扶贫短期速度的追求应当让位于长期的效果，治贫过程的精确管理应当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如果说扶贫过程是贫困群体走向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以怎样的速度走向现代化应该由当地人决定，一个当地人可以接受的现代化速度是一种更可持续的扶贫保证。因此，在扶贫进程中，居民满意度应当被监测，以便适时地调控发展速度，适应居民的承受能力，彰显治贫的“柔性”。
（参见《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p180－18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指出——
万村景区化，浙江乡村旅游再升级
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撰稿人王莹等指出，乡村是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空间，各地政府高度重视并开展了丰富的实践探索。浙江省通过万村景区化，以“旅游＋”的思路与机制创新，在盘活农村资源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完善旅游公共服务改善乡村环境、强化文化传承提升居民自信、鼓励社区参与创新管理模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万村景区化是浙江省委、省政府于2017年提出的，旨在通过5年努力，到2021年底，全省共建成10000个景区村庄，其中3A级景区村庄1000个，同时建成10个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超100万人，村镇两级乡村旅游骨干培训超5000人。万村景区化推进速度快、覆盖面广、挑战性强，万村景区化提出的背景解析、实践探索以及面临的困惑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典型案例价值。万村景区化并非要将乡村建设成为传统意义的旅游景区，而是要建成开放型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是以全域旅游的思路与模式，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成果从“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型，从美丽乡村的诗画景色向美丽经济的富民目的转变，探索以文化和旅游发展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引领乡村振兴的新路。
其具体做法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形成文旅农等多部门协同推进框架。万村景区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破除行政藩篱、实现上下联动。各级文化旅游部门与农业农村、住房和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开展跨部门沟通与合作，将万村景区化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大花园建设、小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乡村振兴等工作共同推进。各级政府部门职责明确，省文旅厅与省农办牵头制定《浙江省万村景区化五年行动计划（2017～2021年）》以及相关指南、管理办法，明确目标、分解任务、落实政策；设区市文旅局为责任主体，全面负责万村景区化工作；县（市、区）文旅部门负责基层辅导、组织初评，镇（乡、街道）相关部门负责组织与申报。各地根据需要成立专门的景区村庄创建工作领导机构及其办公室，扎实推进创建工作。
二是探索适合乡村旅游发展的服务质量管理标准。为规范万村景区化创建工作，浙江省在借鉴《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7775－2003）的基础上，出台《浙江省A级景区村庄服务与管理指南》与实施细则，从概念范畴、核心吸引物与服务管理方面进行规范引导。明确A级景区村庄是指以村庄、社区及其村民或居民生产、生活范围为核心，以自然景观、田园风光、建筑风貌、历史遗存、民俗文化、体验活动、特色产品为主要吸引物，具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设施及旅游配套服务的区域。并从基本条件、旅游交通、环境卫生、基础设施与服务、特色项目与活动、综合管理6个方面对A级景区的创建工作加以引导。
三是践行乡村公共设施共建共享。将万村景区化纳入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市、区）、旅游综合（专项）改革试点县、省级旅游风情小镇等创建工作要求之中，统筹推进乡村旅游公共设施的建设。万村景区化与美丽乡村建设等创建工作同步推进，加强基础设施、文化体育设施、环境卫生设施等方面的共建共享，在配置时以主客共享为基本原则，特别是在乡村公共交通设施、公共文化设施、公共休憩设施、公共厕所等建设时充分考虑游客与村民的使用需求，增加主客共享的公共交流空间。
四是创新乡村旅游发展的激励与监管机制。省级旅游专项资金向景区村庄建设倾斜，地方也相应出台景区村庄建设资金扶持管理办法，重点支持公共停车场、公共厕所、标识标牌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税费、用电、用水、用气等方面给予适当优惠；发改、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和规划、交通等相关部门结合职责分工，依法依规高效办理旅游项目建设审批流程。利用新闻媒体与出版读物，快速跟进对A级景区村庄的宣传，通过扩大知名度、吸引旅游者进一步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同时放宽权限，A级景区村庄的申报由乡村自主提出，镇（乡、街道）组织申报，县（市、区）负责A级、2A级的评定，设区市负责3A级的评定。整个过程程序规范、监管严厉，实行动态化管理，制定重点抽查、定期明查和不定期暗访制度，一旦发现问题，上级政府部门有权直接取消下一级政府的权限，并对A级景区村庄作出通报批评、降低或取消等级的处理。
（参见《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p184－18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指出——
高铁对于长江经济带城市可达性产生显著影响
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撰稿人汪德根等指出，高铁对于长江经济带城市可达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作用，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城市各等级交通出行等时圈在高铁网络的牵引下不断向外扩张，低耗时出行等时圈如3小时和5小时等时圈所覆盖的面积有较大幅度增加。同时，区域内各节点城市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网络，各城市以及城市群交流辐射范围也必然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高铁对于长江经济带区域旅游空间格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长江经济带的城市而言，高铁显著优化了区域内各城市群的可达性。主要表现为长江经济带5个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各等级交通出行等时圈均在高铁条件下明显向外拓展，0～3小时、3～5小时等时圈覆盖面积均获得较大幅度的提升。5个城市群交流辐射范围也在高铁作用下呈现扩张态势，各核心城市交通出行等时圈覆盖的城市数量与辐射的城市群数量在高铁“时空压缩”的效应影响下都获得一定程度的增长。
第二，对于长江经济带的旅游资源点而言，高铁大大增强了区域内各旅游资源点的旅游吸引力范围。高铁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区域内各旅游资源点吸引客源市场的市场规模与经济水平，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区域间旅游流的空间联系。
第三，从长江经济带区域旅游O－D时空格局变化看，时间层面，高铁条件下长江经济带城市0～3小时、3～5小时交通出行等时圈范围内所包含的旅游资源点数量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部分涨幅达到100％甚至200％以上。空间层面，高铁条件下绝大多数的近程空间距离旅游资源点进入城市一日交流等时圈内，中程空间距离旅游点向城市低数值交通出行等时圈范围内集中趋势明显，远程空间距离旅游点很大一部分已进入城市7小时等时圈内。综上，高铁大大拉近了城市与旅游资源点之间的O－D时空距离，强化了长江经济带客源地与旅游地的时空关联。
（参见《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p215－2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指出——
美食成为旅游目的地营销新途径
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撰稿人沈涵等指出，“食”作为旅游六要素之一，在旅游活动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需求的不断提升，对于饮食的需求也不再局限于饱腹，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味蕾享受和精神文化享受。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传统观光旅游已经不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更多的游客开始追求注重体验的旅游形式。美食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吸引物，兼具体验性和文化内涵，成为特殊兴趣旅游中的重要分支。
随着旅游者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和旅游市场竞争的加剧，旅游目的地迫切需要开发“旅游＋”细分市场，挖掘目的地新潜力。美食作为旅游者的特殊兴趣，对他们的吸引力逐渐增大，甚至成为影响他们旅游决策的关键因素。Booking．com的调查显示，75％的中国人会根据美食来决定旅游目的地。美食不仅能够丰富旅游产品，展现当地文化和历史，还有助于促进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的塑造。因此，美食正逐渐成为旅游目的地营销的新途径。其具体做法大致归为如下几类。
一是节事营销创造旅游吸引点，提升美食目的地品牌形象。美食旅游目的地节事营销是指节庆和特殊事件期间，利用消费者的节事消费心理，综合运用广告、公演、现场售卖等营销手段，进行的产品、品牌、目的地推介活动，旨在提高产品的销售力，提升美食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美食旅游目的地可以通过举办节事活动创造新的旅游吸引点，借助活动举办前的大规模新闻、广告等多元化的宣传，举办时的焦点效应和举办后的余波效应提高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低成本、高效率地吸引游客，塑造美食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形象。同时，节事活动还可以通过一系列产品和项目极大地提高游客的互动感和参与感，增强游客的旅游体验，从而成为众多美食旅游目的地和城市形象推广的重要方式。
二是影视营销借助情感移入，促进美食目的地消费升级。美食旅游目的地影视营销是旅游目的地利用电影电视中的制作地点、环境、过程、节事活动、片段，经过营销策划宣传，将美食旅游目的地推向市场，以取得美食旅游需求满足和美食旅游目的地利益相一致的一种新的营销类型，主要包括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纪录片等方式。影星、外景地、能够表达电影元素的主题甚至是一些不显眼的场景都能够吸引一定的观众，实现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目前影视营销的植入方式主要包括对白植入、故事情节植入、场景植入三种，其中故事情节植入的难度最大，效果也最为显著。许多美食旅游目的地经过精心策划，深度挖掘影视剧的标志，使其与美食旅游目的地高度融合，从而实现有效营销。此外，影视营销可以借助情感移入，增强游客的临场感和共鸣，拉近游客与美食旅游目的地之间的距离，激发游客前往影视作品中美食旅游目的地打卡的欲望，开发相关的美食旅游产品，增强潜在旅游消费者对目的地的记忆程度，促进美食旅游目的地消费。
三是视频和内容营销打造网红目的地，开辟美食旅游营销新模式。视频和内容营销是指美食旅游目的地创建一些与美食消费者相关的、有价值的、有吸引力的内容，并把这些内容通过社交媒体等分享给目标受众，吸引美食旅游者购买，或吸引他们重游，主要包括直播、Vlog、短视频、IP化和名人营销等方式。艾瑞咨询曾在2017年就网络直播用户对直播营销的态度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高达97．2％的网络直播用户对直播营销持正面态度，会观看或参与直播，有64％的用户愿意购买主播推荐的产品，由此可见，旅游直播营销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四是联合营销连接内外产业链，实现美食营销效果最大化。美食旅游目的地联合营销是指多个利益主体通力协作，共同开展美食目的地营销和促销。联合实施营销，并不限于不同的美食旅游目的地之间，还可以包括同一美食旅游目的地的不同部门之间、美食旅游目的地的上下游供应链环节之间、线上媒体和线下现场活动之间等。
五是情景化营销增强互动共鸣，实现美食旅游目的地差异化。美食旅游目的地情景化营销是指以美食为媒介，将目的地景点、历史文化和乡土食材结合起来，注重游客体验，增强游客在目的地的仪式感、文化感、互动感，创造情境化旅游，实现美食旅游目的地差异化。
（参见《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p268－27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伍策 楠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