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桂琴

　　 被告王某、陈某及李某与原告A银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主要约定A银行向王某、陈某授信贷款最高额160万元，最高额贷款期间从2016年7月15日至2019年7月14日，在该期间内可以循环贷款，无需另签订借款及担保合同，具体每笔贷款期间及金额以借据为准。该最高额贷款由李某用位于市区B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期间从借款之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最高额贷款期间无须再另行办理抵押登记；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包括以新贷款还旧贷款而形成的贷款，对此李某完全知晓。2016年7月16日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原告按约向被告王某发放了150万元，借款借据记载借款期间为2016年7月16日至2017年7月15日。

　　 该笔借款到期后，王某、陈某于2017年7月28日向原告申请了借新还旧，贷款金额仍是150万元，原告A银行按申请发放了新贷款，并且用于归还2016年7月16日的旧贷款。之后，A银行得知涉案抵押物被法院公开司法拍卖，于是向法院申请执行异议，主张对涉案抵押物有优先受偿权，被法院驳回异议请求。现A银行诉至法院，请求王某、陈某归还借款本息，并对李某抵押的涉案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另查明，因周某与王某、陈某及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判决书生效后，周某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2017年7月21日查封了李某位于市区B处的涉案房产，之后进行了司法拍卖。

　　 本案争议焦点：原告A银行是否对被告李某抵押的位于市区B处的涉案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一种观点认为，法院查封在前，A银行放新贷在后，不能对抗法院的保全强制措施。另一种观点认为，A银行对涉案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因为A银行是在最高额抵押期间内的借新还旧，且合同约定无需另签合同及办理抵押登记；法院的查封措施不能当然否定当事人之间的私权利。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原告A银行有权对被告李某提供抵押的涉案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理由如下：第一，贷款到期后，借、贷双方订立新的借款合同，将新贷用于归还旧贷，旧贷因清偿而消灭，为旧贷设立的担保物因当事人约定继续为新贷提供担保的，贷款人有权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中，《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约定：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包括以新贷款还旧贷款而形成的贷款，对此李某完全知晓。据此，可以认定被告李某知道并同意为借新还旧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第二，物权法第二百零六条第四项规定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最高额抵押的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最高院关于担保法的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在特定后，债权已届清偿期的，最高额抵押权人可以根据普通抵押权的规定行使其抵押权。本案中，虽名为最高额抵押，但是在约定的借款期限内，A银行的贷款本金一直是确定的，抵押的债权数额也是确定的，原告A银行可以根据普通抵押权的规定行使其抵押权。2017年7月28日原告A银行与被告王某、陈某产生的该笔贷款是为了消灭旧贷款而产生的新的贷款，应当区别于一般的新债。该笔贷款的金额在最高额范围内，且本金金额等于原债金额，并未增加担保人的负担，反而因借新还旧减少了罚息和复利，被告沈平、王建元仍应在抵押债权数额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第三，虽被告王某、陈某房屋已经在借新还旧前被查封，但是查封时银行对涉案房产享有抵押物权，之后借新还旧在最高额抵押期间内，最高额抵押物权不能因法院查封而消灭，且此处的新债应区别于一般的新设立的债务。故而不能因法院的查封财产保全措施，而当然否定银行的抵押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