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克锋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溥仪是末代皇帝，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代言人。按照常理，二人之间是水火不容和针锋相对的。但是，在1922年的春夏之交，胡适却应溥仪的邀请，进入紫禁城，并在十分愉快的气氛中交谈了20分钟。新人物与旧代表的交往，在当时引起了争论。如今旧事重提，重新认识和解读这件事，并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有意义的。
宫中打来的神秘电话
1922年，北京的电话还很少，一本电话簿几乎涵盖了整个城市的用户号码。皇宫也是刚刚装电话不久，17岁的少年皇帝溥仪心生好奇，按照电话本上的电话号码一顿狂打，因为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Johnston）与胡适有来往，还给他推荐过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所以溥仪便给胡适打电话。
据溥仪回忆，具体情形是这样的： 溥仪： “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胡适：“你是谁呀，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溥仪：“哈哈，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胡适：“宣统？是皇上？” 溥仪：“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瞧瞧吧。”
这天是1922年5月17日。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去看他。”为何选择五月初二这个日子，胡适在日记中特意注明：宫中逢二休息。
胡适之所以没有答应溥仪次日进见的请求，是因为胡适是一个细心人。他知道，在对宫中及溥仪近况不太了解的情形下，贸然进宫、仓促见面，可能会出现尴尬。5月24日，胡适登门拜访庄士敦,详细询问宫中情况与溥仪的生活。庄士敦告诉胡适，宫中情况比较复杂，一班老人对小皇帝限制很严。
但皇帝本人近来“颇能自立，自行其意”，试图摆脱宫中约束，比如自己剪辫子，自雇汽车去医院探望病重的老师陈宝琛，读你的《尝试集》和《文存》。包括这次要见你，连我都不知道。庄士敦还告诉胡适，他因为给宣统教授英文，又处处维护宣统，也引起宫里一些人的排挤，他想辞职，但宣统不同意。经过了解，胡适觉得小皇帝还是思想比较开放的青年，见一面还是有意义的。
养心殿里的交谈
1922年5月30日上午11时许，溥仪派人到胡适家接胡适。关于两人见面的细节，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述。胡适日记中写道：
我们到了神武门前，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
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麋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
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他说他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日记中提到的白情，指诗人康白情；平伯，指新文学青年俞平伯。胡适主要是回答溥仪的提问，主题是文学，中间还谈到溥仪出国留学的事情，胡适当然是支持和鼓励的。
关于这次胡适见溥仪，新文化界反应正常，没有人感觉震惊。新闻界如《大公报》、《申报》等只作为新闻发表，未加评论。北京《晨报》发表了《胡适为帝者师》，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胡适请求免跪拜》评论，前者说胡适见溥仪是想做皇帝老师，后者说胡适见溥仪前请求免去跪拜礼仪。
有些小报甚至渲染胡适见溥仪时行了跪拜礼。一时，真假难辨，谣言四起。7月23日，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宣统与胡适》一文，把当日的日记公开发表，并对某些舆论混淆视听谈了自己的看法。胡适指出：“这是五十日之前的事。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
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胡适告诉读者：“我没工夫去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很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文章发表后，风波平息。胡适依然与溥仪保持来往。
为末代皇帝打抱不平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将领冯玉祥临阵反戈一击，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武力驱逐溥仪出宫。对此，舆论普遍叫好。胡适却致信时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强烈谴责冯玉祥武力废除清室行为。在信中，胡适的愤激之情溢于言语之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
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事已至此，胡适无力回天，只就善后事宜提出三点：保证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妥善处理清宫古物，防止军人政客趁火打劫；公平合理估价清宫古物，按时足额付给清室。
胡适的信公开发表后，立即引发轩然大波。著名作家周作人致信胡适，指出：“这次的事从我们的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20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虽然说不上是历史上的荣誉，但也绝不是污点”。
学者李书华、李宗侗联名致信胡适，信中指出：“我们读了这段新闻以后，觉得非常骇异，这种议论，若出于‘清室臣仆变为民国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与清室有关系’的一般人之口中，当然不足为怪，但是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样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面对质疑与批判，胡适首先声明，尽管他与庄士敦是朋友，但并没有“受外国人谬论”的影响，他的意见只代表他自己，并没有受人指使和利用；在取消清帝年号上，大家没有争议，只是取消方式上，我主张温和点，多一点“绅士的行为”罢了。
综观事件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时论及其朋友对胡适的理解是不全面和准确的。其实，胡适从青年留学时代起，就立志要做“国民导师”，在思想理论上试图有所建树。他主张宽容、容忍，好打抱不平，替弱者代言，强调言论思想独立自由，反对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自然，胡适与溥仪的个人交往与情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符合中国文化的处世待人原则。至于有人认为胡适想为帝王师，是太小看胡适的追求和理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