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三解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反观刘邦，“父母靠不住”，“岳父靠不住”，唯有朋友萧何、樊哙、夏侯婴靠得住，加上刘邦的眼光和胆量，才有了从“零到一”的“沛公”和沛县“三千”子弟兵，这也算是刘邦创业的“第一桶金”，“帝业”的起点。

　　那么，他的从“一到十”，靠什么？

　　一

　　对于刘邦的成功，他自己、臣子还是后人的总结有一堆，但无论是“功臣功狗论”、“人杰得而用之论”还是“不吝惜爵赏论”，都是刘邦已经成为汉王之后，有功名爵禄驱使，名臣猛将得而为用的故事，那也就是个“从十到二十”的过程，讲得是君王之道，放在秦始皇身上也一样适用。

　　在刘邦的人生传奇之中，最重要的阶段，并非这个。虽然这是从“个体经验”出发最津津乐道的部分，因为最有代入感，也不需要费脑子，就可以做“总结历史经验”的切入点，但是，中国历史上的成功者，“功夫”往往都不在明处，而早有“伏笔”。

　　“从一到十”，恰恰就是刘邦人生传奇的“伏笔”。

　　因为今天的文章是“谈人”，所以开篇就把刘邦具有三项特殊能力和一项旁人难比的特质摆出来。

　　先说能力：

　　（1）秦朝亭校长出身，武猛有力，熟悉战阵，简言之，本人非常能打；

　　（2）壮年为吏，对秦制非常熟悉，与“秦吏”可无缝对接，有治政能力；

　　（3）少年学书，青年游历，有学有术，见识广博，并非井底之蛙。

　　刘邦编造“赤帝子杀白帝子”故事，用心深远，在沛县起兵之初，以一县之地的“沛公”祭祀“兵主蚩尤”及张“赤帜”的雄心勃勃。

　　这是“见识”、“野心”，敢当沛公，则是“胆量”，得萧何、曹参、夏侯婴这样的“县令史”为助，且是最核心的支持者，相当于“沛县”和“三千子弟”都是他们哥几个的“陪嫁”，后来又收纳“郡卒史”周苛、周昌进入核心圈，都说明，刘邦的行事风格与“秦吏”很投契。

　　这些都是“水面上”的，还有“水面下”的，前人其实已经有所关注，比如刘邦的“楚人”背景，或是吕氏家族的支持等等，但是如果对刘邦的“创业”经历进行全景式地回顾，就会发现，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质”，那就是——身兼“楚”、“魏”的出身，这不是秘密，却又独一无二。

　　刘邦好楚歌、楚服，这在《史记》中有不止一处记载，起兵之后用“楚制”，响应陈胜的“张楚”政权，也史有名载，但是，刘邦家族祭祖是以“梁巫”为主、荆巫、秦巫、晋巫，也就是在“宗社”的意义上，刘邦家族是强调“梁人”传统的同时，身兼“楚、秦、晋”。

　　如果他只是个郡县小吏，这些能力和特质毫无用处，用来谋生也很难摆脱自己和妻儿亲自下田的境遇，纯属“屠龙技”。

　　无独有偶，刘邦的妻族吕氏出自“单父”，单父县地近定陶，又位于丰邑之北，与刘邦的出生地相距不远，更重要的是，定陶作为战国时代重要的城邑，原属于宋国，齐、魏、楚灭宋后，属于齐国，在五国伐齐后，归属于秦国，先为穰侯魏冉的封邑，后入秦为“陶郡”，自公元前274年（秦昭襄王三十三年）此地属秦。

　　至公元前265年，穰侯魏冉罢相回归陶邑，当年，魏国即攻占了“单父”，至迟到公元前243年（当年魏安厘王与信陵君死），陶郡全数入魏。

　　也就是说，最远是公元前265年，最近是公元前243年，吕氏家族由“秦人”变成了“魏人”，到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再次由“魏人”变成“秦人”。

　　长则40年，短则18年，吕氏家族也是身兼“魏、秦”。

　　这是不是也是刘吕联姻的理由之一，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指出这个事实的存在。

　　而能确定关联的事实是，在《史记》、《汉书》的“功臣表”中明确写明汉国建立前“从起”地点的列侯中，有：

　　单父：3人；（秦砀郡，魏地）

　　砀：13人；（秦砀郡，魏地）

　　方与：1人；（秦薛郡，楚地，见杨宽、缪文远引《战国策》认为，公元前235年，留、方与、铚、胡陵、砀、萧、相已由魏入楚）

　　丰：10人；（秦泗川郡，楚地）

　　杠里：1人；（秦东郡，魏地）

　　横阳：1人；（秦砀郡，魏地）

　　胡陵：1人；（秦薛郡，楚地）

　　颊：1人；（秦颍川郡，韩地）

　　亢父：1人；（秦薛郡，楚地）

　　留：4人；（秦泗川郡，楚地）

　　陈留：1人（《汉书》作：留）；（秦砀郡，魏地）

　　啮桑：1人；（秦泗川郡，楚地）

　　沛：16人；（秦泗川郡，楚地）

　　岐：1人；（秦砀郡，魏地）

　　宛朐：2人；（秦东郡，魏地）

　　下邳：1人（仅张良）；（秦东海郡，楚地，张良出身应为韩地，不计入）

　　薛：8人（丁复，《史记》作邺，应有误；革朱，《史记》作：丰，应有误）；（秦薛郡，楚地）

　　阳武：1人（张苍）；（秦三川郡，秦地）

　　阳夏（或栎阳）：1人；（秦陈郡，楚地）

　　柘：1人；（秦陈郡，楚地）

　　昌邑：1人；（秦砀郡，魏地）

　　另有萧何（秦泗川郡，楚地）、夏侯婴（秦泗川郡，楚地）、吕泽（秦泗川郡，楚地）、吕释之（秦泗川郡，楚地）、周昌（秦泗川郡，楚地）、雍齿（丰，秦泗川郡，楚地）、郦食其（陈留，秦砀郡，魏地），见“世家”、“列传”。

　　总数共：77人

　　以战国时国别分：

　　楚地：50人（含不确定1人）；

　　魏地：24人；

　　韩地：2人（含张良）；

　　秦地：1人。

　　以郡别分：

　　泗川郡：37人；

　　砀郡：21人；

　　薛郡：11人；

　　东郡：3人；

　　陈郡：2人（含不确定1人）；

　　颍川郡：2人（含张良）；

　　三川郡：：1人。

　　图中的红色部分是楚汉战争中彭越的“游击区”，而这个范围恰恰与上述统计中刘邦集团的列侯“从起”的区域大致重合（缺丰、沛、薛），当然，如果能以更有层次的制图来表示，就会发现，沛、丰、砀、薛，恐怕会红得发紫。

　　秦县总数今不可考，以《二年律令·秩律》中所记录“汉县”（不含分封诸侯国）计，约有270或271个县、道、邑（见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4比270，比例约为1.48%，如果计入齐、楚、吴、赵、代、燕、梁、淮南、琅琊、淮阳、常山等诸侯国的辖县，则这个比例远低于1/100，甚至会接近1/200。

　　为什么会是这里？

　　二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刻剖析刘邦集团的权力结构和发展脉络，真相藏在细节中。

　　在沛县跟随刘邦的“绝对核心”团队，人数最多，超过20人，“丰邑”出身的功臣列侯，虽然绝对数不少，达10人以上，却距离刘邦“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较远，有可能长期为王陵的部下。

　　也就是说，刘邦集团的“核心力量”，即掌握3000子弟兵的沛县、丰邑“元从”，就有30多人，但却并不能视作一个“山头”，而是“大山头”之中有“小山头”，只不过，沛县从起的“楚人”有20个左右，具备对丰邑“小山头”或称王陵“小山头”的绝对优势。

　　这也是刘“主”王“客”的关键。

　　这也奠定了刘邦集团的“基础结构”，即以《墨子·号令》中“县守兵”为单位的“二元体制”并行：

　　（1）主—客；

　　（2）吏—卒。

　　主客关系，是刘邦以“县公”身份为“主家”，而从属“名士”和“势力”以“客”的身份加入该团体，“客”的身份又有不同，有“名士”和“势力”、“客卒”三种：

　　（1）名士，如萧何、周苛、周昌、郦食其、张苍等文吏；

　　（2）势力，如王陵、张良，也以“厩将”为名，从属并有独立性；

　　（3）客卒，没有“客”之名，却从属于“客”的“卒”。

　　吏卒关系，是刘邦以“县公”身份为“城守”，所统属的“家吏”和“吏卒”：

　　（1）家吏，如曹参、樊哙等以中涓、舍人职位从起的部下；

　　（2）吏卒，如队率、卒等职位从起的部下。

　　丰沛出身的列侯，“家吏”身份者最多，“客”次之，“吏卒”最少，恰恰说明了刘邦集团的“治理结构”是以“家吏”担当秦军中“士”的角色，借以冲突决荡，所以“功”多；而“客”则随行作战，某些特殊情境担任“特将”率领别动队，如张良就因为体弱多病“未尝特将”；“吏卒”则是“屯军”中“屯卒”的角色，跟随精锐突击的普通士兵，正符合秦军的身份分级体系。

　　此后，直至刘邦入汉中称王，刘邦集团经历了几个阶段（红字为有记载列侯“从起地”）：

　　第一阶段：独立势力，自起兵至丰邑叛魏，进攻未果；（二三千人）

　　地点为：沛、丰、方与、胡陵；

　　官职为：客、中涓、舍人、职志、队率、卒（另有一悼武王郎中冯无择，或为刘邦称王后吕泽“将兵先入砀”时从起于“丰”，或为先归“丰邑”者）。

　　第二阶段：景驹部下，自投奔秦嘉至攻克砀，再攻丰；（得五六千人，合至九千人）

　　地点为：萧、留、砀、下邑；

　　官职为：客、中涓、舍人、门尉、执盾队史、执盾、卒、厩将、户将、越将、慎将。

　　第三阶段：项梁部下，自投奔项梁至项梁在定陶被杀；（益卒五千、五大夫将十人）

　　地点为：薛、兰、虞、济阳、户牖、雍丘、辕戚、东缗、栗、啮桑、东阿、濮阳、蕲城、都关、定陶、宛朐、临济、寿张、卷、开封、狐父、祁善置、亢父、柘；

　　官职为：客、中涓、舍人、特将、连敖、户卫、越将、越连敖、卒，（睢阳令，蔡兼以睢阳令从起阿）。

　　第四阶段：怀王部下，以武安侯、砀郡长北上略魏地（并刚武侯军四千余人）；

　　地点为：阳城、杠里、成武、栗、昌邑、高阳、陈留、开封、白马、曲遇、阳武、轘辕、缑氏、尸北、亳南、横阳、安阳、岐、长社、宛陵、颍阳、阳翟、郟；

　　官职为：客、舍人、将军、骈怜、卒、军匠、（周勃为襄贲令、夏侯婴为滕令、曹参为戚公、另有楚封诸侯：王陵为襄侯、戚鳃为高武侯、陈武为刚武侯）。

　　第五阶段：怀王部下，以武安侯、砀郡长西进至武关（以二万人攻峣关，诈作五万人）；

　　地点为：犨、宛、丹水、胡阳、析、郦、武关、穰、旬关；

　　官职为：无。

　　第六阶段：怀王部下，领军降秦王子婴，大军“至霸上”。（十万人，号称二十万）

　　地点为：峣关、蓝田、芷阳、霸上；

　　官职为：无。

　　经过初步整理材料可知，第一阶段至第四阶段，是刘邦集团逐步吸纳“新鲜血液”进入的时期，而第五、第六阶段，虽然刘邦所部获得了极大地扩张，“将吏”却并没有同期增加，能够在日后受封列侯的一个都没有，而在“功臣表”仍存在一些“汉元年”之后从起的“将吏”，也就说明这不单纯是资历问题，而是在以“将”为单位的刘邦集团中，这两个阶段中略取的郡县在组织中的参与度较低。

　　反过来细究各个阶段中的“将”的扩张，实际上与几次大变化有关：

　　（1）沛县起兵，丰邑驻守，有三千人左右；

　　（2）攻克砀地，收兵六千，合九千人左右；

　　（3）薛县归项，增兵五千，合一万四千人；

　　（4）略定魏地，收罗各部，刚武侯四千人，郦商四千人，合二万二千人，另有陈狶部、彭越部、皇䜣部、武满部从行（或即为“梁邹孝侯武儒”，不确定）不知其数；

　　之后兵力虽有极大扩张，“将”的规模却是相对稳定的，主体就是上文中提到的：

　　沛、丰、砀、薛。

　　从组织架构上，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刘邦集团的编制方式一直到称“汉王”前基本没有改变，尽管刘邦的身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阶段至第三阶段，刘邦的身份一直只是“沛公”，也就是“县公”，属于楚政权下属的一个“将军”；第四阶段至第六阶段，刘邦的身份升迁至武安侯、砀郡长，后者可任命砀郡内的“县令”、“县公”，也可统领辖区内的“楚国”列侯。

　　这种变化，并没有触动刘邦集团的组织形态，仍是以“主客关系”为主，“吏卒关系”为辅。

　　中涓、舍人的“家吏”角色，延伸到《墨子·号令》中已有出现的“城守”职称“门尉、执盾”，只是在第三个阶段，于薛县接收项梁派出的十位“五大夫将”和五千士卒之后，才开始出现新的职名“连敖”，而这个领兵规模，“将”实为“五百主”同级，而“连敖”应为“将”之下主管“客卒”的“队率”级别的“楚制”军职，

　　至于“厩将”、“特将”，则一为“客将”，一为“别将”，“特将”含义前人考证甚多，不多赘述，而厩将的概念，下文将会详解，不过他们不同于“越将”、“慎将”、“户将”的性质却是确定的，“越”、“慎”为以地域、民族称谓冠名部队，如“楼烦将”即为善射之楼烦统领，而“户将”则与“户卫”相辅相成，即主守门户的护卫，《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汉代郎官即有此职名。

　　由此可见，刘邦集团在入汉中前，从未变更过其以“家吏”为直属队，以“将吏”统领不超过500人规模的士卒为羽翼的军事形态，简单地说，从未改变过以刘邦本人为核心的“个人关系”的聚合方式。

　　而这个组织形态，恰恰与刘邦集团特殊情况相匹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是“王”，甚至不是“侯”，对于脚下的任何一块土地都没有“天然”的权利，更对任何一个下属都不具备“绝对”的权威，楚人有楚王，魏人有魏王，直到他灭亡了秦朝，以汉社稷替代了秦社稷，才算成了“秦地”的汉王。

　　在这之前，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刘邦。

　　三

　　反观项梁、项羽起兵时，采取了严整的“大将、裨将、校尉、候、司马”体系，制度严谨，又将吴中豪杰纳入了军事体系之中担任将佐，其正规化塑造是走在“前面”的。

　　那么，是不是项氏集团比刘氏集团更有优势呢？

　　答案是，先进、正确的，未必是合适的，在秦朝的制度残躯上争天下，刘氏集团的“办法”已经够用，且正好够用。

　　因为本质上，刘邦只是刘邦，项羽也只是项羽，在建立“家天下”的旅程中，两个“臣族”的起点并无二致，区别之在于，能否“得人”，详见《汉书·张陈王周传》中张良劝谏刘邦不要立“六国后”的第七条理由：

　　项羽应该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才在立国之初，即杀死了“义帝”，理由就是他联络杀死“义帝”的诸侯王有三个：临江王共敖、衡山王吴芮和九江王英布，前二者受命，最终将“义帝”杀死在郴县的却是九江王英布。

　　之所以如此，正因为临江王封地在南郡以南，衡山王吴芮封地在邾（今湖北黄冈，也就是“吴头楚尾”），二人共有所谓的“南楚”之地，而九江王英布封地在江淮之间，与项羽分享“西楚”之地，项羽的九郡则横跨西楚、东楚、魏国，四者结合恰是“故楚之地”，只要“义帝”活着，他们的王座合法性就在摇晃，境内的楚人也无法只向他们这些“新王”效忠，所以，项羽实际上是向其余三王要“四分楚国”的投名状。

　　故此，项羽当时面临的选择，其实并不是“天下”的到手与否，相信项羽会笃信“十八路诸侯”是自己的臣子的人，无疑太过低估了古人的智力水平，恐怕今天一个主任科员都能想明白的“所有权”问题，难道打赢了巨鹿之战的少年英雄反倒想不明白？他是智障吗？

　　项羽真正要的是稳固西楚九郡，把项梁当年都没有吃下的“肥肉”咽下去，所以，“义帝”必须死，至于刘邦，在他看来，和他一样“穷人乍富”，初得巴蜀、汉中，又占三秦，怎么也得花点时间稳固政权、站稳脚跟吧？

　　这个想法在任何“正常”朝代的社会废墟上都是合理的，因为任何新的统治者凌驾于社会之上，都会受到社会内的“精英阶层”的反击，哪怕不是反叛，也会有怠工和讨价还价，但是，“秦制”不是“正常”的制度，秦朝社会自然也不是什么“正常”的社会。

　　长达近200年的“秦制”浸泡，秦国旧地的臣民们早已被驯化成了合格的“韭菜”，也就是不会反抗、不会喊叫的植物，这个不是虚言，以汉二年“关中大饥”为例，新生汉国的主力军已经开出了函谷关，唯一的“善政”也不过是允许关中人“自行”到巴蜀“就食”，试想，茫茫千里的蜀道上到底会堆叠多少饿殍？

　　所以，当刘邦集团以一群“秦吏”代替关中的“秦吏”时，整个秦地重新回到了历史的轨道上，这和充斥着地方豪强的楚、魏旧地完全不同，更何况，西楚九郡中的南阳郡、砀郡、泗川郡一部、薛郡一部，乃至东郡本就属于项、汉两集团共有的“基本盘”。

　　所以，彭越的“游击区”深深扎入了西楚政权的腹心，甚至最终影响了楚汉之争的胜负结果。

　　从历史记载来看，项羽“消化”领土的能力并不弱，其攫取的东海郡、陈郡、东阳郡、琅琊郡，薛郡大部、泗川郡南部，在楚汉战争中都比较稳定，没有再出现秦末叛服无常的情况。

　　项羽如何在没有“称王”的时代处理团队的组织关系，记载殊少，难以确知，而刘邦则采取了非常灵活的“厩将”和“客”的体制，“客”在前文已经谈过，这里就说说“厩将”。

　　“厩将”在“功臣表”中出现了两次，一个是张良，一个是王陵，前辈注家，对于“厩将”的意思也多有揣测，有说是管马厩的，有说是近臣的，有说是副将的，其实都摸错了脉。

　　“厩将”的意思就是“客将”，也就是与刘邦集团共同行动，却并没有君臣主从关系的独立将领，身份上，属于“同僚”。

　　王陵的记载不多，还是以张良为例。

　　见《史记·留侯世家》：

　　翻译下，就是张良在陈胜起兵后聚集了100多人的队伍，想要投奔在留县的楚国“代理王”景驹，结果半道碰上了领着几千人在下邳西边作战的刘邦，于是归于他的作战序列，刘邦“拜良为厩将”，后来讲解兵法发现刘邦天资极高，“故遂从之”，也就是干脆跟随刘邦，“不去”，即不离开刘邦去见景驹。

　　待到刘邦到了薛城见项梁，看到项梁立楚怀王，张良又游说项梁，韩国也可以有个王，比如韩王成就不错，项梁就让张良办这事儿，还任命他为“韩申徒”，让他和韩王成带着1000多人去夺韩国的地盘，结果占了几个城就被秦军夺回，只好在颍川郡流窜。

　　注意这个过程中的关键点，张良在下邳西遇刘邦，此时的刘邦是什么身份？

　　楚假王景驹认可的“沛公”，也就是一个带兵的县令，刘张二人初遇，张良“遂属焉”，只是归属，而非从属，甚至不是投靠，张良是要“直投”楚王的，所以，俩人是平起平坐的关系。

　　而刘邦是“拜”张良为“厩将”，按理说，这么郑重其事，是不是确立了君臣主从的关系了，张良开始“辅佐”刘邦了？

　　当然不是。

　　还是身份问题作祟，一个“县公”，本身都够不上“将军”的地位，他能够任命将军吗？所以，这里的“厩将”绝不是个官称，只能是“平等”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张良才有“遂从之”的必要，否则，接受任命已经确立主从关系了，怎么又“从”了一次？

　　在这之后的“从”才是真的“从”，但注意，“不去见景驹”，恰恰说明，“厩将”在身份上不是刘邦的下属，而是景驹的下属，也就是说，此处的“从”是“跟从”，而非“主从”。

　　也正因为如此，跟随刘邦见项梁的张良才直接越过刘邦给项梁献计立韩王，而他本人直接就跳转到了“韩国”的“申徒”职务，也就是《汉书》中的“司徒”，相当于韩国的相国，而刘邦这时候的职务呢？

　　还是“沛公”。

　　也就是说，张良是韩国的相国，刘邦还只是楚国的县公，跳个槽就让刘邦只能仰视了。

　　类似的情况也出在王陵身上，刘邦对王陵曾经“兄事之”的关系也决定了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可能确立君臣主从的关系，两者的“主从”不分，自然只能以“主客”待之，《王陵：“阳谋”催生的开国功臣》中已经考证过，当刘邦成为武安侯时，王陵也被封为襄侯，而刘邦偏偏能够容忍王陵、张良二人的“平起平坐”，且能够允许二人在条件不好时“搭伙过日子”，有条件了就“分家另过”，这种“得人”的方式，绝非常人。

　　更重要的是，在刘邦的帝王之路上，张良、王陵只是一同走到最后，见诸“功臣表”的例子，还有类似的人物，只是在史书中露了半张脸，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不为人所知，都是这一套“以个人关系为中心”的组织体系的成果，却不是“朋友”，或者是“拜把子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