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作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鲁迅与许广平

　　母亲跟父亲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什么名份。他们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状态，是爱让他们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名份是保障妇女权利的一种方式，而母亲觉得，她的权利不需要婚姻来保障，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作了很多工作，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过，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鲁迅最后十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东西，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是值得的。

　　母亲许广平与年少时的周海婴

　　母亲在我面前不怎么回忆父亲，她不愿意沉浸在她的悲哀当中。对我父亲，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够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吸烟不是放在嘴里，而经常是点着了放在那儿烧，既然烧，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茶叶也一样，有时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这不浪费吗？诸如此类。其实再周到、再细致的照顾，总是有不完美之处，这是很自然的。

　　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注：鲁迅的母亲与其元配夫人朱安一直生活在北京)。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现在的榛子好吃很多；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因为路途远，有时一打开，酱鸡酱鸭发霉了，妈妈只好把它们扔掉，而我觉得太可惜；祖母和朱安的信，都是别人代写的，后来有些人还问我：为什么说朱安不识字啊？!她还给你母亲写过信，说死后要念什么经、作什么被子、棺材要怎么样、点什么灯、作什么祭拜，文笔很深，文化很高啊!你是不是故意贬低朱安？!他们不知道那些信确实是别人代写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除了我这么个病孩子之外，也负担了朱安女士的生计，生活得比较艰难。朱安也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给母亲的信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难忘”，也很体谅母亲，“您一个人要负责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生活费后她也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开支的。

　　我也从来没见过朱安，连见到没见过，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一次她给母亲写信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我十五、六岁后，她就直接给我写信，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像片，给她寄来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1947年朱安病故时，母亲受国民党监视不能到北京，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

　　由于政治的需要父亲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但实际上，父亲的盛名并不是我们的护身符；相反，有一段时间在位的人都是鲁迅当时的论敌，那些人对我们完全是不理不睬；而鲁迅的崇拜者、能够关心我们的人却一个个被打压掉了。也许是有些人觉得鲁迅永远压在他们上面，有鲁迅在，他们永远只能排在二三四位吧，我也不太理解这些人的心理状态。1968年，母亲为了保护父亲的遗稿，急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可去世后连追悼会都不让开，最后是周总理决定允许向遗体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