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澶渊体制是世界安定的第一步

　　在〈忽必烈〉一章里曾解说过，当时，从蒙古高原东方到中国北部（燕云十六州），是契丹（辽）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公元九世纪时，回鹘被吉尔吉斯所灭，之后该地区出现权力的空白期，出现了多支游牧民族，其中最早建国的是契丹。

　　契丹传到第六代皇帝，出了一位明君──圣宗。在中国数百位皇帝中，庙号（祭祀天子的太庙中，与谥号一同追赠的名号）有「圣」字的皇帝，只有创建清朝鼎盛时期的「圣祖」康熙，与这位契丹的圣宗，这表示除了这两位之外，再也没有符合这个字的卓越皇帝了。

　　辽圣宗时代国力充实，所以他派兵南下攻打宋。宋朝的皇帝是第三代真宗，第三代绝大多数都优柔寡断，一听到契丹来攻，立刻想着要逃到长江以南去。

　　所幸宋朝因为政治革命而培育了优秀的官僚，其中的寇准，是位有气节的大臣。寇准劝谕皇帝：「您怎能说这种丧气话呢？敌人只不过是夷狄呀！」便强迫不情愿的宋真宗反攻北方。

　　辽圣宗与宋真宗两位皇帝在河南省的澶渊之地对峙。宋真宗吓得魂飞魄散，每天都派宦官到寇准那儿打听消息，但寇准只是打着呵欠，继续呼呼大睡，宋真宗听到宦官的报告，才终于放下心来，「既然他都不在意，应该没问题。」

　　此时，这两位皇帝都思考过，开封的繁荣代表着宋朝是个富裕的国家，即使武力再差，基本国力也能战胜辽国。因此，心知肚明的两人选择了和谈之路。这便是一○○四年的「澶渊之盟」。

　　和谈的条件是：宋朝每年给辽国绸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宋朝待辽国为弟，国境维持现状。乍看之下，好像是用钱买到了和平。但是，那些交给辽国的钱，又会被用来买宋朝的茶叶、绢、陶瓷而回流，就如同ODA（政府开发援助），日本在开发中国家投入基础建设的钱，都被日本的承包业者携回国内。对宋朝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吃亏的条件。而辽国方面也接受了这样的议和条件。

　　经过了四十年后，宋朝又与在宁夏、甘肃、青海一带建立西夏（正式的国号为「大夏」）的党项，缔结类似澶渊之盟的条约。在金国消灭了辽国之后，宋朝也与金国签订同样的条约，图谋国土的安定。

　　宋朝靠着北方军事力与南方经济力平衡的和平路线，维持了三百年的安定（这种长治久安能够实现的体制，叫做「澶渊体制」）。一一二七年，宋朝虽被金国驱赶，偏安到中国南部（南宋），但这个体系基本上并未改变。若用一句话来表达宋朝是什么样的时代，可以说就是「澶渊体制」的时代。

　　宋朝虽然一再用钱买到和平，但因辽国和西夏的军力都很强盛，为了要与之对抗，宋朝也扩大了军备。宋太祖时代，有四十万人左右的军队，到继承真宗的仁宗时代，已经扩张到一百二十万人了。既然用钱买得到和平，应该可以削减军员吧，然而，由于强盛的游牧国家依然是个隐忧，遂使宋朝不断扩充军力。再者，原本有在控制数量的官吏也渐渐增多，在宋真宗时代据称「冗员有十九万五千人」。庞大的军队与大量官吏加乘之下，形成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因此，宋朝的病灶也持续扩大。

　　而王安石很快就要出场了。

　　二、接纳〈万言书〉

　　中国的科举，是个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才能高中的难关，是日本司法考试难以相提并论的。所以，家里若无相当的资产，是没办法参加科举考试的。相反的，若能中举，便能回收投入资产的数倍之多，甚至可以养活一族老小，所以，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就算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因此，全国各地的优秀才子都会在科举中齐聚。

　　范仲淹便是其中一人，他便是写了〈岳阳楼记〉，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天下的人物。另一位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一，以散文著称（王安石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些科举出身的人士，为了防止宋朝变成巨大的政府，实施了「庆历改革」，但是因为反对派从中阻拦而几乎没有实现。范仲淹等人因此遭到贬黜，就在这时，王安石成为官员。

　　王安石生于一〇二一年，当时宋朝因为签下澶渊和约，社会安定。庆历改革时，他二十二岁，科举时以第四名高中进士，进入官场。虽然他天资聪明，却拒绝了朝廷的官职，选择在各地担任地方官。有一说法认为，他的家境并不富裕，所以希望从事俸禄较高的地方职务。以日本来说，平安时代的贵族赴地方担任「受领」的话，收入也会比较好。

　　但从王安石的角度来看，也许他认为自己应该在中国广大的各地察看实情，多多学习，才能从事真正的政治。不过真相如何，只有他本人才知道。总之，大家不妨先记下来，王安石通过科举之后，在地方当了十六年的官。

　　然后，他运用在地方工作的经验，上呈著名的〈万言书〉，向皇帝直陈，若是让这种「巨大的政府」继续下去，不但管理困难，有一天政府的财政也会破产。

　　当时，宋仁宗当政，他无心采纳，只是向旁边的人打听王安石：「好像有哪个地方官写了什么奏折，文章出色，到底是谁写好呈上来的？」但是没有人知道。毕竟王安石从来没有在朝廷任过职，自然无人知晓他。

　　过了大约十年，宋神宗即位。年轻的皇帝注意到这份〈万言书〉，燃起了振衰起弊的雄心壮志。于是，他召见王安石，将他拔擢为皇帝身边的翰林学士。两年后，王安石成为副宰相，第三年，更升为宰相。

　　王安石采用了两种政治手法。一是召集优秀的年轻官员，让他们自由讨论，再归纳政策。至于刚出炉的新法在进入实施阶段之前，他们会先在某个地方试行，等确认效果之后再全国通行。

　　王安石所规画的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他认为必须压制大地主或大商人，增加中间阶层，否则国家就不会繁盛。这与他擅长地方政务有很大的关系吧。进而，他知道振兴产业、采纳合理的经营手法等大改革的实施，若不一气呵成，一定会受到守旧派的抗拒，所以王安石在获得皇帝的信赖下，将反对人士一一遣走。

　　话虽如此，王安石并未断绝这些反对派的政治生命，在那种时代，别说是政治生命了，就算是性命都能想取就取。但他认为：「大家都是有才学的人，让他们休息一下就好。」因为他的宽大，反对派的领头羊司马光等，才能在赋闲期间，完成了史书《资治通鉴》。若王安石是心地邪恶之人，司马光可是连守旧派的领袖都当不成。由此看来，王安石与司马光虽为政敌，却是互相尊敬的文人。

　　三、为了庶民而控制物价

　　王安石极具理性，对事物的看法非常接近现代人。他所施行的先进政策，都是当时欧洲各国难以企及的。王安石的

　　政策统称「新法」，我们在此具体地看一下内容，依照时间顺序，列举出他实施的基础法令。

　　·       一〇六九年──青苗法、均输法

　　·       一〇七〇年──募役法

　　·       一〇七一年──三舍法

　　·       一〇七二年──市易法

　　「青苗法」是什么？当时的农民在采收结束、得到收入后，心里一放松，很容易就会大吃大喝，花光了明年买苗的钱，最后只能向高利贷借款。高利贷的平均利息是十到二十成，利率十分离谱。因此，为了不让农民成为金钱的奴隶，王安石设计了国家贷付秧苗金的制度，将利率控制在两成到三成。

　　「均输法」是一种物价管控政策。首都开封是运河的转运点，江南的物资都会运到这里。因此，拥有特权的运输业者，可能在运送到首都的路上收取回扣，或是见稻米不足，便囤货惜售以等待涨价，尽动一些歪脑筋。就业者来说，这种商业行为理所当然，但是王安石认为，这应该由国家掌控，并且抑制物价。

　　青苗法的施行令大地主头痛，而均输法的施行则令大运输商头痛，两者都是保护小老百姓的措施。

　　「募役法」是指，租庸调法里属于「庸」项目的劳役会妨碍农民作业，加重他们的负担，所以只要农民缴纳货币，就能代替及免除劳动。官厅会用这笔钱雇人来代替农民服劳役。另外，还撤除特权阶级的减免。这也是救济庶民的法令。

　　「三舍法」是设置官僚培养学校，除了官人与胥吏之外，也栽培中间的官僚人员。

　　另外还有「市易法」，这是商人版的「青苗法」，指的是国家对中小零售业者的低利融资，请把它想成政府金融公库即可。

　　除了这些新法之外，王安石也改革科举，他减少诗文的给分比例，把比重放在内容的理解，而非死背。也就是说，把文学系的考试改成了法学系的考试。王安石是知名的散文家，但他深知若只有诗文的才华，在实务上就会草率行事。

　　王安石的厉害之处，在于这些连连发布的法令，整体来说完全调和，而且毫无缺漏。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效率地重编政府，并将市场整顿得更公平。

　　四、传承新法的精神

　　不幸的是，一〇七四年发生大旱灾，易姓革命理论抬头，称此为「天惩恶政」。司马光所代表的守旧派、旧法派，向王安石的支持者宋神宗呈奏，王安石才是旱灾的罪魁祸首。

　　而且不只是皇帝，他们也向皇太后，即宋神宗的母亲禀报此事。

　　宋神宗虽然英明，但皇太后也只是个疼爱儿子的平凡母亲。她听信了守旧派的说词，对儿子施压，要求换下王安石。这么一来，神宗也不敢违逆，他开始怀疑，也许旱灾真的是王安石施政所惹来的灾难，最后罢免了他的宰相之职。

　　不过，王安石并不因此气馁，他写的《三经新义》，是一本为儒家经典《礼记》、《书经》、《诗经》注解的书，成为科举考生必备的参考用书。王安石认为，自己就算被削去了宰相的职位，或即使一死，新法的精神还是会传承下去。若能改革科举、选择好的课本，一定会出现优秀的官僚。王安石将这种想法藏进了《三经新义》之中。

　　他的信念有其根据。虽然在世界史课本里，都把这一段历史解释为「新旧党争」，但是旧法派没有理论，例如对青苗法，他们只能抬出儒家的主张，以「国家和人民做买卖，太奇怪了」的说法来反驳。王安石对于这一点予以彻底的反击，表示自己长年看到地方实态，大地主只知道中饱私囊，对于百姓则什么忙都不帮，这种两极化若再继续发展下去，只会削弱国力。以《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引爆话题的托玛．皮凯提（Thomas Piketty）听了，恐怕也会佩服不已吧。

　　一〇七五年，宋神宗再次命王安石为宰相，但是守旧派与皇太后结盟，不断向神宗施压，所以王安石也心生厌倦，再加上儿子亡故，只待了一年便辞职，从此过着隐居的生活。

　　在宋神宗死后的第二年，王安石离开人世。司马光虽然成为宰相，但来年也撒手人寰。之后，新旧两派的争斗越演越烈，使得宋朝陷入混乱，被视为一一二七年北宋灭亡的导火线。

　　那么，新法也死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自从王安石写了《三经新义》之后，只要是参加科举的人，都会用这本参考书来学习。所以，认真苦读的优秀官员，都成了新法派。南宋面对金、蒙古等强大的游牧民族，还能守住一百五十年，除了江南富饶的经济力之外，也多亏了这些开明派的官员。

　　宋神宗之子徽宗称颂王安石的功绩，将王安石供奉在孔庙之中。孔庙位于孔子出生地鲁国（现今的山东省），庙中奉祀了孔子、他最爱的弟子颜回，以及后继者孟子。而王安石则被赋予次于孟子的地位，可见他得到的评价有多高。不过，他只被奉祀到十三世纪中期，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