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琰鑫（重庆外语外事学院）

　　据极目新闻报道，云南曲靖一名父亲，因孩子遭遇校园霸凌，在学校调解室得知详情后情绪激动，突发心源性猝死。校方虽提供了自动体外除颤器（AED），但现场却无人会用。这场悲剧，将AED“有设备、无能力”的荒诞现实，血淋淋地摊开在公众面前。

　　事件暴露的核心矛盾，并非没有设备，而是“有”不等于“能用”。近年来，我国在公共场所大力配置AED，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此事件无情地揭示了一个普遍困境：设备装了，培训却没跟上；制度要求落实了，应急能力却“悬了空”。当父亲倒下的那一刻，墙上的AED成了一个尖锐的讽刺——它静静地挂着，仿佛在宣告公共安全建设在“最后一米”的失败。

　　当“以防万一”的急救设备，因无人会用而沦为“万一”来临时的无助摆设，这无疑是对“生命至上”原则最严重的背离。

　　从更深层看，“AED困境”直指公共安全治理的硬件思维误区。我们总急于补齐“有没有设备”的短板，却长期忽略“会不会用、敢不敢用、能否高效联动”的系统能力建设。急救从来不是单靠一台设备，而是意识、技能、协同联动的完整应急体系。事发时现场人员仅能靠120远程指导做基础心肺复苏，恰恰暴露了“设备到位”与“有效施救”间的巨大能力鸿沟。公共安全的核心绝非“配了就行”，而要做到“关键能用、人人会用”，让“会用AED”成为像会用灭火器一样的必备公共技能。

　　避免悲剧重演，需要一场从理念到实践的革新：让每一台AED都不再是冰冷的“摆设”，而是经过反复演练、承载着生命希望的“利器”；让每一位可能在场的关键人员，都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有勇气也有能力出手的“第一响应人”。唯有如此，公共安全才能真正落到实处，生命的防线才不会在最重要的瞬间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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