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的土地上
不紧不慢地活着
周华诚写散文，笔下的文字宛如旷野里连片盛开的花，一丛接一丛，撞得人满眼都是。他的书我翻过不少，身边也有相熟的朋友同他有来往。早听说他把文学搬进了稻田，办起“稻田读书会”，搞得有声有色，令人羡慕。
花、茶、古迹，都是他写惯了的题目，那些文字看似闲散，实则每一笔都踩在实处。写花能写出花的脾气，写茶能写出茶的性子，写古迹能写出砖瓦底下藏着的气韵。他不喜欢悬空的抒情，也不爱掉书袋，而是习惯把身子放低，与草木、庄稼齐平，然后从那个高度往外看。
“我们共同拥有这世界的一小部分秘密，以歌声，以花朵。”这是他写在新作《棉花与云朵》里的一句话。或许，这也是一个写作者与这个世界的约定。就像插秧时，指尖探入泥水，把带着秧苗的根须按进土里。泥水轻轻漾开的那一刻，约定便生效了。
他把自己的根须，也按进了泥土。
故乡的土地上，始终有一些种田人守着一种不紧不慢却又异常笃定的活法。一个农民，这辈子能插多少秧？一个水稻专家，闷头扎在稻丛里，不知不觉头发白了，背也驼了。这世上总有一些事，是留给普通人去做的。就像水稻生长，慢是慢，可它倔。正是这些普通人，替我们守着心里那个安静的角落，让我们不至于慌了神。
“当我们谈到故乡，未必要说那个地方经济好不好、出过什么名人、有什么风景名胜，其实它更像一种活法，给世界提供一个生活的样本——在那里，有一群人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有笑有泪地过日子，护着自己的精神世界，也给这个时代输送着一种精神上的滋养。”周华诚说。
作家动笔，不只是看见和记录，更深层的意义，是重新发现、重新讲述。周华诚心里最清楚，这个时代仍有不少东西值得坚守，仍有许许多多普通劳动者值得被写下来。当所有人都在拼命往前跑的时候，他选择慢下来，按自己的节奏生活。
为溪流取名“桃花”
离开后才见故乡
周华诚在浙西常山县五联村出生、长大。村子被田野和山林环抱着，一条细弱的溪流绕村而过。他给这条溪取了个名字，叫“桃花溪”。早年溪上架着一座朴拙的木板桥。每逢暴雨，桃花溪水上涨，白茫茫一片漫过村道和稻田，不知从哪里涌来这么多水，退去时又像有什么要紧差事，走得急匆匆的。
他一门心思只想离开村子，走得越远越好。这大概是那一代乡村青年共有的路径：念书、考学、进城，在城市里扎下根。他做过媒体人，记者生涯打磨出的职业敏感，让他对周遭的变化始终保持警觉。可奇怪的是，当他在城市的夏夜辗转反侧时，耳边总会回荡起一阵遥远的蛙鸣。把蛙声当背景音，他反而容易入眠；若再添上风声或雨声就更妙，唯独蝉鸣太闹，他消受不起。
走远了之后，他反倒能以旁观者的眼光打量那个村子，有时在书房里想，有时落在纸面上。他想起在田里劳作的父母，想起在山林和田野间讨生活的乡亲，忽然意识到，这些人打发日子的方式，有一种格外迷人的节奏。
中国人的日子，大半时间是在劳作中度过的。节气与节日，就像在时间这根绳子上打的一个个结。何时挥汗如雨，何时休养生息，都有章法，都讲仪式。在城里待得越久，想回去的念头就越强烈，要回到那些熟悉的、被遗忘了太久的事物跟前去。
十多年前，他真的回去了，双脚重新踩进泥里。他发起了“父亲的水稻田”这项城乡互动的文创项目，领着城里的孩子回到老家，同时花了整整一年，跟拍记录父亲在田里的每一步劳作。
一个飘着细雨的春日，一行人跟着周华诚的父亲下田插秧，都弓着背，把一株株秧苗按进泥里。指尖触到泥水的那一刻，某种约定便算立下了：你在泥里按下了指印，每一株秧苗都带着你的印记往上长。这是人和土地之间的约定，是土地对种田人的许诺，也是周华诚用文学的眼光重新打量故乡时，忽然撞上心头的意念。千百年来看似寻常的农耕场面，在当代文学这层滤镜之下，生出了前所未有的美感和分量。
一年后，记录水稻从耕种到收获全过程的散文集《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问世了。这是和田里的庄稼同步到手的收成。翻地、育秧、插秧、薅草、防虫、灌水，稻苗从分蘖到抽穗扬花，从灌浆到颗粒归仓；夜里蛙声此起彼伏，黄昏蜻蜓绕着田埂飞。种田人对天气的牵肠挂肚，父亲对稻田那份化不开的感情，还有那些离开土地太久便淡忘了的记忆、城里人从未体验过的生活，都在这本书里被一笔一笔温柔地铺开。
他原以为书写完了，对土地的这点情结也就落了地。没承想，这仅仅是个开头。
真正回到故乡之后，周华诚发觉，有上百件不慌不忙的小事，正等着他一桩一桩去做。比如，找种马铃薯的老汉喝顿酒。再比如，饭后约上守桥人散个步。天色泛着幽蓝，田里的秧苗刚返青，萤火虫提着小灯笼四处晃，借着这点光，脚下的路恰好能看清。又或者，坐在田埂上看红蜻蜓飞来掠去。晚霞正盛，低头一瞧，脚边的水稻田也映着一片霞色，比天上那片还要绚烂几分。秋风凉了，就侧耳听板栗从树上掉下来的声响，嘴里数着数，从一数到一百，再倒着数回来。
沉浸江南日常
守住心底安宁
他进山找过种猕猴桃的老林。老林在山里过着清寂日子，按着节气下种、采收。周华诚据此写了《山中月令》，记下老林整整一年的日常。他去过常山胡柚“祖宗树”所在的村子，拜访老徐两口子。那夫妇二人守着胡柚林，花开花落年复一年，过得不急不躁，该出力时出力，该歇时歇，在劳作里寻到了踏实的满足。他也找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山喝彩歌谣”的传承人老曾，听老人讲自己这辈子的故事，借老曾的眼睛，照见故乡人千百年来对好日子的盼头。
这些鲜活的发现，都收进了散文集《陪花再坐一会儿》。田里的劳作没有停，他又领着更多的人回乡，在“父亲的水稻田”里尝试把劳作和艺术捏到一块儿：扎稻草人、办田间摄影展、引入非遗体验、做研学课程。这些摸索和心得，陆续写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草木光阴》《草木滋味》等书里。
他还前往浙闽山区，寻访了几十座古廊桥。那些木拱廊桥架设在溪谷，不用一根铁钉，全靠榫卯咬合，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稳稳地横跨在山水间。桥上有廊屋，能遮风避雨，村里人常在桥上歇脚、闲聊、赶集。走得多了，他从中读出一种沉静的力量：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只是建桥的技艺，更是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智慧。这本《流水辞：遇见古老廊桥的隐秘之美》，用细腻的文字写下了他心中的廊桥。
再往后，他的目光落回故乡的节庆与时令，整理出《仪式：中国人的时间哲学》，分别从节气和节日切入，用散文笔法勾勒以浙西常山为代表的江南日常，以及藏在其中的风俗传统。
“今天我们回头看节气和节日的好处，不只是翻一翻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符号，更要紧的是，把那种过日子的法子接过来，把里头的精神传下去。在这个接续的过程里，我们才弄得清自己是谁、根在哪里。”他说。
2024年5月，周华诚入选浙江省首批百名文化特派员，派驻常山县辉埠镇路里坑村，任期两年。路里坑村不大，藏在山坳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可越是这样的村子，越藏着被遗忘的文化根脉。
驻村的那些日子，他常在村里转悠，跟老人拉家常，看老房子的雕花门窗，听传说和旧事。他把这份差事当作文学的另一种落地方式，也是作家身份的一项职责。他同村干部、乡贤、普通村民一起，以路里坑村为样本，梳理村子独有的文化资源，推动各方力量整合，打造文化品牌，用文旅融合撬动相关产业，帮村子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在棉田劳作的人
被拼成生动群像
为了《棉花与云朵》这本书，周华诚跑了五趟新疆。棉田埂上、研究所实验室里、烟火气十足的夜市摊边、采棉机轰鸣的作业现场，都留下过他采访的身影。育种专家、种棉农户、拾花工、机械工程师、维修师傅、企业掌舵人……他一个也不错过。他累计在新疆待了五十多天，用三十余篇非虚构散文结集成书。该书还入选了中国作协2025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
从种子入土到棉苗出土，从出苗到现蕾，再到棉桃绽开，吐出洁白的絮，这便是一朵棉花走完的全程。站在一望无际的棉田里，周华诚觉得，这片土地上的人和棉花之间，藏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呼应。他忍不住要把这些都记下来。
给他最多感动的是被称为“中国长绒棉之父”的陈顺理。陈顺理生于1923年，浙江大学农艺专业毕业后远赴新疆。1953年，他拿到一袋500克的埃及长绒棉种子，此后耗去数十年光阴，终于让长绒棉在原本不适宜的土地上扎下根，铺展开一片洁白。在他之后，一辈接一辈的育种人，在广袤的棉田里接力，创造了棉花产业的诸多奇迹。
周华诚顺着棉花的生长链条捋出脉络：从种子选育到田间开花，从棉桃吐絮到机械采收，一环扣一环。想当年，每逢秋收，百万拾花大军登上专列，从全国各地涌向新疆。他们带着铺盖卷，在棉田里弓着腰从早摘到晚，手指被棉壳扎得布满细小伤口。如今，这画面已退入历史的褶皱，一台全自动采棉机单日的采收量，抵得上1500名拾花工的单日工作量。
有一回采访结束，一位科研人员开车送周华诚返回住处，途中特意绕了一段路。时值深秋，路两侧的胡杨叶子黄得透亮。科研人员全程没有解释什么，而周华诚却品出了其中寓意——不声不响，甚至有点笨拙，却格外动人。
农科所的走廊里摆着一盆看起来灰头土脸的植物，周华诚没认出来。旁人说了一段话：“我们搞农业科研的人，多少有点像这盆花，常年闷在角落，没人留意。直到某天，突然开出一朵花，大家才反应过来，原来它是昙花啊。”这样的细碎瞬间，被周华诚在采访中发现、记录，也被他写成一篇篇轻盈又丰富的文章。
在《棉花与云朵》这本书中，他把田间放声歌唱的人、对着花朵掉泪的人、不期而遇的人、干了一辈子最终离去的人一一收拢，拼成一幅柔软而生动的群像。他感慨，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来处与归途，每个人也一样。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什么呢？那些印记淡得很，风一过似乎就散了。可换个角度想，也许它们从未真正消失，只是被悄悄地收进了记忆里。
棉花与云朵都有重量
庄稼与文字都有收成
这本书为什么叫《棉花与云朵》？周华诚说：“很多东西我们天天见，自以为熟得很，其实压根没真正弄懂。棉花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毛巾、衣物、被褥，哪样离得开棉花？地里长着的棉花，大概也有人见过，可真要问一句：你了解棉花吗？多半答不上来。”
天上的云看着轻飘飘的，可一朵云其实沉得很，平均重量约600吨，抵得上100头大象。这些冷知识，真深究起来，和日常印象差得不是一点半点。“棉花也好，云朵也好，第一感觉都是轻的、软的、带点诗意的。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就发现，它们都有分量。棉花的分量，压在无数人的日子上，连着无数人的饭碗，也系着无数人的悲欢、荣耀和打拼。”周华诚说，这其实与他多年不变的写作立场很相似：散文要从现实里来，要贴着当下的生活走。散文有它的时代属性，传统里面的精神可以继承，但血肉必须是今天的生活。
人类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几千年来没怎么变过——生死、爱恨、对错、去留、存在与消逝、短暂与永恒。散文关心的核心问题不会有太大偏移，关键是要用文学的眼光，盯住那些更本质的东西。“更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对我来说，大概就是一个人怎么过一辈子。”他说。
他提到史铁生。史铁生说过，自己和地坛之间仿佛有种宿命感，好像那座古园历经沧桑，就是为了等他。园子里静悄悄的光洒下来，让人更容易看清时间，也更容易照见自己。棉田和地坛，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它们都沉默，都辽阔，都以一种近乎静止的姿态注视着人来人往。人在它们面前，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放下身段，开始想一些平时来不及想的事。
周华诚说：“写棉花，是我观察和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至于文风，他觉得自己的语言底色没变，只是西北的苍茫、厚重和开阔给他的文字增添了层次，棉花本身的细密柔软又给了他滋养。当江南的笔意遇上西域的辽阔，便在纸上撞出了别样的回响。回想在阿勒泰走访时，他发现作家李娟的作品对当地文旅的拉动作用相当明显。“如果《棉花与云朵》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文艺作品，能让新疆那片广阔的土地被更多人、在更广的范围内‘看见’，那就是我特别乐见的事。”他说。
（图片由周华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