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无法再直视那双眼睛，如果再多看一眼，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失控流泪。为了不让自己失态，我冲出长征纪念馆的党课教室，奔向于都河畔，想用贡江的清水、碧蓝的天空，让我忘记眼前的那双眼睛。可是，那双眼睛依然一直在我眼前眨动，双眼泛着血泪。我极力想让自己忘记那双眼睛，却怎么也做不到。那是一双哭干了泪水的眼睛，久盼不见征人归，倚门眺望，望穿秋水。

　　实在不忍回眸，甚至不敢转身再朝纪念馆的方向看一眼。我向西而去，走到二百米开外的于都渡口。望着那条大江，当年的小木船划过的惊涛，都散去了吗？多只木船连在一起搭成的浮桥，托起了一条长征路。九十年来，惊涛骇浪，洪波急流，都化作了眼前这一片泱泱贡江水，此刻我的心难以平静。

　　1934年10月，秋色映着于都河，田里的稻子要收割了，红军们要走了。老百姓把家里能找到的木板全都拿出来，在于都河上架起了浮桥。长征就从这里开始。

　　王金长出发时，赶制小船的民工和送别的乡亲都来到渡口。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女儿送父亲……客家人把自己的命，押在了长征路上。

　　看着和自己一起长大的金长哥哥登船，段桂秀一双明眸染泪，红了眼眶。“等我回来——”哥哥语气坚定。她深情地看着哥哥，说：“我等你。”她只能送他到这里了。她不知道，这一等就是近二十年。

　　段桂秀生于1918年，十个月大时就进了王金长家做童养媳。那时，王金长七岁。二人慢慢长大，到了段桂秀十四岁那年，王家张灯结彩，挂起了大红灯笼。月上柳梢头，王金长掀起了新娘的盖头。婚后未出蜜月，丈夫就去参军了。而后渡口一别，竟成了两人的永别。

　　每年到了王金长出征的日子，段桂秀都要来到渡口，望向丈夫离开的方向，泪如雨下。一年、两年，十几年过去了，她不知流了多少相思泪，临行前丈夫的话，一直是她心中的念想。

　　她安心在家伺候公婆，拉扯小叔成人。

　　2

　　于都，历史上称雩都，因老百姓不识此字，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于都”。于都河是赣江的东源，是贡江在于都段的别称。

　　过了这条河，约三十六公里外的祁禄山，有一条长征小道。那里原本是人迹罕至的山林，路边溪水潺潺，满是山竹老树。小路边有一处宣传牌，标注着：于都县·登贤段。

　　1934年10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随中央第一野战纵队，星夜渡过于都河。南下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之前，在这里秘密行军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直属机关及红三、五、八军团部分部队，共计三万多人，踏着于都县通往安远、信丰古驿道的这段山路行军，这里从此留下一条红军长征小道。

　　当年，这里树冠遮天，夜深露重，长路漫漫，怕被敌人发现，几公里才燃起两三个火把。火把如同烽火台上的狼烟，辨不清哪是雾气，哪是烟。

　　一棵青松，一具忠骨。当年家乡祁禄山的后山上，每一个上前线的人，临行前都种下了一棵树，相约胜利后来这里相聚。然而，他们再没有回来，只剩下十七棵树日日守望，夜夜相伴。

　　3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出去的，该回来的都回来了，可段桂秀始终没有见到丈夫王金长。“知不知道他在哪里？”段桂秀逢人便问，可丈夫音讯全无。

　　1953年，她等来了一纸烈士证明，村干部告诉她，1935年，王金长在战场上牺牲了。段桂秀苦等了那么多年，等来的却是一张纸。她捧着那张纸，反复地摩挲，不知哭了多久，最后眼泪哭干了，心血上涌，血泪一点一点从眼里流了出来。

　　她不相信，丈夫说过让她等他回来，他是不会撒谎的。但从那一刻起，她知道丈夫再也不会回来了。

　　就在她101岁、丈夫离开她85年时，她走进了于都烈士陵园，找到了王金长的名字。近百年的深情，在她心里憋了太久，最后终于见到了丈夫的魂之归处。

　　2021年，103岁的段桂秀在亲人的陪伴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她凝视着从金水桥上走过的国旗护卫队，凝视着在晨曦中升起的国旗，凝视着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是一座人民的丰碑，是民族精神的象征。纪念那些无名的人，那些埋骨青山的人，那些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牺牲的人。

　　4

　　二十年前，我采访过曾任河南省卫生厅的第一任厅长，时年九十一岁的王太钧。他从赣州出发，十四岁便跟随红军千里跋涉。因为年龄太小，组织没有将他分到战斗部队，而是让他留在红军后方总医院做了看护员，照看受伤的红军战士。

　　王太钧的大哥王太锡少年时学得一身好武艺，时常在村子里行侠仗义。1929年，大哥参加了红军，出发时，很多人都见过他。但后来就再也没有大哥的消息了，谁也说不清他究竟是在渡湘江时，还是在突破封锁线时牺牲的。红军过赣南、粤北一带，广东军阀陈济棠无意参战，与红军秘密达成停战协议，让出一条通道。

　　王太钧随着部队进入班佑草地，那茫茫草原，没有人烟，没有树木，甚至没有鸟鸣，时而黑雾如幕，时而风雨交加，时而骄阳似火，时而狂雪漫天。时任红三军团第十一团政委的王平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了这段历史：“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走出七十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哎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

　　班佑草地上，年轻的红军战士在风雪中化为一座座冰雕，铸就了精神的永恒。

　　王太钧的二哥王太生在新婚燕尔的第二年，也参加了红军，投身萧华的“少共国际师”，后来当上了特务连连长。在一次战斗中，他受了伤，子弹从左侧头部打进去，从鼻翼里面穿出来，伤势严重，无法再跟着部队前进，便回了老家，把自己的党证藏在了山洞里。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山洞中拿回党证，参加了农会，做了当地的贫协主席，当上了生产队大队长。

　　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守着那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像王太生这样的人，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不惜牺牲一切。革命胜利后，他们回到乡野，隐姓埋名，隐没于寻常百姓之中，继续过着简朴的生活。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是何等的大义。

　　三个兄弟中唯有王太钧走到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王太钧做了河南省卫生厅的第一任厅长。他依然深信大哥还活着，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直到2000年，王太钧的大女婿在广昌烈士陵园纪念碑前，看到了王太锡的名字。

　　5

　　在于都，在瑞金，在兴国，有很多家庭也都是满门忠烈。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红军“扩红”时，一位老首长把一个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带出去了，最后却一个都没能回来。陪同我采访的一位曾姓于都人，给我讲了本家奶奶的一段往事：

　　奶奶本名钟招子，是于都银坑镇窑前村人。因丈夫早逝，她独自拉扯十个孩子长大。1934年，红军“扩红”，她把八个儿子送去参军，留下两个幼子。出发前，她叮嘱孩子们：“一定要打胜仗，妈等你们回来。”

　　自从八个儿子参军后，钟招子就在自家门前点起了一盏马灯，每到暮色低垂时，她就点亮马灯。马灯挂在门前，也挂在她心里，她多么希望孩子们能早日回家呀。

　　可直到新中国成立，依然没有孩子们的消息，她猜测，他们应该是回不来了。于是，就在村后竹篙岭的大树下，她和小儿子一起给哥哥们建了衣冠冢，并嘱咐晚辈，日后要去祭奠。孙子问她，为什么不立碑？她说，他们都没有回来，没有尸骨，衣冠冢怎么立碑呀！

　　在于都长征纪念馆里，我看到了那盏夜夜为孩子们点亮的马灯。马灯的油燃尽了，就像钟招子干涸的眼睛，从此眼睛里流出的也不再是眼泪，而是心头的鲜血。

　　6

　　当年我在写《天晓1921》时，到过何叔衡的老家，推开何家老宅的大门，一窝春燕扑棱棱飞起来，朝天上冲去。

　　何叔衡的夫人袁少娥，1874年出生，比何叔衡大两岁。何叔衡走上革命道路后，夫人袁少娥独自持家，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疯狂屠杀革命者，通缉令贴到了何家祠堂，她被迫一次次隐居深山。何叔衡曾经写家书给袁少娥：“我的老妻，您如果活到六十岁，我或者与您有见面之日，但您的生，要是捡柴、栽菜、喂猪的生，不要去求人的生。我是永远要对得起我的骨肉和您的呀！”端午节是何叔衡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袁少娥都要依照当地习俗，在屋前插上艾叶，把不曾说出的思念与祝福，全都寄托在艾叶上。

　　始终不见丈夫回来，她便日日盼，夜夜盼，盼着终有一天，丈夫会回到自己身边。

　　那天，我在何叔衡纪念馆徘徊了半日，临行前，看馆的何叔衡侄媳妇问我，要不要去看看何家老妇人袁少娥的坟茔。当然要。路上，侄媳妇说，当年，老太太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把两个女儿叫到身边，问：“我和你们的爸爸生不能同日，死可以同穴吗？”

　　站在何叔衡故居前，我仿佛看到了袁少娥那双祈盼的眼睛，充满了渴望与无助，像段桂秀一样，哭干了眼泪，泛出鲜红。

　　长征开始前，何叔衡备好了两双鞋子，准备跟随红军转移。可是，在后来被称为“苏区五老”的几位老同志里，唯独何叔衡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转移名单上。出发前夜，他邀来林伯渠，一瓶清酒，一碟花生米，一夜欢谈。临近拂晓，他脱下身上的毛衣，交给林伯渠：“这件毛衣是我离开上海时，小女实山、实嗣姐妹织的，我穿了三年。你跟着主力部队走，山高路远，冬天就要来了，带上挡挡风寒吧。”此情此景，林伯渠以诗为记，将“赠我绨袍”的情谊留了下来。

　　1935年，留守的中央分局决定让何叔衡等人转移，就在转移途中，年近六旬的何叔衡体力耗尽，面对围堵的敌人，他不愿意再拖累队伍，毅然跳崖。崖下，受重伤的何叔衡遭遇搜捕的敌人，身中两弹后牺牲。1964年，当地政府在他倒下的地方，立了一块碑：“何叔衡同志死难处”。

　　1957年，袁少娥追随何叔衡而去，她没有等来与夫君合葬。荆条与树丛深处，水泥栏杆围起的墓冢，墓碑上刻了一行字：何叔衡烈士之夫人袁少娥墓。

　　7

　　段桂秀和袁少娥一样，没有见到丈夫归来，没有见到丈夫的尸骨。从接到烈士证书，到看到烈士英名墙，再到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段桂秀离丈夫越来越近，丈夫的去向也越来越清晰。在她快走不动的时候，她最后一次来到于都渡口，最后一次远眺，最后一次看这条河，直到最终自己也化为了一抔尘土。

　　当我看到纪念馆屏幕上投影出的段桂秀时，忍不住泪奔。于都河六七百米宽的水面如镜，水色澄澈，没有一点波澜，像一面大镜子，照着昨天、今天和明天。河底仿佛浮现出那双满含血泪的眼睛，它们望向星空，望向雪山草地，望向漫漫长征路……

　　岸边忽然嘈杂起来，刚刚在纪念馆参观的人，也来到了江边。讲解员告诉我，今年的8月23日，段桂秀老人终于合上了双眼，终年108岁。

　　（作者系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