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志趣高远，光明磊落，心胸开阔，真诚坦荡，淡泊名利，廉洁自律，奖掖后进，尊重妇女，其正直的人格，高洁的操守，使人们心悦诚服，连政治上的反对派也承认他平生行止无一污点，是卓绝一世的杰出人物。陆象山称赞其人格为“洁白之操，寒于冰霜”。

　　志趣高远 光明磊落

　　王安石博览群书，为人光明磊落，以民生为担当，锐意进取，终生恪守崇高的道德节义操守，具有圣贤风范，足以光耀千古。

　　王安石从小就有不同于常人的志趣，他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才疏命浅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从这诗句可以看出王安石很有政治抱负。他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最后一段写道“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持,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王安石在这里奉劝神宗皇帝要抓住大有可为的机遇，继承“尧舜之法”的王道,抛弃唐代的霸道,以达到心灵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完美结合,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开始实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

　　王安石一生是光明磊落之人，忠于国家，忠于百姓，从不公报私仇。在变法中，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诸如吕惠卿、蔡京、蔡确、章惇等人由于政见不同，后来与他分道扬镳，他也不责难他们，而是坚持自己的执政理想，被人称为“拗相公”。王安石为人，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不会看脸色行事，即便在上司面前，也是直言不讳，经常得罪人，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认为自己不该做的或他不愿做的事，谁都休想勉强他去做，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也不例外。才华出众的王安石，性格独特，为人刚正，处事敢于坚持己见，百折不挠。他曾经在包拯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众人轮番敬酒，兴致甚高。在包公劝酒时，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硬是不给自己长官面子。这就是王安石的“拗”。

　　王安石在变法实施过程中公私分明，公是公,私是私,政治是政治,友谊是友谊。王安石有同胞兄弟五个，兄友弟恭，感情甚笃，但在变法上却泾渭分明，四个弟弟没有一个赞成变法。大弟王安国和小弟王安礼，与他感情最好，也最有出息，反对变法的态度也最坚决。王安国直骂支持变法的吕惠卿为“小人”，痛斥他“误国害民”，令王安石异常尴尬和伤心。王安石对苏轼苏辙两兄弟十分友好和器重，变法伊始，王安石希望苏轼帮助自己实行变法，但苏轼明确予以拒绝。王安石又向皇帝推举苏辙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与吕惠卿一起成为自己的左右手，但苏辙很快就退出变法阵营，与苏轼一起加入“守旧派”阵营，成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反对者。尤其是苏轼，恃才放旷，每到一地都要写一大堆讥讽和抨击新法及新党的诗文，终于酿成“乌台诗案”，幸亏王安石等人搭救，方得幸免于难。黄庭坚有一段评价王安石的话:“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力酒色，一世伟人也。”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心地坦荡，性格耿直，心里只有公谋从无私计，是一个纯粹又善良的君子。

　　心胸开阔 真诚坦荡

　　作为改革家的王安石心胸开阔，能容别人难容之事，对待同僚不计前嫌，真诚坦荡。

　　宋神宗时期，国家面临着重重危机，内外交困。外有契丹、西夏的武装干扰，边塞战争不断，且屡屡失利；内部危机四伏，每年要纳“岁币”给契丹、西夏，人民负担沉重，国家机构繁多，官员严重超编，耗费了许多财力不说，办事效率也不很理想，十分拖沓。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形下，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提出了改革计划，对一系列国家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由于改革的步骤过快，有些做法过于偏激，损害了大地主大官僚利益，新法实行不久便遇到来自保守派的强大阻力，宋神宗在阻力面前不了了之，导致变法失败。王安石急流勇退，告病还家。他只带一名童仆，驾一叶小舟微服而行。为避免沿途地方官前来迎送，打扰居民，他嘱咐童仆不要透露他的官职，只称作过往游客，童仆不依，反问说：“相公微服潜名，倘或途中有人毁谤于你，如之奈何？”王安石从容地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从来人言不足恤；言我善者，不足为喜，道我恶者，不足为怒。只当耳边风过去便了，切莫揽事。”就这样，主仆二人一路缓缓而行，一路上遇到不少反对新法的人，有些人甚至用十分恶毒的言辞大骂王安石，听得童仆脸上都挂不住了，数次想要发言相讥，都被王安石拦住。对这些人的诋毁，王安石都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宽容他们。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同为北宋宰相，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但他们两人性格迥异，一个胸怀坦荡，一个谦恭避让。但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大的差别体现在政治格局上，资政殿学士冯澥说过一段极隐晦的话：“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客观地说，王安石政治格局远大于司马光，在蛮夷环视的时代背景下，王安石企图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目的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使华夏再显辉煌，而司马光思想保守，不思进取，因循懦弱，对内不敢改革，对外不敢斗争。后来神宗驾崩，司马光拜相，实现了政治“逆转”，彻底否定变法，并不遗余力清算新法，令王安石在惊疑和失望中离世。同年，司马光病逝。大宋两颗政治和文化巨星从此陨落，大宋王朝也江河日下。

　　淡泊名利廉洁自律

　　王安石一生为官清廉，一尘不染，生活方式简单朴素，一生淡泊名利，超凡绝俗，就如同墙角梅花一样，不管风雪肆虐，都独自开放，清香淡淡。

　　王安石自小受俭朴父亲影响，衣食无择，做宰相后生活朴实，简约节俭。宋人曾敏行的《独醒杂志》就记录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萧公子是王安石儿媳娘家的亲戚，进京拜见王安石，王安石约他吃饭。第二天，萧公子华服翩翩，如约而来。日已过午，王安石还在处理公务，萧公子饥肠辘辘又不敢离开。终于要开饭了，早已饿极了的萧公子却没有发现想象中的美味佳肴，桌上只有一壶酒和两个杯子，有酒无菜，干喝？萧公子十分奇怪，这是什么待客之道？勉强喝了三杯后，然后又上了两块胡饼，接着是四小块猪肉，最后是一盆米饭加一大碗菜汤，萧公子有些不淡定了，这些都是百姓之家的寻常食材，难道是宰相之家用来待客的么？他有些恼怒地拿起一块饼来，吃掉中间的馅，余下四边弃置桌上，不知是羞辱还是抗议，但王安石不以为然，默默拾起萧公子不吃的饼边吃了起来，羞得萧公子无地自容，落荒而逃。

　　王安石晚年生活更是恬淡安然。王安石退隐之后，在城郊一个名叫白塘的地方，修筑了一所简便的住宅，取名“半山园”。后来他将“半山园”捐给了寺院，自己搬到江宁城里租房住。所租房屋又小又旧，有次墙壁破了，王安石便用柴草堵上。王安石退居钟山后，他经常出游于江宁附近各地，或坐于松石之下，或憩息田野农家，饿了就从怀中拿出煎饼充饥，有好心的农夫以粗茶淡饭相待，他也不客气。起初他骑的是神宗皇帝赐的御马，马死了，就骑小驴。有人曾向他建议说，老人出游最好坐轿子，他不肯，并说“古之王公，至不道，未有以人代畜者。”

　　王安石为官清廉，婉言拒贿，一尘不染。有一次，一位客人前来拜访王安石，带来两件家藏古物：一面古镜和一方宝砚，准备送给王安石。王安石看了看镜子和砚台，确是稀罕之物，但他不是贪婪之人，这样的东西，是断断不会收。不过，他拒贿的方式，不是那么呆板。他故意问客人：“这镜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呀？”客人说：“这镜子可远照二百里物和景。”王安石又问：”这砚台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客人说：”你对着砚台呵一口气，马上就能得到水磨墨。”王安石哈哈大笑：“这两件东西都算是稀奇宝物，但对我来说可没有多大作用啊。我的脸只有巴掌大，哪里用得着能照两百里的古镜？砚台就是能呵出一担水来，又值几个钱？你还是拿回去自己享用吧，老夫确实用不着。”客人很是郁闷，只得拿着古镜和砚台走人，没有别的选择。

　　奖掖后进尊重妇女

　　王安石唯贤是举，奖掖后进 ，无欲无求，爱情专一，尊重妇女，品德高尚，公私分明，为后世之楷模。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担任江东提刑，当时的人就记载了他不拘一格选用州学学官的经过。一天，王安石突然巡查饶州酒监，实施突击检查。只见办公场所干净整洁，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井然有序。忽然，见其屏风间题有小诗：“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王安石静静地看着这首诗，随从官员见状，以为酒监的负责官员要倒霉了。不料，王安石一连几个“妙哉”，对这首诗大加赞赏，就问此诗是谁人所作。随从官员如实回答说乃酒监刘季孙所作，王安石立即召见刘季孙，两人相谈甚欢。王安石对他的人品、才学赞赏不已，事后不久，便将其升为饶州的州学学官。王安石这一破格提拔之举，顿时引起了轰动。

　　王令是年轻有才华却极端穷困潦倒的民间诗人。他才华横溢，很有诗词天赋，却没赶上一个好时候。十八岁开始被世人知道，死的时候才二十八岁，期间十年便是他短暂创作时间。在这十年中，他写出了70篇散文和500首左右的诗词。至和元年，34岁的王安石离任舒州，赴京途中，在高邮军的驿舍内与青年诗人王令相识。这次相遇和结识使两人成了忘年之交，王安石和王令友谊从此日益加深，他们虽分处两地，但书信来往，诗词唱和，一直没有间断。通过王安石的揄扬，默默无闻的青年诗人王令的才华渐渐为世人所认识，而他的品行和才华也渐渐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得到世人认可。

　　王安石是一个不破不立完美之人，从不纳妾。北宋时王公贵族、士大夫、文人墨客大多好色，时风日下，人人都在纳妾。他敢于打破这些传统，尊重妇女，偏不纳妾，推动了女权的改进，逐渐提高了妇女地位。1061年，他在京任工部郎，已步入当时上层社会，但家中既无姬妾，也无丫环侍女，于是妻子吴夫人便偷偷为他买了一妾。王安石回家看到这个陌生而年轻的女子便问：“你是什么人？家世如何？”女子告诉他是夫人花钱买下她并让她服伺王安石的。女子本为军中大将之妇，只因丈夫押运官米而翻船失米，用尽家产来赔偿也不够，只好将她贱卖抵债。王安石听后十分痛心也很同情，叫来女子的丈夫，令其夫妇团聚如初，并拿钱送其夫妇回家。这种爱情专一，舍利取义，奉还夫人又送钱的行为得到称赞。

　　结束语：

　　一代名臣王安石，虽然经世致用，矢志于变法革新，壮志未酬，但他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发展举措被广泛吸收运用，其高洁人品为后人所称颂。历史学家评价王安石：论官品是一代名相，论人品是一代贤达，论文品堪称一代文宗。

　　王安石变法方向正确、目标明了、法理彰显，导致国库充裕、国力增强、卓有成效。但由于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加上设计不够合理，改革团队内斗，执法出现偏差层层变通，一些地方百姓负担加重，遭到强烈反对，最后法规基本被废，但改革思想源远流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种种原因，王安石及其变法不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都曾引起争议。有人说他是祸国妖人，有人说他是千载完人。但历史是公正的，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斗争精神名扬中外，震古铄今，人们以各种形式纪念他。

　　王安石逝世后，哲宗追赠他为太傅，在苏轼奉诏撰写给王安石的制词中，有“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二语，这是皇帝给予臣子的最高褒奖，可谓公道自在人心，给予了王安石充分的肯定。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谥号“文”。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

　　到了近代，梁启超评价王安石：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王安石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力，列宁十分赞同王安石的变革举措，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