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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 | “文坛女兵”谢冰莹

文史 | “文坛女兵”谢冰莹
2020年09月15日 05:30 新浪网 作者 各界导报社官微

  她前半生数次被捕入狱,遭遇过一连串的艰难坎坷,但她个性刚强,行为果断,往往化险为夷。从一个农村女孩成长为一名女兵,又从一名女兵成长为一位女作家,她的人生波澜壮阔,充满了传奇色彩。她是谢冰莹。

  儿女情少 风云气多

  谢冰莹,原名谢鸣冈,字凤宝,又名谢彬,湖南新化人。她父亲谢玉芝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举人,诗文兼擅,著述颇丰,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曾做过新化县立中学校长。谢冰莹是父母膝下的幼女,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的婚姻都是由母亲做决定,大哥“逆亲顺妻”,结果被母亲罚顶一大脚盆水跪在地上,二哥要与小脚太太离婚,结果被母亲骂为“没廉耻,无道德”,并受到严厉的警告:“在我没有死之前,绝对不许有这种丢脸的事发生!”这位母亲的意志是不可忤逆的。谢冰莹在家中最为受宠,即使任性使气,大家也都迁就她,宽容她。谢玉芝为人还算开明,闲暇时,他教女儿读《唐诗三百首》《随园女弟子诗》和《史记》。谢冰莹悟性高,理解力强,读这些古籍,犹如海绵吸水,全不费劲。毕竟当年不比今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谢冰莹的母亲并不希望女儿因为识文断句而荒废了女红,在她看来,女儿学会精细的针线活,将来成为循规蹈矩的贤妻良母,才是正途。谢冰莹执意要上学,母亲不答应,她就拗着性子绝食,而且是动真格的,这样一来,母亲只好让步。谢冰莹十岁进私塾,十二岁改入大同女校,十四岁时,她寄宿于一所离家四百多里的教会学校——益阳信益女子中学,由于她思想激进,不肯信仰上帝,不肯做礼拜,在国耻日(5月7日)带头发动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游行示威,被学校开除学籍,小小年纪即已初露锋芒。

  谢冰莹是个典型的假小子,所有男生爱做的游戏她也爱做,而且要当就当孩子王,她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是从小养成的。

  女孩子读小说,一百个中,至少有九十九个喜欢读脂粉气息浓郁的《红楼梦》,顶多也只有一个喜欢读江湖气息浓郁的《水浒传》,谢冰莹就是这样的特例,她喜欢《水浒传》,而不喜欢《红楼梦》,她的解释是:“我讨厌林黛玉的哭,更讨厌贾宝玉那种傻头傻脑,只知道和女孩子鬼混的典型;我佩服《水浒传》上所描写的每个英雄好汉,他们那种勇敢侠义的精神,给了我后来从军的许多影响。”十三、四岁,谢冰莹就已经把《水浒传》背诵得滚瓜烂熟,那些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总在她的大脑中演绎一幕又一幕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精彩好戏。读小说太疯魔太用功,她的视力急剧下降,免不了要挨母亲的责备,她却不肯放下书本,而且态度十分强硬:“禁止我看小说是不行的,即使成了瞎子,我也要看。”

  1921年,谢冰莹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面对一个藏书颇为丰富的图书馆,她成了飞入花园的蜜蜂,尽情采撷。“除了上课,所有余下的时间,我都消磨在图书馆里,又因我有一个时期担任图书管理员的职务,看小说的机会更多,而且每次购到新书的时候,我总有优先权阅读。那时我崇拜的作家是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小仲马等。王尔德和爱罗先珂的童话,也是我最喜欢的……。我爱看哀感悲壮的小说,就是看戏看电影也一样,我不喜欢看那些结局大团圆的,而喜欢看结局悲惨的。”幸运的是,谢冰莹的国文老师是著名翻译家李青崖。他赏识谢冰莹的才华,但他的提携手法有点像是福楼拜教导莫泊桑,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近乎苛刻。谢冰莹在作文方面向来自信满满,李青崖给她的万字长文打分时却给过她“咸鸭蛋”,他这样做并非要给得意门生兜头泼下一瓢冰水,而是教她戒骄戒躁,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对于李青崖的苦心,谢冰莹很长时间都不能理解,甚至有些记恨,在《一个女兵的自传》中仍不乏怨言。二十年后,她与李青崖重逢,谈及往事,这才深深体会到恩师的“宽宏度量”和“慈爱心肠”。

  “文坛女兵”

  谢冰莹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共读了五年书,即毅然投笔从戎。1926年,北伐军势如破竹,攻下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收第六期学员。巧的是,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近即设立了一个招生处,不仅招收男生,还破天荒地招收女生。古代木兰从军要乔装易容,现在竟可以女子真面貌入读军校,在中国也算是旷古未有的奇事!躬逢其盛,别的女生羞羞答答,畏畏缩缩,谢冰莹则把握先机,义无反顾,她这个大胆的决定得到了校长徐特立和二哥谢焕文的全力支持。1926年深秋,谢冰莹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身著灰色戎装,陌生而又刺激的军旅生涯从此开篇。

  当时,谢冰莹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自己不参加革命,婚姻的痛苦就解决不了,文学的天才也无从发挥,而从军是唯一可行的出路。1926年12月,天寒地冻,谢冰莹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在二百多名女同学中,有大户人家的小姐,有阔太太,有生过几个孩子的母亲,还有姑嫂、姐妹、母女同班的,其中不少人是小脚姑姑,“她们穿着军服,打着裹腿,背着枪,腰间围着子弹,好一副飒爽英姿,但是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一扭一拐。”这些勇敢的新女性都是牺牲了悠闲舒适的生活来到纪律化部队,外练筋骨皮,内练精神气。“我们的生活是再痛快没有了,虽然在大雪纷纷的冬天,或者烈日炎炎的夏季,我们都要每天上操,过着完全和士兵入伍一般的生活,但谁也不觉苦。”1927年,谢冰莹随中央独立师西征,讨伐杨森、夏斗寅的叛军,她们这些女兵顶风冒雨,“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九十里路,晚上有时睡在一张门板上,有时睡在一堆稻草里。”尽管如此,谢冰莹仍感到极为开心。在西征途中,在救死扶伤之余,谢冰莹见缝插针,利用零零碎碎的闲隙,挥写自己的急就章。《从军日记》记下了战地的珍稀见闻,由于取材新颖,视角独特,文笔优美,革命浪漫主义恰好与时代精神合拍,出版后迅速引起轰动,初试身手,谢冰莹即一举成名天下知。

  谢冰莹戎装照

  北伐战争草草收场,军校解散,谢冰莹一度回到家乡,然后为逃婚而高飞远走。她选定的落脚地已不是武汉,而是上海,她考入上海艺术大学,生活困苦之极,连御寒的棉袄都是同乡好友王克勤(即电影明星王莹)赠送的,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即使在这样的苦况之下,谢冰莹依然硬朗如故,“穷困时,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看看有趣的小说,以消磨可怕的长日。……虽然这样穷苦,但我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不像别人认为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1929年,由于政治原因,上海艺术大学被当局强行取缔。谢冰莹的下一个去处是北平,与陆晶清一同编辑《民国日报》文学副刊,由于言论激烈,两个月后,副刊即被勒令停办。谢冰莹仍要一圆求学梦,她得到湖南大同乡黎锦熙教授的帮助,考入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其后又由于共产嫌疑,被当局列入黑名单,她只好辍学逃命,匆匆南旋。1931年7、8月间,谢冰莹租住在上海江湾一间光线阴暗、被她称之为“黑宫”的阁楼里,仅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两部书稿——长篇小说《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那时,她的创作进度极快,一天能写13000字。两部书稿出版后,她拿到了650元稿酬,这笔钱正好够她去日本东京深造。

  1935年4月2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日本,作为留学生会的活跃分子,谢冰莹坚拒出迎,而且用极端鄙夷不屑的口气说:“溥仪,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遭全中国人唾骂的汉奸而已!”她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满洲国皇帝”。为此,十天后,她被日本警方拘捕,蹲了三个星期的大狱,受尽侮辱和酷刑,狱卒用碗口粗的圆棒子打她的头部(致使她留下永久未愈的后遗症),用四棱竹棍几乎压断她手指的骨节。南社诗人柳亚子惊闻谢冰莹入狱的消息后,立刻拍电报催促当时的中国驻日本领事馆和留学监督处派人保释,此外,也得力于日本友人竹中繁子的同情、帮助,她才脱离虎口,回返祖国。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她后来写进了《在日本狱中》一书,留下了永久的控诉。

  抗日战争期间,谢冰莹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自任团长,奔赴前线,抢救伤员。在战场上,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在后方,她曾为重庆《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赴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抗战八年间,她写了多篇报告文学作品,结集为《五战区巡礼》,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

  三次婚姻

  北伐战争虎头蛇尾,军校解散后,女生队的女兵各奔东西。当初,谢冰莹是瞒着母亲去当兵的,她这一出格之举在家乡引发不少流言和谣诼,有的说她中弹身亡了,有的说她做了俘虏,有的说她鼻子、乳头被割掉了,有的说她肚破肠流赴了阴曹,这些流言和谣言吓得她母亲日夜惊悸,寝食不安,常常求神拜佛。老天保佑,女儿总算回家,母亲心中满是喜气,脸上则满是怒气,劈头盖脑一顿数落:“一个女人怎么好去当兵,和那些讲自由的男人在一块,还成什么话?你破坏了我们的家声,也有损于婆家的名誉,现在我要赶快把你嫁了……”做母亲的不知道,女儿已经有了心上人,这段爱情是在北伐战争的血与火中锻造出来的,对方名叫符号(原名符业奇)。符号的信追到了新化,被谢冰莹的母亲拦截了,原来如此啊!这凤宝真是女大不中留,再不将她嫁到萧家,眼看就会闹出丑闻。母亲知道女儿的脾气,求她没用,讲道理——谢家是有名望的人家,不能失信毁约——也没用,只有以死相胁,兴许奏效。谢冰莹真就服了母亲这一狠招,但她口服心不服,三次逃跑都被捉了回来,真有点孙大圣跳不出如来佛掌心的感觉。谢冰莹决不肯嫁给一个连信都写不通的男人,她可不愿意把处女的贞操轻于一掷。后来,她在《女兵自传》中写道:“处女的贞操,不能为一个与她毫无爱情的男人而牺牲,我宁可和他拼命,决不能屈服!”洞房花烛夜,在保卫自由与爱情的战斗中,谢冰莹与新郎讲道理(“爱情不能施舍,更不能欺骗”),直折腾得新郎眼皮打架,没奈何点了头。

  在北伐战争后期,谢冰莹所在军校的学生兵隶属叶挺领导的独立团,谢冰莹在宣传队,符号在特务连。两人志趣相投,笔杆子里出诗文,孙伏园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和茅盾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都发表过符号的诗歌和谢冰莹的小说,是战争和文学令他们心心相印,生死相许。

  婚后,谢冰莹在萧家待了一段日子,她一直在寻机逃脱,凑巧她的母校大同女校聘请她为六年级级任教师,她便征得萧明父母的同意,前往就聘。她从大同镇逃到长沙,写信给萧明解除婚约,然后经人介绍,去省立五中附小(校址在衡阳)短期任教,她受人排挤,便乘“洞庭丸”去了汉口,再由汉口乘船至上海,受到编辑孙伏园的热烈欢迎。上海虽大,好饭碗却难寻,卖文为生,谈何容易,三餐不继是常有的事情。更有一宗,她不慎租住在一个绑匪家中,被警察抓去关了几天黑牢,饿了个半死,幸得孙伏园多方设法营救,她方才脱身。为了生存,谢冰莹辗转奔波,身心交瘁,她去了北平,编辑《民国日报》的副刊,然而好景不长,她编的副刊触犯了政治禁条,受到当局的打压,她再度失业。不迟不早,就在这时,她的女儿——小号兵出生了,谢冰莹产后虚弱,营养不足,没奶吃的婴儿整天哇哇大哭,再加上符号猜疑谢冰莹心中另爱他人,情绪波动极大,他宁肯出去打牌也不肯照料可怜的妻女,夫妻矛盾因此迅速升级。劫难更喜欢追逐穷人的脚踵,符号去天津找差事,受到朋友的牵连,沾上共产嫌疑,被捕入狱。

  可想而知,谢冰莹抱着骨瘦如柴、饥肠辘辘的小号兵去天津探监,一路上心情是多么凄惶悲苦!夫妻相见于囚牢,仿佛相逢于异度空间,绝望都变成了一串串咸涩的泪水。

  谢冰莹带着小号兵回到武汉的婆家,与符号的母亲住在一起。符母守寡多年,儿子坐牢,生死难卜,小号兵就成了她的命根子。为了养家糊口,谢冰莹以拼命的劲头码字,但收益极其微薄,全家仍处在饥寒交迫之中。这时,她想到了慈父严母,想到了家乡的亲人,只有他们才是最后的依靠。谢冰莹带着小号兵走后不久,符母便起了疑心,她带着四邻街坊去把媳妇拦住,硬是强行从谢冰莹怀里夺走了小号兵。两个苦命的女人,也该来一场歇斯底里的争斗吗?那样做又会有怎样的后果呢?谢冰莹心碎了,但善良的她不忍伤害同样善良的婆婆,毕竟婆婆对小号兵的爱并不逊色于自己。

  符号在天津遭受了五年牢狱之灾,出狱后,在武汉的家中只见到白发老母和怯怯认生的小号兵。谢冰莹走了,他们的缘分尽了,难道是谢冰莹绝情吗?对此,多年后谢冰莹拿出了自己的说法:“往事如烟,我与符号温馨的一切,都已过去,我们当时相亲相爱,是历史和命运将我们分开。”谢冰莹嫁给了贾伊箴,符号只好收拾起暗淡而又沉痛的心情,重组家庭。

  1942年,谢冰莹在桂林见到了魂牵梦萦多年的女儿小号兵。她试图说服小号兵跟妈妈一起生活,从此接受她的监护。然而由于母女长期疏离,感情基础不够牢固,尽管血浓于水,但咫尺如隔天涯,小号兵不肯跟随谢冰莹,不愿远离孤苦伶仃的祖母,也不乐意融入一个陌生的家庭。母女唯有抱头痛哭,合影留念。小号兵既漂亮又聪明,遗传了父母的文学天赋,南社诗人柳亚子曾称赞她有“乃母之风”,并且特赠七律一首,开头两句是:“可怜夭小十三龄,雏凤清于老凤声。”1949年后,小号兵执教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但她没能逃过那场“浩劫”,由于海外关系,小号兵被活活打死,一百多万字的日记也被付之一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谢冰莹人在美国,她得知这一迟来的噩耗,痛绝肝肺,情绪极其低落,她用颤抖的双手捧着她与小号兵在桂林的合影,不禁老泪纵横,因此她一直不愿原谅符号,认为符号根本就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谢冰莹曾作《爱的清算》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奇句:“奇(符号原名符业奇)之于我,一百条恩爱,一百零一条罪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符号得知谢冰莹定居美国,依然健在,想邀她回大陆探亲访友,但她以腿伤为由而婉言谢绝。

  人生中有许多说不清,谢冰莹怪罪符号未能在大劫难中保全女儿的生命,只因她不曾领教那场风暴的迅猛和残酷。

  谢冰莹(中)与贾伊箴(右)及他们的三名儿女

  谢冰莹与贾伊箴结合,是在抗战期间。婚礼上,有一个特殊的仪式,新郎新娘当场咬破指尖,用鲜血在白布上写下自己的姓名和生日,立誓终生不渝,白头偕老。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誓只是一纸空文,谢冰莹与贾伊箴的婚誓则得到了忠实的履行,他们相濡以沫、亲密无间地生活了五十一年。贾伊箴,这位毕业于燕京大学的知识分子,相貌堂堂,文质彬彬。

  贾伊箴爱护妻子,抗战期间,谢冰莹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他争取当上“编外团员”,与妻子寸步不离,遇着敌机轰炸,他便用整个身体屏蔽妻子,谢冰莹一边感动,一边嗔怪:“你呀,是个天造地设的大傻瓜,你又不是钢筋水泥,你这把瘦骨头,能护得住我吗!”贾伊箴只是呵呵一乐,下次照旧故伎重演。他们这样形影相伴,被人戏称为“鸳鸯”。

  暮年景状

  年轻时,谢冰莹逃婚成功,她曾抒发过这样的感慨:“我胜利了,虽然伤了母亲的心,惹起乡里人的辱骂,但我是非常骄傲的。……再见吧,故乡!不到我获得最后的胜利,永世也不再投向你的怀抱里来!”究竟怎样的胜利才算“最后的胜利”呢?她语焉不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谢冰莹在写给三嫂曾宪玲的信中一再表示:“我也天天想回去看你们”,“到我上西天时,我还想把我火葬后的骨灰撒在太平洋里,让她漂到我的故乡去。”她长期羁留海外,暮年虽然有回返桑梓探亲访友的机会,终于未能叶落归根。这是不是说那“最后的胜利”到底与她无缘呢?

  1974年,谢冰莹去美国定居,定居地选在旧金山。她有一间朝向西北的卧室正对着著名的金门大桥,那扇窗户像个偌大的画框,金门桥时时都在她的视野里。她与大桥每日遥遥相望,就为了这个运气和缘分,她和贾伊箴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一住就是二十六个春秋。

  1996年,吴一虹在三藩市见到谢冰莹,耄耋之年的老人不再显示出昔日文坛女兵刚强、硬朗、精明、干练的那一面,而是显示出她的健忘和淡定,她反复问吴的姓名、地址,她带吴一虹等人去吃湘菜,先是把钥匙忘记在房间里,然后又把拐杖遗落了,最后她才发觉自己忘了带买单的钱包。吴一虹的印象是:“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我开始打量这位老者的容颜。她留着齐耳偏分短发,头发稍显稀疏,是位名副其实的‘银发族’;脸庞的轮廓仍很俊俏,皮肤白皙,戴着一副浅色的眼镜;身材匀称娇小。猜想她年轻时也肯定是位靓丽的湘妹子,又是位极富灵气的‘才女’。只是,她眼下的着装和‘才女’的身份有了很大的反差:浅绿色的内衣,外面套了一件灰色的稍厚的布衣;下身穿白色的棉毛裤,外边罩一条藕色底带点小白点的绸裙子,可能因为裙子稍微有点短,棉毛裤的裤角还露出一小截;脚下穿的是一双黑布鞋。”谢冰莹跟吴一虹聊得最起劲的话题是她儿子要接她去费城养老,毕竟门可罗雀的老年公寓过于冷清,贾伊箴去世之后,她想找个说话的人都不容易。尽管儿女乐于尽孝心,但不知何故,谢冰莹并没有选择与亲人团聚。想一想,就只有一种可能,在那套二居室的小公寓里,她有太多的感情留恋,只有在这儿,她才能找到与贾伊箴呼吸与共、梦魂相牵的美好回忆。

  谢冰莹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可归结为六个字:“能吃苦,不怕穷。”她前半生数次被捕入狱,遭遇过一连串的艰难坎坷,但她个性刚强,行为果断,往往化险为夷。从一个农村女孩成长为一名女兵,又从一名女兵成长为一位女作家,她的人生波澜壮阔,充满了传奇色彩。1956年,谢冰莹皈依佛门,法名“慈莹”,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

  来源:各界杂志2020年第9期

  作者:王开林

  监制:田东锋

  审核:刘  菁

  责编:李  旌

  编辑:马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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