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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朱青生:欣赏差异,才能共创未来

对话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朱青生:欣赏差异,才能共创未来
2020年10月24日 12:55 新浪网 作者 上观新闻

  世界艺术史大会是国际文化艺术界的重要会议,每4年召开一次,被称为“文化艺术界的奥林匹克”。2016年,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前,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当选新一任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

  过去几十年,朱青生一边教授艺术史课程,一边为艺术作品建立档案和数据库,推动视觉与图像研究。当选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地“搭桥”,促进各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推动中国的世界艺术史研究的机构建设。

  今年10月,朱青生来到上海,主持成立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在秋日暖阳的照拂下,朱青生将他对艺术史研究的理解和期许缓缓道出。

  朱青生在书房。      吕宸 摄

  这门学问的宗旨,是对人的本性和世界的本质的追问

  上观新闻:您从2016年起担任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此前也在北大连续20多年讲授艺术史这门课。对于艺术和艺术史,您觉得人们了解多少,理解多少?

  朱青生:我认识的不少专家认为,所谓艺术就是作点诗词和书法,还有很多人认为,艺术史研究就是“看好看的东西”。这种对艺术和艺术史的理解没有什么不对,但与艺术史的专业理解相差很远。

  狭义的“艺术”概念,是相对电影、电视、建筑、绘画、雕塑、舞蹈、音乐而言的“造型艺术”概念,一般称之为美术。艺术史是针对这个狭义概念的学科,也称作美术史。也就是说,艺术史是关于造型艺术的作者、作品、观众及其创作、接受行为的专门学问。艺术史涉及视觉与图像,图像、语言、器物,共同组成了一种文明的精神表象。对人类历史与文明观察和理解的历程,离不开对包括艺术史在内的深入探究和分析。

  这样一门学问,曾经精致又无关日常利益,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相比,确实让一部分人感觉到可有可无。但是,即使如此,只要注意到人们举手投足、对镜相照,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场合,都会注意自己的形象如何才能恰当得体,就知道每个人都注重对于自己的视觉与形象的塑造。

  一个人的气质与修养依据的是自己对感觉和美好的判断,一群人的风度和形象的综合就是这个文化和这个时代的潜在的艺术史。艺术史研究可以解释现象,记录经验,揭示心态,显现思潮。而研究这门学问的宗旨所在,也与人的终极问题之所在是相同的——对人的本性和世界的本质的追问。

  上观新闻:有许多人认为,艺术史研究的是枯燥的“过去”,您却认为艺术史是一门面向未来的学科,为什么?

  朱青生:所有对过去的研究都是为了关注未来、走向未来,探索人类在机器逐步替代人类的智力和能力的时代到来时,如何更有尊严地活下去。

  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一个“人造的”世界,是人以自身的创造能力使用计算机技术、材料科学、生物工程及其他已知和未知的科学技术与自然和社会“合作”的“艺术品”,是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加上所有的愿望、欲望、理想、幻觉和向往所建造的一个新世界。在这样的未来,每个人都有责任,因为每个人都是创造者,可以参与和改造世界,也可以对世界的整体和局部形成破坏甚至毁灭。正在接近这样一个时代的我们,应该对此有彻底的认识和足够的警醒。

  艺术史引领着我们意识到这条通向未来的道路。对过去,艺术史可以通过人类留下来的痕迹和遗址,研究以往人类经历的一切文明和留下来的文献、物质和图像;对现在,可以用图像来观察现实,分析图像所处理和承载的社会与人性的各种问题;对未来,可以关心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理想,根据人类未来15年至50年中将要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和设计。

2020年6月15日,一名观众在希腊雅典的贝纳基博物馆参观。  新华社 图

  因此,我希望科学家与艺术家能够在新的高度上携手,共同反思日益危急的人类遭遇中到底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艺术。未来人性将遭遇困难和希望,两种力量的汇合与结合可以给人类寻找出路,而对这种可能的研究和设计就是作为未来科学的艺术史。

  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都需要美育和图像训练

  上观新闻:您深耕视觉与图像研究多年,并多次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图像与信息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对每个人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朱青生图像是人性和世界的人为的载体和符号,是人类的思想行为、意识和所有活动的痕迹。通过艺术史研究我们发现,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经历最后一次进化时留下了证据,标志已经成为与我们一样的现代人(晚期智人),洞窟壁画中野牛等动物图像表明人是“语言与图像的动物”。

  但是很可惜,当人类慢慢学会使用简化了的图形记号,进而再度简化成文字来记录语言之后,人类中间的大多数成员逐渐丧失或者被剥夺了图像的能力,一别就是1万年。但如今,图像时代回来了。1839年摄影发明,1895年电影发明,1994年、1995年互联网开始普及(商用)。当2003—2005年个人介入社交媒体并开始运用以后,每个人都可以用诸如手机这样的移动终端来记录图像、处理图像、传输图像,并使用越来越多的图像来寄托和表达自我及同类。

  前段时间,东南大学王建国院士在一个报告中提到,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视觉与图像占据了交流和传播方式的80%以上。既然如此,图像在未来可能不仅可以描述世界,甚至可以改造世界。而现在,有多少人掌握了理解图像、利用图像,并通过图像研究问题的方法?为此,我一直呼吁图像教育要从小抓起。我建议,把幼儿园和小学的美术课改为图像课,与语文平行教授图像观念、技能和方法。

  上观新闻:具体有哪些设想?

  朱青生:对于图像能力的训练课程,就像语言一样,其中包括知识和技能训练,包括经典范本和创作实验,引导和教育学生如何观看经典、观察世界、记录事实,如何寄托自我的感觉和情绪及精神,表达自己的意见、意味和意识,加强交流能力,形成合适的礼仪与行为,塑造自我形象,进一步学习如何改善环境、整治家园、美化国家、赞美人类、和谐社会。这一整套观念、知识、方法和技巧,需要专业的老师帮助学生提高感觉和审美的能力,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事实上,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再到大学,都需要美育和图像训练。

  但图像教育不局限于美育。如果仅仅把图画看作为了意义表达和形象、现象的记录,或者把图像仅视为一些证据和形态,都不足以理解图像的多种层次和对人类的价值,也无法让人应对现在和未来社会已经日益紧迫的需要。据统计,全世界每年花费10万亿美元用于全球15亿孩子的教育,却很少有人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教给孩子们的,大部分内容还是150年前第一次工业革命来临时的课程和科目,还是蔡元培先生从德国引入的体系,这是不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我们的孩子更应该学习与之相适应的东西,比如如何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更好地做一个员工,做一个创业者。

  中国本来就有不同的艺术传统,文字还保持着图性,图画具有意义的直接表达性(写意),图与词并存而形成了产生第三种意义的间性。这使得中国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和教育的事业具有开创性的引领义务和使命。

  艺术史就是强调差异的精彩而成其为专业

  上观新闻: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在全球抗疫的特殊时期,您以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的身份向全世界同行发出了一封信《此刻,让我们互相看见,让世界看见我们》。为何以此为题?

  朱青生艺术史从来就是时代和世界的呈现,是人性的一种流露和向往,是希望和光彩的象征。疫情发生之时,我们深知难以超然地讨论艺术,但是当被病毒隔离、封闭之时,我们关心和惦念每一位同事,更希望抚慰、开导与服务他人。我们也希望在此刻,让艺术史同行互相看见,让世界看见人类的美好如何通过艺术史超越政治藩篱,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图景。

  这一年是艰难的,但我们不能让它在恐惧和怨怼中浪费,而要尽可能以积极的态度引导艺术史学界突破限制,互相观照,让世界经由艺术史而保持光明的心态。如果我们目前不能面对面,至少我们可以在国际艺术史学会的鼓励和协助下用互联网保持互相观照。

  上观新闻:在当前的形势下阅读这封信,感触更加深刻。

  朱青生:艺术史的特点就是承认差异、欣赏区别。不同个体之间是如此,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艺术史就是强调差异的精彩而成其为专业。在当下这个特殊时期,我们更要充分利用这一点,促进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欣赏。

  上观新闻:国际艺术史学会一直在扩大成员国,您成为学会主席后也一直致力于邀请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加入,是否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朱青生:我们学会的宗旨是“从国际到全球”,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联络网。只有掌握整体,通盘了解,才能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

  纵观国际艺术史学会的发展历程,1873年举办的第一届“国际艺术史大会”只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学者聚在一起,后来逐渐加入了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但成员还是局限在欧洲国家。上世纪60、70年代,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艺术史学者意识到,西方艺术史概念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原则上并不能覆盖东亚国家、非洲国家以及南美洲国家。但碍于当时的冷战格局,学会无法采取较大的举措。冷战结束后,学会有了一个新原则——全球化。何谓全球化?即不仅了解邻近国家或同文化圈国家,而且要在人类全体成员的艺术和艺术史中寻找更多交流和发展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学会找到了中国。

  2005年,我在巴黎索邦大学做客座教授期间,国际艺术史学会秘书长Dufrene教授找我,表示非常希望和中国联络。我当即将此信息传达给邵大箴老师和范迪安馆长(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在国内迅速得到了几乎所有重要艺术史研究单位和学者的重视。自此,中国与国际艺术史学会正式建立了联系。2008年,中国再一次组团参加了国际艺术史大会。2016年,经过8年的申办和筹备,中国成功举办了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这也是艺术史大会自创始以来第一次在非西方国家举办。

  朱青生教授与前任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德国国家博物馆馆长Ulrich Großmann教授

  “苦活累活”要做个15年到50年,积极进取,但不追求快

  上观新闻:10月14日,您在上海主持成立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为何在一个非美术专业院校成立艺术史研究所?

  朱青生:刚刚说到,如今已是图像和信息的时代,艺术史实际上就要利用世界呈现给我们的图像和未来将要创造的图像,来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么做的前提是对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图像和世界上现存的图像都有所把握。而要做到这一点,专家必须先过语言关。

  我是研究中国汉画的专家。如果有一位外国学者要来中国做汉代研究,只会说英语而不会汉语,那我一定建议其换个课题。若不能掌握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基本语言,就谈不上基本的研究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拥有46个语种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无疑独具优势。除上外之外,中国美院也同时建立了世界艺术史研究所,两个研究所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互通,彼此配合,共同推进学科布局。

  上观新闻:长期以来,您从事图像数据库和艺术档案的建立。您主持的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就建立了汉画数据库,将存世汉画逐一著录、整理,储存数据,出版并传布于网上。这项“苦活累活”,您为何坚持做了20多年?

  朱青生“苦活累活”才要做,这是基础。中国研究外国艺术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本情况介绍;第二阶段是通过翻译来综述和引进西方的研究成果,利用西文二手材料结合中国问题进行研究;如今我们正处于第三阶段的起步,从基本做起,通过全面调查基础文献和图像建立图像和文献的数据库,建立在国际艺术史学会框架下的各种数据库之间的链接、协议和联盟,让局部问题关联所有问题。

  建立数据库及全球—全体互联非一日之功。我们的想法是先做15年到50年,积极进取,但不追求快,也不可能马上就有轰动效应。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央美术学院跟随邵大箴先生读研究生,从事旧石器时代艺术史研究,为每一个洞窟中的每一张图做卡片,相当于纯手工做了一个前计算机时代的数据库。那时候,我们研究使用的是二手材料,而基本材料都在法国图卢兹。毕业之后,因为无法到图卢兹继续深造,我只能转而研究中国艺术史的问题。那时我就意识到必须从基本材料开始研究,而且基础工作越早开始越好。

  过去的25年来,我们一直在做《汉画总录》,目前已经出了40多卷,过程中我们建立了方法论——形相学,在图像学的基础上更注重形相逻辑和图像性质分析,掌握了一套古文献—研究文献—图像—考古(物质材料)闭路回环的数据库系统。在这个实践基础上,再加上现有的技术,我们现在再去做希腊艺术研究、文艺复兴研究,便会有很多新的观念和技术。

  另一方面,过去的工作让我们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存在许多误解。要突破和穿透语言的障碍,使得信息和知识传达到每个人、每个国家,便需要精准的传播。过去我们做研究强调双重证据法,认为要有文献(语词)和出土材料(物质),而现在,还应该加入图像,以构成一个“图—词—物”的三角意义理解框架,保证信息传播的自我校正机制。这也是我们建立数据库闭路回环的意义所在。

  上海外国语大学。   孟雨涵 摄

  做具有引领性的工作,一方面要实在,一方面要创造

  上观新闻:未来您有什么计划?

  朱青生:做长远的事,要有扎实的安排。上外世界艺术史研究所有两个项目启动。一是调查汉代匈奴相关各国各种文本文献、考古和图像,主要是通过博士后和高级学者研究引入。二是做希腊瓶画研究,在西方已有数据库的基础上继续补充希腊近年来发现和收藏的全部材料数据库并出版图录。

  经过文艺复兴和西方近现代的解释,希腊成了理性的象征。的确,希腊对人类的哲学和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我看来这只是希腊的一部分。我们要更深入地走近希腊的整体“核心”,从基础图像开始做数据库,对照文献和考古材料(“图—词—物”),从根本开始重新全面考察基础材料,在艺术作品和图像中观察神谕在希腊启动思想和信仰中的作用,从神性、情性和理性的“三性一身”来全面观察完整的人性如何构成“希腊的”希腊精神,学习但并非只是顺着西方研究路径往下走。

  在外国艺术史研究上,中国起步晚,差距大,到处是空白。沿着前人的路继续走,把在国外学习后的笔记翻译到中国来讲,并不难,但对这个学术问题本身,进而推动文明未必有贡献。在同一个问题领域,中国学者既要与各国学者共同参与,做出前沿研究,也要对似乎相同的基本材料,重新调查和反复观察,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开辟新的可能,从而推动艺术史学科的发展。

  2016年,北京世界艺术史大会的主题是“概念(TERMS):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艺术与艺术史”。由于历史原因,科学、哲学、艺术的学术概念源自西方。艺术史概念框架是西方建立起来的,其研究对象起初是西方艺术传统的模仿写实图像,而中国的书法、绘画以及伊斯兰地区、非洲黑人地区等非西方的艺术都没有办法完全纳入现行的艺术史框架。而西方艺术自身经历过数次现代艺术革命,突破西方传统艺术后进入“无问西东”的当代艺术之后,也不能被完全纳入现有的艺术史框架。所以,仅从西方的艺术概念出发的观念和方法,试图以之涵盖全世界艺术史发展的脉络,显然不够。

  因此,我们要重写世界艺术史,艺术史应该对所有文明的艺术进行解读,也从不同的文明角度对人类的艺术进行解读;另外也要从基本做起,通过对传统西方艺术史理论的反思,不一味照着西方的路数去研究世界上西方之外的其他地方,推动整个世界文化格局、艺术格局的重组,推进人们对艺术的理解。

  艺术史是一门探索的学问,是一门实验的学问。在这个学问中,所有的现存的知识都会受到怀疑,所有的已有的规范都会经受质疑,所有的规定都会受到挑战和超越。

  中国应该对人类文明有一些原创性的贡献,做一些具有引领性的工作。一方面要实在,一方面要创造,切忌投机取巧。从这一角度说,我在北大汉画研究所25年才做了《汉画总录》总量的1/4,恐怕只能如此。而这两点,同样是我们这次建立世界艺术史研究所的“性格”之所在。

  【人物小传】朱青生 | 1957年生于江苏镇江。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所长。著有《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中国当代艺术导论十三种》等,主编《汉画总录》50多卷、《中国当代艺术年鉴》15卷,主持“中国现代艺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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