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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会真正见证到，在发达国家、新型大国疫情得到缓解的同时，在大多数地区出现大范围的死亡、饥荒、失业，然后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动荡、骚乱、战乱、难民潮和政权更迭。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在观察国际格局和各国抗疫表现时，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点，当下在评估各大国表现时对美国的研判可能是最重要的。西方一些国家现在由于个人主义优先，平常比较散漫，都是各自为战，所以显得手忙脚乱，不得不去动用军队或者动用联邦的资源，看上去总是慢半拍，损失严重。但是，一旦度过了眼前的困境，进入到一个长期的相对比较平静的、和平的时期以后，它们的个人积极性、企业的创造性、市场的“吃螃蟹效应”，可能又成为一种优势。
本文系盘古智库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逸舟接受《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记者彭萍萍采访的内容整理，文章来源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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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与病毒不断斗争的历史。欧洲黑死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西班牙大流感都曾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走向。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全世界多点爆发，这场疫情有可能对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产生何种影响呢?
首先，我想对当前的形势做一个我自己的、未必是成熟的研判。我觉得国内现在对疫情的看法多半比较偏乐观，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通过和国外一些朋友的交流，加上这些天也看了一些国际组织、国外智库的分析，我觉得国际形势比我们国内普遍想的要严重。未来局势的发展有最好、中间和最坏三种可能性。
比较好的，根据我们国内现在看到或者估计的，大多数人认为疫情即便不是很快，但是也终究将会在今年下半年的某个时间点结束。然后经济逐渐开始报复性反弹，最后重归原来的轨道。我觉得这个判断主要是根据国内早先两个月抗击疫情的形势作出的，中国确实在较快时间内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但是国际上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中间的可能性更大，疫情持续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死亡人数可能也会更多。4 月 1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表示: “在过去的五周中，我们见证了新增确诊病例呈指数级的增长。在过去一周中，死亡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将见证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升至 100 万，并有 5 万人死亡。”截至北京时间 6 月 1 日 16 时，全球确诊病例已超过 615万，死亡人数超过 37 万。这一死亡人数已经相当于一场中小规模的战争，经济上的损失更难估计。这种预估仍是对疫情发展中间可能性的估计，但是还有最坏的结果。
最坏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会真正见证到，在发达国家、新型大国疫情得到缓解的同时，在大多数地区出现大范围的死亡、饥荒、失业，然后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动荡、骚乱、战乱、难民潮和政权更迭。现在，我觉得这一种可能性在增大。人们现在主要关注中日韩、欧洲和美国的疫情，但是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兴大国，只是很小一部分。在大多数地区，比方说非洲、中东、拉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可能出现更大范围的死亡。因为很多地方尚没有足够的检测和治疗手段。按照国际传染病的一般规律，可能会出现比较大规模的人群感染和一小部分人群的死亡，但随之而来更严重的则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经济的衰退可能会导致工厂失去订单，很多公司、厂家、商店尤其是小商户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的生计会出现问题，进而出现抢劫、暴动、骚乱，政府一旦失控便可能采取一些镇压措施。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目前没法预期的可能性。疫情的发展可能要比当前的形势严峻数倍甚至数十倍，这可能是继一个世纪以前的大流感之后，死亡人数最多、传染范围更广的一场全球流行传染病。但是，在全球经济相互连通、世界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它带来的后果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在向一些国家提供初步的医疗卫生援助的同时，我们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粮荒、经济衰退、大范围暴乱和难民潮等情况要提前做出预判和准备。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大疫情，也可能是大衰退或大骚乱。因此，我们在谈国际格局、谈大国作用、谈全球化之前要先对总的形势做好上中下三种不同的思想准备。往好处着想，往最坏处做准备，这样的话才能应对不同的形势。
新冠肺炎疫情演变为全球公共卫生大危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百年大变局的一种映射。相关变量和趋势苗头早已显现，疫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并更加显在性地呈现出了这种“大变局”。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法国百年未遇的公共卫生危机;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疫情是德国二战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历史证明，貌似突如其来的“黑天鹅”事件往往伴随和昭示着百年大变局的必然性。大国兴衰的肇因常常是大规模战争或危机，大国借由契机完成权力的重组、国际影响力和道义合法性的重构。当前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又可能对国际格局产生何种影响呢?
从全球化，从历史、人类文明发展和国际格局角度来看，我觉得约瑟夫 · 熊 彼 特 ( Joseph Schumpeter) 的观点特别有启发。他说，历史的演进往往不是一个平滑的曲线，不是一个没有呈现波段性的发展，相反它呈现为一种“创造性毁灭”“创造性破坏”，通过各种重大的打击，淘汰掉一些落后的产能、产品或者产业，一些落后的体制、手段，然后又缔造出新的产业结构，包括产品和制度。历史上，特别是进入现代化、工业化社会以来，这种创造性破坏、大浪淘沙的过程，多次重现。往往一个大的危机之后，就会看到一批国家倒下，一些貌似巨人的曾经很出众的国家黯然失色。而一些在危机中抓住了商机，或者捕捉到了前沿信息、前沿手段、前沿领域的国家又脱颖而出，开始成为地区乃至于全球的领导者。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全球化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我们现在常讲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但全球化本身是有周期性的，它有的时候是比较快地、比较顺利地往前走的，不管是就业、经济增长、贸易指数，还是个人的收入等，看上去都是高歌猛进的。但是，往往在这个过程中间，全球化又酝酿着新的周期。例如，有的产能过剩了，有的技术过时了，有的劳动力自身技能跟不上了，这时候就开始酝酿出一些产品的过剩、产业结构的老化，或者说某些体制机制的不适应，就开始出现危机。然后一个大的问题出来以后，例如，战乱、传染病或者一个地区政治上的动荡，造成了连带效应，带来了蝴蝶冲击波，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形势——衰退、下降。全球化周期性的起落一直是存在的，而且现在技术、信息的穿透力越来越强，周期越来越快，科学家研制的手段、沟通的渠道越来越多，越是在这一过程中间，这种张力就越是显著。显得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所以，现在全球化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让一些掌握了新的技术，在危机中间能够找到机会的国家或者是产业、人群从中获利，能够在大浪淘沙之后崛起; 另一方面，也使那些相对比较落后且手段比较贫乏的地区、国家和人群出现大面积灾害，出现较大问题。
为应对这次疫情，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这实际上也是一场“大考”，既是对各国综合国力、治理和应变能力的综合考量，又是对各国纠错能力的测试。您怎么评价世界各国在这次抗击疫情当中的表现?
对于全球应对疫情的评估可以采取不同的尺度。其中一种尺度，倾向于对所谓“强力国家”或者强政府和所谓弱政府进行比较，或者说对东方和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异进行比较。在纪律性比较高、集体意识比较强、政府比较有力的地方，例如，新加坡、韩国、中国、日本，显然这些所谓的东方国家动员能力比较强，它们的治理效率比较高，处理危机很快，能集中资源，在短时期内采取了强力的物理隔绝手段，包括必要的“封城”“封国”等一些强制性的手段能很快到位。而一些西方国家，比方说像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这些国家一向比较浪漫、比较散漫，政府更迭比较多、治理能力相对较差、掌握的资源比较少，在这些地方疫情扩散就比较快，后果比较严重。而且政府的很多措施，不管是“封城”也好，或者是颁布“居家令”也好，看上去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是现在人们分析当前情况时常用的一个尺度——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的人讲中国比较重视家庭、重视老人、重视集体，强调个人服从整体或者是少数服从大局，西方国家刚好相反。对这一解释我觉得是合理的，但是不要把它绝对化，变成单一的尺度。
我们还看到很多不同的现象，比方说同样是在西方，德国和一些北欧国家这次很明显就控制得比较有效。德国现在号称是世界上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虽然在 4 月底德国的感染人数也超过了15万，但是死亡率是非常低的。那么，这就不是简单的东西方文化差异能够解释的了，这也和所在国家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公民守法自保意识等因素有关。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同样是在东方、在亚洲，如印度、印尼、孟加拉这些地方，现在危险正在蔓延。因此，还需要考虑其他的评估尺度，比如刚才说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的效力、社区的管理体系等。
第三个评估尺度就是领导人的国际视野和领导力。同样是大国，有的国家很明显采取了多边的、合作的、协调的方式，也有的大国虽然有很多的资源，但是采取了孤立主义的、以邻为壑的、推卸责任的态度。
所以，当我们在进行国际比较特别是大国比较时，我们应当更加细致地采取多视角的、多元的方法，一定要避免用简单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或者东西方差异进行单一的解释，这些因素确实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的最终作用是多种力的一个合力，而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前任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 和耶鲁大学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拉什·多西(Ｒush Doshi) ，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抗击新冠病毒可能会重塑全球秩序》的文章称，美国作为超级大国70 年靠的不仅仅是财富和实力，更是其绝无仅有的三大法宝——国内有条不紊和卓有成效的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及引领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意愿。文章指出，美国正在经历对自己的“三大优势”的又一次考核，目前的成绩是不及格。如果说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暴露了大英帝国的无能为力并使其丢失了超级大国的资格，这次抗疫或许会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您是否认同这一看法?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历史上看，在过去几百年间，美国也是在重大的危机、挑战中逐渐构筑它现在的地位的。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以后，既有重大的成功和经验，也有重大的失败和教训。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在观察国际格局和各国抗疫表现时，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点，当下在评估各大国表现时对美国的研判可能是最重要的。
首先，我想说美国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包括美国现任政府上台以后的国际表现应该打低分。在这次疫情中，美国可以说遭遇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情报失败。有人说，这次比“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时，美国中情局和五角大楼出现的信息盲点还要严重，因为它对全球的信息研判基本上没有发出预警。而且一开始很多美国人甚至认为疫情不可能蔓延。政客不作为是这次应对疫情不力的原因之一，但也说明了最近这些年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尽管很强大，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看到历史上美国充当世界超级大国以后，提供了很多国际公共产品和领先产品，不管是制度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器物的。从电灯泡到航母、原子弹，到各种药品，再到各种各样的硅谷创新，美国人都是遥遥领先的。但是跟过去不同，现在，包括在疫苗的研制方面，美国虽然在抓紧，但是至多算是第一梯队，中国和德国在疫情的应对、疫苗的研发、信息的传递方面做得不错，相比之下美国表现很糟。
还有，现在的美国在国际领导力、国际协调、多边的应对方面基本上是一个“跛脚鸭”，不是领导者，而是拖后腿者。在国际社会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美国却依然拖欠甚至暂停缴纳世界卫生组织会费并计划大幅削减全球卫生项目拨款。在国内也是这样，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在科研、教育、医疗、福利方面都是大幅削减投入。这任政府此前最大的成就是在股市，此外在和其他国家的经贸谈判中讨价还价美国确实有一手，但是总体来说，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国际形象都是在减弱的。在这次重大疫情扩散中，美国完全没有协调力，没有公共产品，跟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说格格不入。甚至在联合国层面，在美国不断拖欠会费情况下，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总部的秘书处这次反过来还专门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些口罩。美国从援助者变成被援助者，这一点是很讽刺的。
但是，我又不太赞成现在国内外很多批评者的观点，认为现在就意味着美国世纪的终结。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从美国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表现，从一战以后美国逐渐成为世界主导国家的历史来看，美国这个民族有一种特殊性。美国在政治上如果犯了错误，可能带来重大的灾难，但是当一个重大的挑战或者危机最终激发了整个民族的潜力的时候，它又能够化险为夷，从危机中取胜。例如，在一战后期，美国开始是置身事外的，但是威尔逊总统后来提出了“十四点原则”，推动建立国联，倡导所谓弱小民族的自治，美国开始逐渐从一个奉行孤立主义的大国变成了一个具备软实力的大国。二战前后也是如此。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后国内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后来不仅在击败日德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而且在研发核武器、创建联合国、实施马歇尔计划中，都体现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强烈的主导意识，极大地扭转了自身的局势。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曾经一度看上去是攻势迅猛，在发射卫星、生产钢铁和潜艇方面都超过了美国。美国人当时惊呼美国有可能被苏联击败，但是从肯尼迪到后来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的阿波罗登月等，它又激发出极大的潜力。美国是很奇怪的，它犯的错误大，但动员起来的力量也大。越战也好，“9·11”也好，就是美国犯的非常大的错误，或者说是战略失败。越战让美国深陷泥潭，而且造成了心理上的越战后遗症。“9·11”以后，布什主义一度把在中东的反恐，把到处围剿反美政权作为它的头等大事，使得美国陷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泥潭。但是，是不是说这些灾难就让美国陷进去，一直无法自拔呢? 并不是，我们看到最终它又挺过来了。
现在我注意到美国社会、地方政府、智库和一些公司又开始自发地动员起来。所以，下一阶段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在疫苗研发中，在协调盟国中，美国扮演的角色还有待观察。美国的《国防工业生产法》利用起来以后，解决危机我觉得是有可 能 的。虽 然 这 一 次 美 国 可 能 是 遭 遇 了“9·11”以后，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规模的死亡，但是美国是否会因为这样就衰落下去呢，我觉得还要再看一看，不要轻易下结论。（注释略）■
本文来源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03期
图文编辑：吕丹琳
责任编辑：刘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