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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面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意味着扩大内需的“量变”，更指向了内需动力模式的“质变”。在此前以“外循环”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沿循“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需求传导链条。这一链条虽然拉动了内需规模的高增长，但是也引致了投资占比过高、居民消费不足等结构性失衡。更为重要的是，内需的源动力仍然较多依赖国际市场，因此本质上是“伪内需”模式。以2015年供给侧改革为起点，以“双循环”建设为机遇期，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在夯实内需韧性的同时，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基于此，我们预测，至2035年，中国内需的实际规模有望较2019年实现倍增，内需结构料将多重优化，进而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程实，文章来源于“工银国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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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的现状：增速有优势，结构有短板。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对中国内需的研究亟待注重两个要点。其一，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交叠，前瞻中国内需的长期远景，需要充分结合时代趋势与国情演进。其二，针对内需的跨国比较宜尽量剔除通胀影响，以便揭示真实需求的演化，这在疫情时代全球货币政策超宽松的背景下尤为重要。沿循上述思路，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内需在“全球-历史”大坐标系下呈现两大特征。
第一，增速较快。从成分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的投资内需，还是消费内需，在全球视野下均长期保有增长优势。就投资而言，1996-2019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11.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8.0个、4.3个和9.1个百分点。就消费而言，1996-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9.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6.6个、4.5个和7.3个百分点。基于此，1996年至2019年，中国内需总量的实际同比增速中枢为10.1%，大幅领先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增速优势分别高达7.2个、5.2个和8.0个百分点（详见附图）。得益于长期较快增长，至2019年中国内需规模已扩大至12.6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内需规模的57%、欧盟的84%，以及日本的1.7倍。
第二，结构失衡。从结构视角来看，至2019年中国内需依然存在逐层递进的三重失衡（详见附图）。一是消费投资比例失衡。2019年，在中国内需总量中，消费需求占比仅为65.0%，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比例则分别高达94.2%、76.8%和75.6%。二是居民消费发育不足。在中国消费总量中，居民消费的占比仅为70.0%，较美国（83.0%）、日本（73.4%）和欧元区（72.2%）仍有差距。三是服务消费占比过低。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消费重心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是大势所趋。至2019年，美国和日本的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分别达到69.0%和60.6%，而中国仅为49.5%。有鉴于此，未来用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活居民消费潜力，加速服务消费发展，有望成为中国强化内需引擎的结构性重点。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提供了内需结构的方向性指引，但是其具体比例并非“金科玉律”。事实上，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来看，若内需结构过度“重消费、轻投资”，将造成产业空心化、消费杠杆高企等弊端。若消费重心过度“重个人、轻政府”，也易形成公共品供给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等弊端。在当前全球乱局之下，疫情冲击导致弱势群体受到非对称压力，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形成新一轮投资缺口，或将放大上述弊端。因此，未来中国内需结构的调整不宜对照发达国家亦步亦趋，而应根据自身特征和时代趋势寻求最优解。
内需的变革：模式正切换，潜力长可期。从时序视角来看，2001年、2015年是中国内需动力模式的两大历史性转折点（详见附图）。2001年至2014年，投资内需一方面在增速上长期高于消费内需，同比实际增速的年均差值高达5.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波动方向上与消费内需背离，多次出现此消彼长的走势。这一现象的背后逻辑是中国加入WTO并快速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传导链条，因此这种投资内需的高增长本质上仍具有较强的外部依赖性，在一定意义上是“伪内需”。2015年至今，消费内需增速领先投资内需，并且两者增速差明显收窄、走势逐步趋同。其背后逻辑是2015年供给侧改革加快推动过剩产能出清，供求结构重新匹配优化，正在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内需增长的内生性和稳定性增强，是“真内需”。从“伪内需”向“真内需”的模式切换，虽然在表面上引致了增速的阶段性走弱，但是深层隐含着内需韧性的增强。
当前全球遭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中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料将推动“真内需”模式的加速发展。以此为基础，中国有望进一步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居民就业收入改善→国内市场持续扩大”的内需发展机制，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在全球视野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着充沛的消费潜力，有望为上述机制提供稳健的源动力。在宏观层面，结构性抑制有望逐步消解。此前中国作为“供给中心”嵌入全球体系，形成了“重生产、轻消费”的经济结构，对消费内需造成显著抑制。至2018年，中国居民创造了全球GDP产值的16.1%，但仅享受了全球消费的12.1%，“产出占比-消费占比”剪刀差高达4.0%。相较而言，美国、日本、欧盟、全球高收入经济体以及OECD成员的剪刀差水平均低至负值，即使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均值水平也较中国略低（详见附图）。未来在“双循环”格局下，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这一结构性的抑制有望缓解，进而释放消费潜力。在微观层面，长期动力有望渐次加强。虽然当前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但是细分至人均水平，无论是消费能力（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还是消费意愿（人均居民消费占人均GNI的比例），均在全球位于中低水平，不仅远低于OECD成员均值，甚至还略落后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均值，因此仍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详见附图）。未来得益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产阶层的壮大、年轻世代的崛起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升级向质量高度、市场深度、产品广度的“三维”拓展将是长期趋势。由此，叠加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有望同步改善，为消费引擎注入长期动力。
内需的前景：规模将倍增，结构再优化。2020年至2035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根据我们之前研究[1][2]，这一时期预计也将是“双循环”新格局确立并畅通运行、中国完全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阶段。以2035年为目标时点，基于本文的上述分析，可以在“全球-历史”的宏观大坐标系下进一步推测中国内需的长远前景。
从规模来看，内需倍增是大概率事件。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推算当前至2035年的中国内需规模变动，并进行相互验证。第一，增速递推法。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2020-2035年中国经济年度实际同比增速的长期中枢为4.5%左右。假设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驱动，在剔除了通胀对于投资、消费名义规模的影响之后，那么2035年内需的实际规模预计约为2019年内需规模的2倍。第二，收入比例法。2019年中国人均GNI升至10410美元，略低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12535美元）。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即使未来中国人均GNI的实际同比增速明显低于趋势水平，至2035年中国人均GNI也将大概率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并触及16700美元（2019年购买力）。由此，再假设中国人均GNI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向OECD成员水平趋近，内需中投资、消费的结构比例向欧洲、日本趋近，则2035年中国内需规模亦将较2019年实现倍增（剔除通胀影响后）。基于上述两种预测方法，2019-2035年中国内需实际规模的倍增将是大概率事件。此外，若这一目标如期兑现，那么至21世纪中叶，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实际需求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剔除通胀影响后）。
从结构来看，三层次优化有望实现。其一，内生增长模式确立。至2035年，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长期中枢预计将接近100%。但是，这并不等于“闭关自守”。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以及高水平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对外贸易有望走向均衡状态，在小幅顺差和小幅逆差之间弹性波动。由此，“外循环”对“内循环”的增长贡献，不再主要反映于净出口的数据高低，而是主要体现于国际国内要素加快流动、优化配置所实现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二，消费、投资合理搭配。至2035年，在消费市场扩大的同时，中国料仍将持续以新基建投资、产业投资促进供给侧升级，加速拥抱新一轮技术革命。由此，我们预计，至2035年，中国内需结构不会走向“美国模式”，而是有望更接近日本与欧元区：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约为75%，投资的占比约为25%。其三，个人、政府比例协调。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的后发经济体，仍需要政府发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发展协同化。在全球疫情时代，进一步夯实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应有之义。因此，未来在中国居民消费较快发展的同时，政府消费料将稳步增长、提质增效。至2035年，中国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例或不会过度抬升，预计将稳定在72%左右，以实现个人福利和社会公益的总体平衡。（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