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民出版社建社70年全国征文|陈四长:感念文社长

陕西人民出版社建社70年全国征文|陈四长:感念文社长
2020年11月18日 10:12 新浪网 作者 陕西阳光网

  编辑部往事(编者篇)

  人老了,回顾以往,常会感叹命运。一次同学聚会,扯到这个话题,刘兄说了他一生的体悟:命运是啥?命运是机会的影子。机会是啥?机会就是你进入哪个单位,遇到什么样的领导。想想也是。单位大概率决定你一生的职业,领导一定关涉你的人生际遇。领导开明、大气、包容,你成功的机会就多。反之,武大郎开店,你就很难有出头之日。

  我庆幸在陕西人民出版社遇到文社长。

  1985年,我从团省委“毕业”,面临“转岗”。省委、省政府都有单位领导找我谈过,我举棋不定。一日去省出版社办事,恰巧在大门道儿碰见文炎。文炎是我的老领导,我在榆林地委做通讯干事时,文炎是宣传部的副部长。于是我们站着拉了一会儿话。文炎问我的情况,我如实相告。文炎说,你搞过青年杂志,正好中宣部出版局要求各省人民出版社成立青年读物编辑部,你到出版社来吧!

  我于是在1986年春天调到陕西人民出版社。

  到出版社的第一天,报到后,文炎带我到刘夏至的办公室,向刘夏至介绍:“这是新调来的陈四长同志。”刘夏至连忙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热情地和我握手,说:“文社长向我介绍过你,欢迎你到人民社。”接着,文社长交代:”刘总分管青年部工作,你们一起好好聊聊。”

  刘夏至副总编当时四十大几岁,人眉清目秀,文质彬彬,说话慢声细气,十分谦和。刘总向我介绍,青年部刚刚成立,现只有陈超英、李端、张孔民三位同志(孔民后改名孔明)。超英从团省委过来,你熟悉。和她爸一样,很敬业。李端政法学院毕业,人很有才气。孔民兰大毕业的,很热情、很勤奋。人都嫽得很。

  “你这一来,部门有了头,这就好办了。”刘夏至说。

  我说:“我虽搞过青年工作,办过青年杂志,但书籍出版和办杂志不一样,得从头学起。”

  刘夏至说他也是新兵,他原给陈元方做秘书,调到出版社时间不长。“咱们共同学习,互相配合,把青年部工作局面打开。”

  青年部刚成立只有一个大办公室,三十几平方,四个人并不挤。后来又陆续进来蒋丽、雷波、何大凡几位同志。还有一位从科技社调过来的老编辑,但不坐班,一年多就离休了。

  当编辑重要的工作是组稿。青年部是新部,没有现成的“馍”,更没有存粮。所以到青年部不久,我就去北京组稿。

  从北京组稿回来,在楼道碰见文炎,文社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赴京组稿的情况。我报告说,这次组稿还算顺利,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作者,如王通讯、杨泉福、杜文勇、王燕生等,都谈了他们的选题计划,答应为我社写稿。听了我的汇报,文炎谈了他对青年读物的一些感受。文炎说,他青年时期读过中青社出的一本小册子《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作者叫敢峰,全书不到200页,只有两毛几分钱,但出版后影响很大,多次印刷,印数高达400余万册。他周围的年轻人都读过这本书。作者谈理想、谈立志、谈学习、谈奋斗,整整影响了一代人。

  “这本书我也读过。”我说。三年困难时期,学校放长假,我回村劳动,从村小老师那里借阅过这本书。它以理想之光,使我在困顿中获得同命运抗争的力量。

  文炎平时话少,不苟言笑,让人觉得面冷。但说起年轻时读过的这本书,一下子说了这么多,可见这本书对他人生的影响。我忽然领悟,文社长此时谈这本书,意在讲优秀的青年读物对青年人生成长的意义,启发我搞好青年读物的出版。

  文炎先后在团中央和省委宣传部工作过,对青年工作和宣传工作都很熟悉,对青年读物出版常能给出好的建议。1990年2月,党中央号召在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文炎敏锐地体察到中央重提学雷锋的时代意义,指示青年部抓紧出一本学雷锋的书。于是,我组织青年部的同志,剪刀加糨糊,突击两天,将报刊上学雷锋的言论,以及搜集到的雷锋故事、雷锋日记,选编了一本《向雷锋同志学习》。印厂以急件安排印刷,一个星期面市,首批10万册三天内销售一空,临近省书店纷纷催要,于是又7次加印,总印数超过80万册。3月1日,社领导带着我们青年部的同志,专程到西安高中和开通巷小学,向两校赠送《向雷锋同志学习》150册,西安电视台做了报道,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反响,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青年部除我之外,都是青年。青年人多了,气氛就活跃。每年春和景明时节,我们青年部的同志,就集体组织到西安周边的景区去春游。每人蹬一辆自行车,带上烧饼、水果、小菜、瓶装水之类。到景点爬山、游船、赏花、观景,呼吸春天野外的空气。到了饭时,一块塑料布一铺,把带的东西往布上一摆,大家席地而坐,露天野餐。李端、孔明是活跃分子,常会即兴作诗,讲一些笑话故事,逗得大家乐。记得去过鲸鱼沟、南五台、翠华山,还有一两个地方记不清了。对于青年部组织春游,其他部门有的同志有看法,反映到文社长那里。文社长说,活动才有活力。部门组织春游,有利于活跃气氛,培养团队精神,增加凝聚力。你们乐意组织,社里还可以在经费上给予一些支持。还有一件事,孔明在文章里写了,当时编辑部有一台康乐棋,编辑同仁谁眼累了,就“康乐”一下。楼下有人告到老社长那里,说青年部上班娱乐。一天,几个人玩得正投入,老社长来了,大伙一时愣住,等着挨训,不料文社长接过杆子,说:“谁和我比?”竟一下将气氛烘暖了。

  那些年,社里每年都举行一次运动会。文社长好下棋,且棋艺很好,自然是参加象棋比赛。单位好下棋的有谢鸿泰、吴秉辉、易玉秦、王太平、曾宣传等,文炎同他们比赛是棋逢对手。每逢对弈,就围一圈人。文炎下棋思维缜密,走一步能看几步,因而常常赢棋,几次获得社里象棋比赛冠军。

  1987年,得益短篇小说《相马论》的获奖,我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两地分居,将妻子儿女户口迁到西安。一家人团聚是好事,但也因此生活压力增大,当时我月工资不到60元,养活四个人很是拮据,想给妻子找个临时工干。西安商业局一位朋友的妻子在钟楼旅店,介绍我的妻子去那里打扫卫生。去钟楼饭店接头回来,袁丹才打电话找我,谈话说,让我的妻子到社门市部上班。说文社长交代“一次性就业”,按正常招工手续走。妻子年近四十,以当时的就业环境,找个临时工作都不易,忽然能一次性就业,这使我倍感温暖。为妻子工作的事,我没找过一次文社长,更没送过礼。文社长能把我的困难看在眼里,挂在心上,这使我非常感动,终生难忘。

  我的儿子当时正上高中,需要在西安找一所学校就读,热心的夏至副总编和他的妻子路老师也尽力帮忙。在路老师的帮助下,我的儿子上了西安六中。对于夏至的帮助,我一直铭记在心。夏至是我的分管领导,人谨慎严谨,待人诚恳,工作很负责任,写一手好钢笔字。1988年患癌症住进医院,我每去医院,他都询问青年部的工作,关心部里同志的情况。6月下旬我去看他,他身体已很虚弱。他兴兴地告诉我:“四长,我的副编审已经批了。”我不由鼻根一酸,差点掉出泪来。作为副总编,高级职称是基本的任职条件。已经病入膏肓,还想着工作上的事,令我百感交集。

  青年编辑部初创,一个部都是助理编辑。职称虽低,但大家都很努力,很勤奋,先后编辑出版了《幻想与现实:中国道路》《哲人的心灵对话》《写作艺术大辞典》《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丛书》等好书。《写作艺术大辞典》由我和李端、陈超英、孔明、蒋丽编辑,1990年2月出版,当年12月获全国写作年会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年4月修订再版。该书收辞目5439条,囊括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美学、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以及文章体性、流变、风格、阅读等几乎所有的写作领域,为当时国内收辞最全、门类最富的写作艺术专科工具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媒体的高度评价。

  文社长认识的人多,向他索书的人也多。一日,文社长给我打电话,问我手头还有没有《写作艺术大辞典》,说省委一位老朋友向他索书。我拿了一本送到文社长办公室。文社长说,这本书要的人很多,他手头的样书已经没有了。我点头说是,“我们那边也一样。”文社长接着肯定:“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书,是一本能够上架的书”。我理解文社长的说法,对于读书人来说,有些书属于随手翻翻的书;有些属于快餐读物,读完了也就完了。而能够上架的书,都是具有文化价值和长期使用价值的书。文社长对《写作艺术大辞典》给了“能够上架”的肯定,这已是蛮高的评价了。文社长没有说错。去年冬天,一位老朋友乔迁新居,我去贺喜,在他的书架上,意外地看到《写作艺术大辞典》,还有一本我编辑的《哲人的心灵对话》。这两本书出版距今已经30年了,30年来,我的这位老朋友搬过4次家,每搬一次家,清理一批书籍。这两本书还能立在书架上,作为编辑之一的我倍感欣慰。

  文炎1992年离休。1998年北关正街新房落成,文炎和我住在一个小院。文炎住2楼,我住5楼,彼此走动的多了。开始的几年,文炎身体还好。下午,小院里有棋局,他还下来“杀”几盘。后来身体有了毛病,慢慢地不下楼了。一年,老成(文炎夫人)要去深圳一个星期,不放心老文,嘱我晚上招呼一下老文。其实也无所谓什么招呼,就是每晚去老文家睡一回觉,提醒老文按时吃药。

  文炎2010年去世,距今整整十年了。回忆当年他对我的帮助,对青年部初创时期的支持,我的心中涌出无尽的感激……

  写于2020年11月15日

  陈四长,1945年2月生,陕西三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人民出版社编审。曾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当代青年》杂志副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部主任,《西部大开发》《善行天下》杂志总编辑,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特色经济专家组副组长。著有(含合著)《民国奇才于右任》《艰难的转战》《霍家父兄》《婚恋夜笺》《多味人生》《少儿山水故事》《作文技法99》等书。多篇作品在全国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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