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戊戌年结束还有最后十几天，王功伟领到了10年的刑期，罪名是贪污。这位见证并缔造了金融街传奇的亦商亦官的昔日风云人物，以这样一种意外的方式，在己亥猪年的春节即将到来之时，彻底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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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时的王功伟，一定会回忆自己36岁时的那一年。那是他曾经事业通途的起点。
1992年，王功伟进入了张百发的视野。这是一位极具个性的北京市副市长，亚运会前夕，他曾当着一众外国记者说，要是亚运会办不成功，我就从京广中心上跳下去。那时，京广中心是北京第一高楼。
成功举办亚运会之后的两年，张百发在金融街的建设方案上写下一句批示，“经与中央领导谈过，同意恢复建设”。此后，他又向时任西城区一位副区长问起金融街建设推进工作的人选问题，此时，这位副区长向张百发推出了王功伟。
张百发的第一反应，是问此人年纪多大。副区长回答，36岁，他还特意说，“就算再干20年也不会退休”。张百发听了很高兴，当即拍板说，“就这么定了”。王功伟自此走上了人生的通达之路，他确实在金融街干了20年没有退休，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退场。
与他共事过的人，多数都会说，王功伟没有那种国企领导的习惯做派。他说话声音不大，语速不快，没有压迫之感；他身材稍显消瘦，即便在中年以后也未发福；他还习惯穿软底布鞋上班，有时候接待领导，也会穿着软底布鞋，陪同考察，汇报情况。
作为一位“实权在握十几年”的国企领导，王功伟根本不需要虚张声势。对下属，他经常先说“好”、“可以”，而后再讲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哪怕他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与下属说的有方向性的不同。最终，下属还会照着他说的执行。显然，王功伟明白，铁腕的意义，不在于做派。
有金融街的“老人”向攸克君回忆，当时金融街拆迁难度大，区政府的官员出面和拆迁户谈判，但拆迁户说，“我说不过他，我要和金融街的王功伟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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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伟的这种处事之道，或许来源于其官场经历。
36岁踏入金融街之前，他长期在西城区计划委工作，后来调入金融街投资公司的前身——“二环办”。后来，金融街投资公司设立，王功伟主政，再到后来借壳上市，诞生金融街控股，王功伟的伸展天地，一直不离西城区，而金融街也一直是一家区属国企。
这决定了王功伟与西城区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及至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在王功伟诸多职衔中，还包括一项重要的职务：西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西城区在北京向来有“出干部”的传统。多任西城区区长、书记等，能位列北京市委常委。在王功伟的金融街时代，刘志华、吕锡文都曾担任西城区的一把手。刘志华后来成为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吕锡文更是一度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分管过组织、人事工作，皆为官场要职。至于二人因腐败问题落马，那是后话。
因为直接的工作关系，王功伟与他们两人交集颇多。金融街借壳上市融资，是刘志华在西城区任职期间明确提出，在其升职后，又由吕锡文继任推进。
当年为了促成金融街借壳上市成功，吕锡文不仅带队赴重庆与壳资源方谈判，还带队拜会证券监管部门。这样的经历，显然给王功伟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就是最大限度地换取区政府的支持，并通过政府整合资源，由金融街作为国有企业变现。
要做到这一点，王功伟不仅要懂得市场规律，更紧要的，是要明晰行政资源运行的各种规则。作为一家国企的掌门者，王功伟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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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职业生涯里，给金融街找钱，始终是脱不开的工作。虽然是正牌儿的国企，但在很长时间内，也不是说融资就能融资的，比如，在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金投入的情况下，王功伟一度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钱。
市场融资的路一度走不通，身边有人建议王功伟向区政府打报告要钱，出这个主意的人认为金融街是西城区的企业，要钱天经地义。但王功伟显然清楚，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运作不能这么运作。在否定了直接打报告要钱的方案之后，王功伟把班子的主要成员叫到一起，说要去一趟上海。
很多人当时不解，认为王功伟是要到上海融资借钱。要真是这样，王功伟就不是王功伟了。他要去的，是位于上海浦东的陆家嘴，这次行程的正式名义，是对陆家嘴的建设发展模式，进行调研。
调研的重点是陆家嘴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因为王功伟敏锐地意识到，陆家嘴的基础设施，是政府投资建设的。于是，以这个内容为核心，金融街方面形成了详实的调研报告，拿着这份报告，王功伟找到时任西城区区长的吕锡文汇报。
汇报的重点内容，是上海方面政府部门出资对陆家嘴的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开发的内容。吕锡文听了了十分重视，当时在办公室就指示个区委办局进一步了解情况，并拿出支持意见。最后，经在区委书记办公会上讨论，西城区决定从财政中拿出10亿元，作为金融街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发资金。
后来，不仅基础设施，就是威斯汀、丽思卡尔顿两个如今北京知名的酒店，也部分得益于这笔财政资金的支持。
这笔钱，“生要”是要不来的，王功伟理解的，恰是京沪当时暗中关于金融中心的竞争，以及上海做法能给北京和西城区政府带来的触动。拿捏这个分寸，恐怕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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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成功运作，折服了王功伟身边的很多人，包括不少原来对王功伟“不服”的人。而王功伟对于经营自身朋友圈，并整合获得政府支持，为企业经营打开突破口的能力，要到几年后，再迎来一个爆发期。
王功伟很重视社交，在他的力主之下，金融街商会成立，商会成员无外乎各种金融显达。初期之时，这个商会在公司内部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认为白花钱，有风险，务虚多，占用人力，但王功伟依然坚持，这个商会对金融街的价值，后来终于显现出来。
在金融街商会，王功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亲自担任常务副理事长。而与他在一段时间里，担任理事长的，是陈耀先，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国证登的董事长。
范勇宏则是金融街商会的监事长。有一天，他告诉理事长陈耀先，中国人寿正在买办公楼，陈耀先告诉了王功伟这个消息，并介绍了时任中国人寿副总裁的吴焰。其实，陈耀先和金融街以及王功伟，早有交集。
陈耀先在后来出任中证登董事长之前，一度担任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据曾经担任金融街控股总经理的鞠谨回忆，金融街借壳上市时，时任西城区区长的吕锡文曾专程带队到中国证监会拜会陈耀先，代表北京市西城区政府，谋求证监会对金融街借壳上市的支持。
而在这次与中国人寿的买卖中，吕锡文将再次出场，并一举促成这一桩大单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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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对于王功伟而言，确实是个大买家，但既然是大买家，要求自然很多。提出了不少条件，这其中，不少都是作为企业的金融街无法解决的，不过，这难不倒王功伟。
在获得这个交易的信息时，王功伟治下的金融街公司，就向吕锡文进行了汇报。此时的她，已经升任西城区区委书记。在听完汇报后，吕锡文当机立断，决定组团前往中国人寿拜会。这一行阵容十分强大，由区委书记吕锡文带队，各职能部门派人员参加。
王功伟清楚，表面看似卖楼，实则是西城区在招商引资。
中国人寿提出了两个超出买楼之外的条件，一是当时办公地点单向交通的问题，二是产权置换问题。
单向交通的关联问题，最终在吕锡文的协调下得以解决。而所谓产权置换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寿在西城区冠英园5号楼的产权，置换到金融街。这一点，仅靠王功伟和金融街公司，恐难有解决之道，最终，仍是吕锡文点头同意置换方案。在条件得到满足之后，中国人寿确定买下金融街国际金融中心A座。
此后，这样的运作，在王功伟治下，多次出现，比如在得知北京产权交易所在择址办公时，金融街希望引入北交所落户金融街。王功伟出面找到了北交所的董事长熊焰争取，熊焰也表示“愿意来”，但是，钱不够，买不起。
这也难不倒王功伟。西城区政府再次登台，提出可以提供给北交所每平方米1000元的补贴，就是这样，北交所的钱还是不够，最终，王功伟决定，以公司入股的方式，给予北交所支持，最终促成这笔交易。这种方式，作为西城区的企业，如果得不到西城区政府的支持，显然是不可能的。
后来，对金融街始终给予巨大支持的吕锡文，一度仕途通达，在位列北京市委常委后，又担任北京市组织部部长，至其仕途顶点，吕锡文已经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这对于王功伟和金融街而言，自然是个好消息。此后，金融街西扩南延，而在成立高级别的5+2领导小组中，也有吕锡文的角色。
一个新的红利期，就摆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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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理解之外，不少人对于王功伟对于人情的理解与把握，颇为折服。在西城区，王功伟的“人头很熟”，这大抵得益于其出身于区计划委以及后来的“二环办”；而王功伟在西城区又“很有面子”，再难的事情，遇到的人多少都会给王功伟面子，这一点，恐怕就是居于人情了。
在王功伟主政金融街的二十来年中，公司中一些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有着不同的社会关系，有的则是因为社会关系而能到金融街公司工作，这是王功伟人情世故的一面，更大的一面，要到房地产市场全面火热起来之后，才有更大的展现。
北京的住宅市场火热起来以后，金融街也开始从事住宅开发，凭借国企的身份和金融街的独特优势，金融街开发的一些楼盘，地段不错，价值不菲。这也成为了王功伟以及金融街熟络人情的平台。
在个别很好地段的住宅项目进入市场之前，金融街在公司层面会开会，确定向关系单位销售房屋的数量比例，以及价格政策。这些政策在后来被高效运用，一些对金融街公司运营有关的单位、机构、部门的人，通过这些政策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了金融街开发的住宅项目。部分西城区政府部门的官员，也在其中。
毫无疑问，随着房价的上涨，这是一笔巨大的收益，而在收益背后，便是人情。
后来，一些官员因为腐败问题被查办，个别金融街开发的住宅小区，也成为了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取证封存的工作去向，王功伟自然亦难置身事外。
尾声
人情练达的王功伟，为金融街的发展，谋求了巨大的竞争资源优势，但最终仍跌落于这张曾经成就他的人情网当中。在落马官员、国企干部已鲜见贪污罪的时代，王功伟终以此获罪，不得不令人唏嘘感叹。
待到2026年，王功伟应该70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