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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没有影响到编剧秦雯的日程。
她在疫情期间完成了《我的前半生》姊妹篇《流金岁月》的剧本修改。
《流金岁月》同样是改编自亦舒小说，由沈严导演，新丽出品，落地上海。
当然《流金岁月》也同样聚焦情感，同样与女性友谊和成长相关。
从《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如果爱》到《辣妈正传》《我的前半生》，秦雯剧作的气质，越来越将“贴地生活”和“离地飞行”，平衡得当。
说她贴地，是因为剧情生活质感写得好，重细节。
比如上海人生活的烟火气，聊天时的姿态、眼神、语调，在她的剧中都非常有呼吸感。
说她离地，是因为她喜欢“优化人物”，更向往美好。
比如像唐晶这样集美貌、能力、理性于一身的女性角色，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存在。她的理想化，或许正是观众爱她的原因。
提起剧作惯例，秦雯说“单纯写渣男，演员也不会来演的”“原生家庭问题？以前是用在反派身上的”“我们小时候看的故事，恨不得都是重男轻女”……
分享最爱的电影，她说“上海人民都爱王家卫”；谈到最喜欢的剧集，她说《琅琊榜》厉害，一个悬念撑完全片；提及合作的导演沈严，她称之为风度翩翩沈公子，手把手教你写戏；谈起新丽传媒董事长曹华益，她反问，宅家翻看《古文观止》的老板，怎么可能不是好老板？
总之，采访编剧秦雯的过程，是一个让人不断有触动点的过程，十几年的从业经验，她的很多观点值得品味。
中生代故事有大把好演员，为什么不做？
《我的前半生》热播后，很多编剧项目找到秦雯，大都是家庭、教育题材，比如孩子高考、出国留学、00后与年轻父母的关系问题等，她都拒绝了。除了手头在忙《流金岁月》，还有一个原因是，她对家庭伦理的热情并不高。
从小看琼瑶、席娟小说长大的秦雯，在创作之初将《我的前半生》定义为一个言情戏去把握，她并不偏向家庭伦理戏。
《我的前半生》中做出的生活质感，秦雯归结为是把一颗浪漫言情剧的种子，种在生活的泥土当中，“我只是把这个土刨得，你看起来，好像比较生活一点。”
唐晶贺涵，都是现实生活中人物的优化。
看完之后，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他们，或者希望用他们的一些方式去处理生活、情感问题。但其实，生活中的我们可能没有他们这么清楚的思路。
《辣妈正传》中的夏冰也是一个美化了的角色。
剧情没有侧重写婆媳大战等婆婆妈妈的细节，也没有去细究80后辣妈生产前后，细节上的痛苦。生活残忍的东西，秦雯不太希望让观众看到。
《辣妈正传》的元宝，在张译的演绎之下，有很多眉飞色舞的生动细节。但秦雯觉得遗憾，因为过于从戏剧功能去考虑，让元宝衬托夏冰的角色，男性本身的人物弧光没有完成。
到了《我的前半生》，“前夫哥”雷佳音走红。
陈俊生就是一个立体的、有独立人物命运的男性角色。写渣男容易，写处于渣和暖中间的男人，就要费一番功夫。
那时的创作倾向，与秦雯自身生活阅历的增加相关。她开始看到生活中不同的角度，不停地转换立场来写人物，发现每个人的苦衷和努力生活的姿态。
观众对《我的前半生》的反馈，让秦雯感到意外。
她没预料到观众会那么喜欢雷佳音的角色，也没料到会那么痛恨吴越饰演的凌玲。但她觉得每个演员对角色的塑造，都很出彩。
剧本给了一个基础，导演、演员都在做加分，都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放进去了。
谈及中生代题材，秦雯表示其实中生代戏在国外是主流。
主流美剧的主角，年纪都不小，包括男性角色。以前是因为，在中国我们觉得女性到了30多岁以后，基本上就埋头家庭了，没有被书写的空间。但其实，现在在北京上海，中年女性或者说中生代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秦雯认为，或许我们也到了这个时候，可以尝试更多的中生代故事。从演员角度来说，他们的经验也更丰富。
另外大家对《我的前半生》《都挺好》的好评，对《淑女的品格》的呼唤，都证实了中生代故事的魅力。
我们应该有青春美好的面孔，但是不能只有青春面孔。
拿原生家庭做文章？因为女主人设多元了
为了创作，秦雯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到一个人有问题，就特别想知道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最近几年市面上的电视剧作品，喜欢把问题根源归结为原生家庭。
在秦雯看来，这很正常，国外很早就这样去写戏了。
以前中国的戏剧戏曲，人物形象都是善恶分明的。但在国外的剧作中，好多反面角色，会让你不那么讨厌他（她）。或者说，你会知道他（她）为什么会做这，你也会心疼他（她）一下。
比如很早时候港剧中的温兆伦演的《我本善良》，对秦雯的创作影响也蛮大，因为温兆伦饰演的角色好像又是坏人又是好人。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原生家庭问题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
原生家庭的设置从来不是现在才有。只不过，以前的剧本创作中，往往是用在反面角色身上的，让观众去同情反面角色。比如为什么董事长贪钱？最后发现，因为他家里有一个脑瘫儿子。
为什么现在女主拼命赚钱，因为家里有一个啃她的亲人，同样的道理。
但仔细想来，又好像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以前国产剧中的女主角，不太会做缺陷设计，往往人设都是正气的、善良的。而现在如果你要为女主角做一些缺点的设计，势必要找到一个观众能够接受的支点，总得给出一个观众同情她的理由。
原生家庭，就是最简单的理由。
最根本的原因，是国产剧女主或女配的人设，越来越多元化了。原生家庭是随着女性角色的拓宽，做出的一个功能性、技巧性的设计。
“我们小时候看的故事，恨不得都是重男轻女的故事”，秦雯调侃，80后一代或许就是在重男轻女的故事中长大的，因为那时城市文学缺乏，大都是农村故事。
所以我们会发现，如今电视剧中原生家庭的问题，也往往跟重男轻女缠绕。当然，这也确实牵涉到当下女性地位的变化。
“不论是原生家庭的矛盾，还是人物面临的其他什么矛盾、危机，故事的种类总归就那么几种。原型都是一样的，就看你能写成什么样子，写法有千千万万种。”
恶的方式赤裸裸？我不喜欢，我会回避
秦雯不热爱家庭伦理，她喜欢将人物美化一点。
她表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她宁可选择一些有美感的东西。
不喜欢家庭伦理，一是因为距离太近了。平常人就生活在这个圈子中，如果创作的时候还要扎进这个圈子，太累。
其次，因为各种因素的限制，有的东西是编剧不能去写的。那就意味着，你能写的东西其实还不够。不够，就是在隔靴搔痒。
从小时候起，秦雯就不太喜欢看太苦的东西，浪漫一点的好。所以，她喜欢王家卫的电影，她说“上海人民都喜欢王家卫”。
与王家卫电影一样，《当哈利遇上莎莉》，理查德·林克莱特的《爱在午夜降临前》《爱在日落黄昏时》《爱在黎明破晓前》等“话唠电影”，也是她钟爱的。
从编剧角度，“话唠电影”的悬念，不依靠外化的戏剧形式来做，很考验编剧功力。
在内容上，秦雯感悟道，好像所有在说爱情的戏，都不是单单在说爱情。很多故事都是一开始两个人谈恋爱，但他们讲的其实都是人生的问题。《爱在》三部曲、《当哈利遇上莎莉》即如此，有很多生活哲理在里面。
还有些故事，秦雯从技巧上、理智上认为是好的，但情感上无法认同。
比如《寄生虫》。她不认同《寄生虫》表现恶的东西的方式，她不喜欢这样赤裸裸的。她甚至也不喜欢《人间世》这种风格的纪录片。
从自己的角度而言，她拒绝把恶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赤裸裸地摆在观众面前，然后拽着观众的头摁下去说，你看，这是一滩血。
“我不喜欢被摁着头”，秦雯调侃。她确实是一个偏好浪漫、美感的作者。她喜欢看以前的所有的香港武侠电影，还主动请缨做古装剧。
在她看来，以前的港剧其实对她创作的影响很大。比如《妙手仁心》《第二法庭》等，都对她写职场戏有影响。秦雯认为，如果能将TVB曾经的职场戏，落地到今天的土地上做，也会很好看。
不过，看得最多的还是美剧。其中对她创作影响最大的是《丑闻》。
这部剧就是突然间改变秦雯对写戏认知的剧。
她认为，自己之前以人物取胜，别人老觉得她的戏细节太多，情节不够，冲突不够大。所以，在看到一部冲突比较大、情节比较强，但人物还能非常有魅力的戏时，对她的影响是很大的。
谈及自己的编剧经历，她表示要感激的人很多。
中戏学生时期，就跟随卢敏老师写戏，老师认可了她这个“好学生”的努力，机缘巧合下她被选去救场。
写救场戏时，她结识了陈道明老师，为后来的《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打下基础。而《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是秦雯严格意义上入行的作品。
按照秦雯的原话说，“当时陈道明老师问我们几个年轻人，谁对这个戏有兴趣。其实那个时候，陈老师问什么，我们都有兴趣。”
《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是第一次与沈严导演合作，也因此得到了沈严导演手把手的指导。后来的创作过程中，沈严导演夸她细节感挺好的，那她就狂练逻辑。沈导演说她女性角色拿捏得好，她就加紧突破男性角色的塑造。
在与新丽传媒的默契合作上，秦雯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董事长曹华益的文人气质。
“不管他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你知道他是一个文人。你知道他能够懂得剧本里面情感深层的东西，所以创作观上是相似的。”
谈起传帮带的话题，秦雯表示，自己也希望有人能帮忙。但是，或许要分类型。
以细节、人物取胜的剧本，就很难团队合作。因为每个人对于细节和人物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东西，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但如果未来尝试悬疑这样的强情节题材，或许可以考虑。
在国产剧的发展上，秦雯认为，十几年前国剧与美剧，在价值观上差距很大，但当下可能与美剧的差别不是特别大。
“现在大家都在看美剧了，价值观的距离已经在天然缩短了。比如在女性角色的定位上，我们偏向西方女性独立的东西更多一点了，这是一个好的创作倾向。”
最后，秦雯表示，这一段时间行业很困难，尤其对片方来说。她希望很快能够看到更多的剧组复工复产，也期待《流金岁月》可以快点开机。
【文/洛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