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澎湃新闻记者遇到了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的解放军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院长徐辉少将。徐辉少将虽然是首次参会，但长期活跃在中外军事交流一线的他，对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增信释疑却有着丰富的实践与体会。

　　“我们时常会忘记的一点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东亚地区保持着大体上的和平与稳定——这是自1840年以来近两百年的历史里罕见的，也是亚太地区保持和平繁荣，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的根本保证。”徐辉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其实东亚各种历史遗留与现实矛盾很多，和平来之十分不易，但为什么是东亚最终发展了起来，而非曾经富裕的中东，这里面有很多内容值得思考。”

　　香会既然定位为安全对话，就不该是吵架或炒作的会议。徐辉认为，主办方应该把它办成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经验交流分享会，在关注潜在争端和挑战的同时，重点赢围绕亚太地区40年和平发展经验之总结与分享，共同探讨如何继续维护和平发展的方法途径。

　　东亚智慧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

　　澎湃新闻：是什么契机让你尝试从亚太的角度来观察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呢？

　　徐辉：在过来参加香会前，我去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做军事交流。出发前，中国刚刚在北京召开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所以我在菲律宾国防学院和澳大利亚国防学院的报告，讲的就是东亚40年和平繁荣带来怎样的启示。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欢呼“历史的终结”之余，很快提出了“民主和平论”，并带领盟友和伙伴在中东大力推广美式民主，为此甚至近30次对外使武力。但是，这一理论和实践并未带来人民向往的和平，留在现实中的更多是战乱和贫困，经济和民生的严重倒退。老的矛盾未得到解决，又埋下了新的种族和宗教冲突的隐患。用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话说，其结果就是美国的衰退，以及成为最好战国家。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没有被使用武力干涉的亚太地区，以中、日、韩、澳、印、东盟诸国等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东亚国家，不仅实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而且实现了各种文明和平共处，有效地缓解了地区争端，防止了冲突，为历史遗留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创造了日益有利的条件。

　　澳大利亚国防学院的听众一共52人，其中22个是外国人。结束后有学员对我讲，在澳大利亚学习半年了，从没听过这种声音，他觉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里听的最多的都是“中国是威胁还是伙伴？”“民主能够促进和平”这类话题。也有中东学员说，你看过去这几年我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我们曾经比你们富多了，现在却比你们差远了，真后悔了。

　　澎湃新闻：亚太地区有着众多的历史和政治争端，为何能成为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最快的地区呢？

　　徐辉：原因有很多，但概括而言，有五条经验肯定是值得珍惜的。

　　第一，拒绝冷战，远离热战，聚焦发展。自1978年，中国率先退出冷战，走上改革开之路，由中日韩、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东亚国家一道开启了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40年后的今天，中日韩和东盟十国占世界经济总量近1/3，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0%至50%，给地区和世界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可谓真正享受了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既然大家都是冷战结束、地区和平的受益者，又有什么理由在今天舍弃这些，选择回到对抗的旧路上呢？

　　第二，管理争端，共同发展。这有两层含义：一是不因局部争议影响国家总体关系，二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东亚并非天生免于冲突，相反，这里的历史和冷战遗留问题众多，但为什么东亚却没有成为第二个中东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邓小平的创举。1979年，邓小平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就说过：钓鱼岛事小，中日关系事大，我们不能因小失大。有些问题我们这代人解决不了，可以留给下一代，他们会比我们聪明。下一代真的比当年的人聪明吗？不见得，但这是邓小平的战略眼光和对人类未来命运共同体的远见。共同的利益，更多的理解，可以把敌人之间的争端转化为朋友之间的矛盾，更易于找到双赢的和平解决办法。

　　第三，遵守联合国宪章，尊重东盟方式，即“三要”和“三不要”。所谓三要，即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三不要，就是不要使用武力、不要干涉内政、不要着急。其中，不着急在当下尤为重要。东亚地区敏感问题众多，但对这些问题要有耐心，特别是不要炒作。就拿南海和香会的例子来说，各方不在多边平台炒作双边争端的时候，我们就合作的很好。而南海问题火药味变浓后，香会关注度是高了，但很多能够惠及各方的多边合作都受到了影响。

　　第四，建立新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不要谋求霸权，也很难再出现一个霸权，就连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在演讲里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应该或能够主宰亚太地区。各国还应结伴而不结盟——这是防止冷战，避免热战的关键。在过去40年里，中国从未与任何一方结盟，因为中国体量太大，加入任何一方都将打破力量的平衡。但是，不结盟并非不交朋友。事实上，我们和大多数国家都是伙伴关系。

　　第五，坚持积极防御，而非先发制人的国防政策。虽然香会对抗氛围浓厚，但中国和许多国家、甚至美国盟国的国防政策目标都是一致的，即保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权。积极防御，用中国话讲，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用国际化语言，就是军事手段只能作为最后手段，而非标准手段——这是联合国宪章之规则，是人类进步之体现。积极防御包括四个要素：第一，是强大威慑能力，慑止侵略，慑止分裂分子；第二，是战而胜之的能力，即能打仗，打胜仗；第三，是加强危机管理能力，这在核时代和大国摩擦不断的当下尤为重要；第四，是合作共赢，与外军广泛发展友好关系，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中国不会走传统霸权的老路

　　澎湃新闻：中国综合国力逐渐强大，我们的经贸关系也遍布全球。香会上有些人怀疑中国的国防政策是否会因强大而有所改变，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徐辉：这种担心是没必要存在的。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炮舰政策”不可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炮舰政策”不是个好东西，我们又怎么能自己打脸呢？这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和道义。

　　历史实践也证明，“炮舰政策”不会有好的结果。二战前，日本通过几十年的战争想要跻身世界强国，但最后国土沦为一片废墟。二战后，日本反而是通过和平宪法的保障和经济发展，才实现了国家的崛起。即便是军事力量首屈一指的美国，滥用武力、四处干涉造成的结果也是衰退。卡特曾说过，看看过去40年美国在干什么，中国在干什么。中美国力的此消彼长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即使中国海外利益不断扩大，中国也不会走传统霸权的老路。相反，我们尊重联合国和国际规则，以合法的方式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里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维和经费第二大出资国，中国还建立有8000人规模的常备维和部队。这是因为我们相信，世界好，中国也会更好。

　　“自古知兵非好战”，我们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加上反面的历史教训，决定了我们不会走传统霸权的老路。何况，我们通过和平发展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那么为什么不能继续把和平发展走下去，非要向外扩张呢？

　　澎湃新闻：中美如何共处，才能更好地维护世界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徐辉：既然两国都提出以维护地区和平繁荣为目的，就应该能找到和平共处的途径。这是亚太地区过去40年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未来和平繁荣的重要保障。

　　学会共处对于中美两国和两军非常重要。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军方的对华政策，总是基于一个假设，即中国强大后要把他赶走，中国要称霸亚太地区——虽然这种假设根本就不符合实际。也正是基于这种假设，美国近年来在历届香会几乎都遵循同一个套路，就是先煽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然后鼓动地区国家站在美国这一边，以此证明美军在亚太存在的合理性。实际上，中国从没有把美军赶出亚太的意图，习近平主席也说过太平洋足够宽广，能够容得下中美两国。

　　中美两军更好地共处，首先需要美军改变其在亚太的行为，其战略设计不要再基于中国要挑战它或者赶走的假设。中美需要保持和加强高层对话，巩固两军交流机制，尽可能多地让美方了解我方的真实意图就是防御性的，我方也无意将美国赶出亚太。

　　其次，是加强危机管控。曾在任上面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断言，在核时代，“战略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危机管理。”对于海空互动日渐频繁的中美两国而言，危机管控是否有效对于两国关系的稳定以及地区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第三，中美还应继续加强并拓宽军事合作，尤其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大有空间可为。2014年，中美两军人员在非洲塞拉利昂共同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合作实际上一直被当地传为美谈，甚至有人说，中美在非洲的合作拯救了塞拉利昂。这些合作的拓宽，将为两军关系的发展和互信的增强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