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谈作家性别观调查:一个新的性别观时代已经到来

张莉谈作家性别观调查:一个新的性别观时代已经到来
2019年07月17日 15:06 新浪网 作者 澎湃新闻

从2018年7月到2018年12月底,我用半年的时间对当代127位新锐作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性别观调查。这个调查在《青年文学》(2018年11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2期)及《南方文坛》(2019年2期)发表;之后,又请十位作家做了《当代作家性别观调查——十作家同题回答》(《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2期),调查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新京报》《文艺报》《文学报》和《澎湃新闻》都做了报导,“收获”公众号持续转发调查及相关资讯,获得的微信阅读量也着实可观。一方面,调查受到如此广泛的大范围关注是我所不曾料想的,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全社会对性别观问题越来越重视了。

为什么要做性别观调查?这是我最近常被问到的问题。性别观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女性文学研究、作家的性别意识一直是我长久的研究兴趣。我的博士论文关注一百年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学术焦点便是关注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性别变迁。

如果妇女不是妻子、母亲,她本身有自己存在的意义吗?在“五四”时期,无论是鲁迅、胡适、周作人,还是叶圣陶、李大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使用了肯定句式。那么,一百年过去,今天的女性写作是怎样的,女性如何理解自己;男性的性别观是怎样的,与百年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我对这些问题好奇。

当然,从好奇到实施调查中间有一个催化剂。反性骚扰运动的时候,我想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性别观是什么样的,是什么让那些人做出那些事,或者,为什么一些人会这样表态,另一些人会那样表态?每个人的性别观都是被建构的,我们的学校教育,我们的阅读背景,我们的生活经验等等,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对于性别的理解,对于两性关系的理解。所以,我们时代的性别观应该被关注。

我是做文学研究的,我只能从我的专业领域去做一些实际工作。我希望调查能引发我们思考文本中隐蔽的性别意识与作家本人的性别观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它能为作家的性别观研究提供新角度。

所以,我决定对当代文学的最中坚力量进行一次调查,主要是文学现场最为活跃的七○后、八○后、九○后作家,包括所有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青年作家,也包括文学排行榜及郁达夫小说奖、百花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得主,还有非常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以及一些海外作家。因此,可以这样说,这127位作家既具有广泛性也具有代表性。

我问了五个问题,请作家们从中选一道作答,作家们的回复远大于我的预期,他们非常支持,许多作家在回复中说,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很高兴参与。对于女作家,我提出的五个问题是:

1.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2.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的吗?

3.喜欢的女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是女性写作吗?

4.你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写作是什么样子的。吴尔夫说,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5.你怎样理解目前席卷全球并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反性骚扰运动。

67位女作家中,20位作家选择了第1题,即“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有12位作家选择回答“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有8位作家选择回答“喜欢的女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是女性写作吗?”24位作家选择回答“吴尔夫说,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回答第五题关于反性骚扰运动的作家都是人数最少的,共3位。

在进行女性写作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今天,研究领域通常只关注女作家的女性意识,而很少注意到男性作家性别观之于创作的影响,但后者其实也是当代文学性别研究的重要构成。因此,我也向当代新锐男作家发起一个广泛和深入的调查,希望为当代文学的性别研究提供最为鲜活、最为直接的声音与样本。我对女性写作调查的问题进行了改写,其中既有与女作家问卷重合部分,也有专门针对男性作家的问题。男作家问卷的五个问题是:

1.在书写女性形象时,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的吗,你在创作中会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吗?你如何理解文学创作中的两性关系?

2.最早的性别观启蒙是在中学期间吗,你如何理解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

3.说一说你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的性别观可以借鉴吗?

4.吴尔夫说,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5.你怎样理解目前席卷全球并在中国产生影响的反性骚扰运动?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其中一些作家回复说,在此之前从未思考过性别意识以及性别观问题,回答这些问题,让他开始真正思考。60位作家中,30位作家选择了第一题,即:“在书写女性形象时,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的吗,你在创作中会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吗?”回答这一问题的人数占据了总调查人数的百分之五十,有不少作家提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使他第一次意识到写作中的性别意识问题。

有6位作家选择回答“最早的性别观启蒙是在中学期间吗,你如何理解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这一问题。另有6位作家选择回答“说一说你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的性别观可以借鉴吗”这一问题。15位作家选择回答“吴尔夫说,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占总调查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选择回答如何理解反性骚扰运动的作家人数最少,共有3位。

另外,我还想特别提到的是,在127位新锐作家的性别观调查完成后,我邀请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十位作家共同参与这个问卷调查。他们是:铁凝、施叔青、林白、迟子建、贾平凹、韩少功、阿来、阎连科、苏童、毕飞宇。还记得他们中好几位老师在收到问卷后回信说,这个调查深具文学史意义,要支持。贾平凹老师和阎连科老师还发来了手写稿。这些前辈作家丰富多样而又深具个性的表述对理解当代作家的性别观有非常重要的建设意义,他们的回答与新锐作家的回答有隐秘共同之处,但也有重大差别。我以为,正是这些参差多样、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回答构成了当代文学性别观与性别想象的真实生态。

我们的性别观是一成不变的吗?当然不是,所以,它需要不断地校正。也因此,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性别观都应该不断反省。所以,“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是一个起点,一个种子,我向往的是,做过问卷调查的作家同行在写作的某一刻、在他们理解人物关系的某一刻,能够想到性别关系、性别、性别观以及对女性的处境的认识,哪怕只有一瞬间小小的“想起”,也是好的。

张莉谈作家性别观调查:一个新的性别观时代已经到来

这是国内首次如此大规模的性别观调查,因为是首次,所以没有参照。有人问我,性别观调查和一般的问卷调查有何不同。我想,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是冷冰冰的数据收集。问者与答者之间是有情意的。在我这里,他们首先是我尊重的同行,是创造文本世界的人。当然,对于这127位同行而言,作为调查者的我,恐怕也不是冷冰冰的数据采集者,十多年来,我一直是他们的读者。

即使我与一些受访作家未曾谋面,没有机会进行深度交流,但也不影响建立基本的文学信任。更重要的是目标一致,大家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性别观的关注。所以,作家们的回答是有温度的、真诚的,不敷衍。如果只是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关系,这份调查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学品质,也便没有目前的影响力和传播率。

当然,我也要坦率说,这个调查并非我一人之力,事实上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尤其是作家同行。去年,小说家葛亮看到女作家的回答后建议我开展男作家调查,他的建议很重要,因为性别观和性别问题从来不只是关于女性的,我心里非常明白。我的顾虑在于男作家们不愿意回答,有点儿担心样本不够。后来我特意问了几位作家,他们都第一时间回复说很愿意参加。这给了我信心。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决定调查样本一定要丰富阔大。

这些问卷的设计是慎重的,问题要开放,要有弹性,要包容,要让作家有回答的欲望,而且,五个问题有内在逻辑,也要有一定的层次,以适应不同类型作家。

如果没有这些作家的热情参与,就没有这个调查的成功,因为调查本身非常依赖作家们回答的质量,因此,我特别感谢所有参与回答的作家同行们的诚挚。所以,我要特别强调,这个调查是“1+127位”同行共同完成的。

长期以来,文学研究领域关注性别问题、讨论性别问题多半在作品内部讨论,并没有与真实的文学现场保持联系,这导致了研究视野的某种狭隘,也导致了性别研究与当代文学现场及作家创作主体的脱离。原因当然很复杂,一方面是作家普遍不愿意接受这样的问卷调查;另一方面也在于研究者很难在研究与现场、批评与创作之间找到有效的沟通渠道。这无论对性别研究还是文学研究都是有损的,我希望性别观调查是一个好的开始,能在此方面做些切实工作。

前不久记者问我,我的女性文学研究者身份是不是会给回答的作家们构成某种压力。坦率说,没有答题者说起过,我也没问过。不过,男作家们似乎都有政治正确的表态。我想,他们回答的时候,脑子里可能是有一根弦的,至少没有调侃。但是,调查不仅仅要看表态,还要看他们的解释,作家们为什么这么解释,导致这个解释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也许那个解释才显现他们真正的性别意识呢。分析作家何以这么说对于这个调查分析很重要,简单地看到表态远远不够,作为研究者,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进行的工作。

但是,我也收到过好几位作家的信或留言,大意是可能我和你的观点不一样,可能我的回答对你是一种冒犯,也许我的回答不符合你的调查预期,但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等等。留言的作家中,有男有女。我的回复则是欢迎各种回答。什么样的回答对我都构不成冒犯,因为这是基于学术意义上的问与答。

我知道,有许多人认为其中某些回答是出于作家表面的礼貌和教养,而不是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但是,即使是文明驯养的礼貌,我认为也是一种态度。从这个调查你可以看到,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之下,他们每个人的回答也有差异,这是这个调查文本的有趣之处。

问卷截止的那几天,是我最兴奋的时候。夜深人静,打开邮件里这一天大家的回答,有如众声喧哗,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声音交汇。我感受到人和人的不同,作家和作家的不同,会意识到人的丰富性,人的看法的千差万别。不论怎样,我在阅读大家的回答时会感叹,这个就是他/她说的,从语词断句到对人物的理解,只有他/她才会这样答。这也说明,这个调查里,作家的回答与作品文本之间有非常高的互文性。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这位作家的性别观是这样的,可作品里却是另一个样子,非常有意思。这是调查本身所带来的思考。

最近这一个月,在不同场合,大家都讨论这个调查,除了作家和批评家,出版社编辑、记者、社会学研究者也都很关注。有个朋友说,这是“聚光灯下的回答”,说得很对。我读过大量上世纪九十年代时的作家访谈,那时的男作家们的性别观以及他们对女性的态度,怎么说呢,让人非常不适,但是今天,作家们再也不会说出那种话了,这是时势使然,是整个社会土壤发生了变化。作为调查者,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因此,这个性别观调查不能用那种作家是否说了真话或假话、作家的回答是否有装饰性的说法来判断,因为集体性回答本身就带有时代性特征,在未来,这个调查显然会是一个宝贵的历史留存。这些回答表明的是,今天的作家愿意承认或乐于呈现的那一面。正如前此以往的作家访谈里,他们也都是在展现或呈现这一面或那一面。

很多时候作家的性别观不会直截了当地反映在作品里,很多时候作家这样说但不这样写,另外时候呢,这样写而不愿意那么说。因此,要判断一个作家的性别观,不仅要看他怎么说,更要看他怎么写,这之间不是直线关系,不是由此及彼的关系。就拿这次参与问卷调查的作家们来说吧,比如周晓枫,她说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女性写作,性别意识也很淡化,但是,在大学课堂里,同学们谈到她的《你的身体是个仙境》时,都会说自己被这部作品的性别观和身体观刷新了。还比如石一枫,他在问卷里强调自己只写男性眼中的女性生存,可是,在他的《心灵外史》里,你不仅仅看到一个边缘女性的生存,也感受到他对“大姨妈”这一人物的体恤以及一种深切情感。今天的当代文学现场,有深切的性别意识的作品并不少见,比如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李修文的《郎对花姐对花》,盛可以的《息壤》,孙频的《天体之诗》,张悦然的《大乔小乔》等等。

今天,我们人人都可以在公共媒体上表达自己的性别立场,但是,并不是很多人有能力在作品里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形象不仅在此时,还会在未来对我们的性别观产生某种微妙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对我的很多同代人所做出的文学努力非常尊重。

性别观问题对作家创作是重要的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一位作家的性别观需要讨论,需要激发,需要在写作中千锤百炼,一如写作本身也需要千锤百炼才能趋于完善一样。就在前几天,我读福楼拜写给高莱的信,当时他正在写艾玛与情人约会那章,他说:“今天……我既是男人也是女人,我是情夫也是情妇……我是我那两个恋人。”这段话让我意识到,一位作家的性别观实在与作家的创作活动相关,他要在写作中与他的人物相处磨合,作家只有真正爱上了他的那个人物,入迷到与他/她合而为一或者化身为无数个他/她时,一位作家的性别意识才会更丰富,更多元,更芜杂,也更迷人。我认为,作家的性别观与他的创作实践互相作用,互为因果。

性别问题最不起眼也最四通八达,最纤弱但也最有生命能量的文学神经,它有千钧一发之力,它代表了一位作家的现代意识、文明程度和思考能力。这个世界上,哪一位写作者敢说自己的性别观不需要完善呢?在调查过程中,我常常从作家的回答里照到我个人的性别盲区和认知盲区。性别观调查的目的就是在普及常识。这个常识是:每个作家的性别观都很重要,它们构成了我们时代文学世界里的性别想象,会对未来的读者构成深远的影响。通过性别观调查,我希望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能更深刻、更深入,更复杂、更多元,而不是更简单、更黑白分明,更武断。

我在北师大教书,每天都和95后乃至00后一代打交道,我深刻认识到,年轻一代的性别观和性别意识已是今非昔比,不只是男性尊重女性那么简单。真正优秀的作家要比普通人更敏感,要走在时代的前面。那么,我们时代人关于性别问题的认识在文学作品里传达出来了吗?我是有疑问的。无论是在文学创作领域还是影视剧创作领域,书写女性形象或者两性关系时,写作者是否注意到女性群体本身的复杂构成;书写日常家庭生活时,写作者是否意识到家庭内部那种隐在的性别压迫,以及以亲情为旗号对弱者权力的蛮横剥夺?

我遇到过很多情境,一谈性别问题对方就一脸不屑和不耐烦,因为他/她自然会想到那种二元对立,可是,假如稍微想想,马上就会认识到,真正的性别讨论不可能只在男女对立框架里讨论,而是要将性别关系与贫富、城乡、经济发展以及种族问题结合在一起。因为同一个女性内部也有着国族和阶层的分野的,不是吗?真正的性别讨论也不是只强调性别不平等而忽略其他问题,对性别问题的敏感将有助于我们更丰富地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相反。也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认为,对性别问题的理解代表了作家面对时代疑难的思考能力。贺桂梅老师曾说过一句话:“在谈性别问题的时候,文学界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我深以为然。我甚至认为,新一代读者的成长和成熟,会重新激发当代作家的性别观和文学创作中的性别意识,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一个新的性别观时代其实已经到来。

2019年4月30日

张莉,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持微火者:当代文学的二十五张面孔》。本文原刊于《天涯》2019年第4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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