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作为新中国成立30年献礼，新一版《辞海》问世。由于客观上适应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因此图书一出版，即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巨大成功。

　　当年在上海新华书店、四川北路工具书书店发售该书时，等待购买的读者排起了长龙。“排长队买一本辞典，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复旦大学外文系讲师朱绩崧也在这一年出生，他并不知道日后自己会和这本辞书结下不解之缘。

　　朱绩崧 澎湃新闻记者 徐萧 摄

　　作为新中国辞书出版70周年献礼的讲座之一，8月17日，朱绩崧在上海嘉里中心以“我在上海中学读《辞海》的日日夜夜”为题，分享了他这样一位从事英文研究和教学的学者是如何从《辞海》中获益的。

　　靠《辞海》让老师刮目相看

　　朱绩崧从静安区转学到闸北区第三中心小学时，语文老师要求人手一本《新华字典》，朱绩崧问能不能用家里的《辞海》，老师说那个你看不懂。老师越这么说，执拗地朱绩崧就越是要证明给老师看。

　　终于给他等到了机会。一次语文课上老师布置了预习作业，让学生们查“南极”一词。朱绩崧翻开《辞海》，“南极”一条的信息量比《新华字典》不知道多了多少。他全部抄在笔记本上，带到课堂，举手发言，滔滔不绝地念了出来。“足足念了五分钟，全场连老师在内都惊呆了。”

　　“做完这次发言之后，我就觉得，老师们对我这个来自静安区的孩子有些刮目相看了。因为那时候闸北区的基础教育是比较强的，我刚过去时总感觉受人歧视。”

　　老师的表扬，同学的崇拜，让一个小孩子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每次都要用《辞海》预习词汇，争取读给全班。

　　浩瀚知识陪伴孤独的高中时光

　　初中朱绩崧上的是所谓的“菜中”，同学们都以吃喝玩乐、互相攀比为是，他成绩好，爱读书，就显得格格不入。但因为不住校，这种格格不入感还在能忍受的范围里。

　　到了高中——如今被奉为“神话”的上海中学，学校又太好，尤其偏重理科，同学门门功课都要比他强很多，他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初中时）好像野鸡中的凤凰，（到了高中）本来面目就暴露了，还是野鸡。”朱绩崧自嘲道。

　　“那时我的成绩超级稳定，稳定在年级后40名。”朱绩崧在高二时，几乎每天都在想一件事，就是转学。更要命的是还要住校，也就是说，他无时无刻不被这种巨大的挫败感包围，内心非常孤独。

　　孤独之中，带给他无限慰藉的是两本辞典，一本是他后来修订、编纂的《英汉大词典》，另一本就是《辞海》。每天早晚两个自习，朱绩崧就读这两本辞典，没有目的，不带功利性的。

　　他感叹着里面凝结的人类知识是如此浩瀚，“无论现在成绩如何，面对这些永恒的知识，谁都是一样渺小的。”他鼓励自己，慢慢去学，不必急于一时，将来未尝不能赶超。

　　因为是随便翻读，他可以由一个词条延展、跳跃到另一个词条上去，而这些词可能是我们永远也想不到要查的，这是目前只能定点检索的电子词典绝无可能带来的体验。

　　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学时代的朱绩崧不仅获得了心灵上巨大的安慰，也锻炼出良好的母语语感，逐渐领悟到文字的雅俗之分，为他将来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异常坚实的基础。

　　《辞海》 资料图

　　“百度一代”或许不如“辞海一代”

　　高中时代还有一个件事，让朱绩崧更加重视汉语修养，那就是读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他看来，今天孩子们在语言表达上整体上不如他们那一代，究其原因，一个是不用纸质工具书，另外一个就是不看武侠。

　　武侠之于朱绩崧，不仅有提前指导人生的意义，同时里面大量的专名、典故，促使他只能去查《辞海》，比如沿着少林寺、嵩山、达摩到禅宗这样一个一个线索，他慢慢建立起有关中国佛教知识的小体系，“虽然比较粗浅。”

　　有次朋友考他“般若”如何读，朱绩崧答“bō rě”，朋友诧异于一个搞英文的怎么会知道这个。朱绩崧就说，中学时读《辞海》看到了，这个词特别标注了拼音。

　　还有一次，他看黄飞鸿系列电影，里面有个王爷说了句，“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他被惊艳到了。当时没有电脑、网络，无法搜索，直到偶然间他在图书馆读到了这句词，才知道作者是纳兰性德。再去《辞海》查“纳兰性德”，并由这个词条一路查过去，对清代诗词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2019年8月16日，2019上海书展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设立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图书精品展，其中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版《辞海》特别受读者关注。IC 图

　　在这个意义上，朱绩崧认为，《辞海》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仅是一本辞典，同时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当然在今天来说，《辞海》的信息量没有那么巨大了，“但在前网络时代，它的体量是不得了的。多数老百姓家里，体积最大、字数最多的书就是《辞海》。”

　　即使在今天，《辞海》依然是朱绩崧十分宝贝的书，不仅作为工具书，也作为一般阅读书。因为里面的信息，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是集合中国数代优秀知识分子集体智慧而成的。

　　“你翻开《辞海》的尾页，会看到分科主编名单，全都是国内一流科学家、学者，院士（时称学部委员）一大堆、大学校长一大堆。这时你就知道，这东西是可靠的。如果这些人编纂的辞典都不可靠，中国就没什么是可相信的了。”

　　当了大学教师后，朱绩崧常跟学生说，学习一定要“取法乎上”。他称自己是“辞海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是“百度一代”。“如果说你们不如我，可能其中一点就是因为我用辞海，你们是用百度。百度就不是取法乎上，它只是把信息汇总了交给你，好的坏的都给你。”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由博返约。面对信息的汪洋大海，我们需要的可能就是一滴水，而这滴水就是《辞海》。如果只让我推荐一本语文课外辅导书，那就是《辞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