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疫情之下，“复旦通识”组织“学人疫思”系列，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邀请校内不同学科的教师撰文，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学术兴趣出发，对疫情展开不同角度的讨论，进行跨学科的深入解读和分析。

　　美国历史学家汉姆林曾经这样写道，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兴起于1830-40年代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公共卫生成为一场社会运动，也是一场人道主义的改革，表明社会开始承认人类公共卫生这一问题。值得重视的是，在这场公共卫生运动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通过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公共卫生法案，由此开始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公共卫生体系，这是从思想观念到社会资源分配，以及制度安排的一次重大变革。

　　从18世纪5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的问题，例如劳工阶层的贫困，环境的破坏和疾病的流行。进入19世纪之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发显现，到了30年代更是导致霍乱的大规模流行，因此历史学家也将这个时期称之为是“霍乱时代”。例如1831年至1832年，英国爆发霍乱，造成约2.2万人死亡。如果说霍乱的爆发是由于肮脏的臭水这一原因的话，那么，全国各地排放出的各种烟气、热气和毒气也直接带来了多种呼吸道疾病的流行，从而导致死亡率上升。例如从1831—1841年间，伯明翰每千人的死亡率从14.6上升到27.2；利兹从20.7上升为27.2，布里斯托尔从16.9上升到31；曼彻斯特从30.2上升为33.8；利物浦从21上升为34.8.这5个城市的平均死亡率从20.69上升到30.8（Samuel Edward Fin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Edwin Chadwick. London: Methuen, 1952）。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这些城市都是工业革命的中心，即所谓的工业城市。

　　远眺1832年的曼切斯特纺织厂。

　　面对这些现状，一些开明人士开始着手进行调查。1832年，曼彻斯特棉纺织家詹姆斯·菲利普·凯出版了题为《 曼彻斯特棉纺织厂工人阶级的道德和身体状况》一书，认为导致疾病爆发的原因是社会性的，劳工阶层集中居住的这些贫民窟则成为疾病流行的中心。1833年，大卫·贝瑞调查了一些工厂，认为很多工厂的空间里充满灰尘，湿热与有毒气体，这严重损害了工人特别是童工的健康。威廉·普尔特尼·阿利森在1840年也写了一本关于穷人与城市健康的书，认为贫困引发了疾病。他举例说，有一户穷人全家为了寻找工作，在城市里东走西问，结果把病传染给了三个街区的人。他还通过对50份这样个例的分析得出结论，贫困的劳动阶层会更多地带来了疾病的传播。因此，疾病的流行在本质上就是关涉贫困与公共卫生的问题。当然这一时期还有很多人进行调查，例如托马斯·沃克莱和威廉·劳维特等，在他们所提出的这些报告中，也都不约而同地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在这些调查报告中，不能不提到埃德温·查德威克。30年代，面对疾病流行这一现状，时任济贫委员会秘书的查德威克也开始着手进行调查，并在综合很多朋友的调查信息以及报告的基础上，撰写出了自己的调查报告。1838年5月初，他在报告中就得出结论，认为是劳工阶层集中居住的贫民窟那里肮脏的环境造成了霍乱和其他疾病的流行。1838年，由于伦敦爆发了严重的伤寒疫情，他又在提交的报告中认为，贫民窟恶劣的卫生环境是重要的原因，政府应该改善那里的环境卫生状况。 随后他又联合多人在全国展开人口健康状况的大调查，并在1843年发表了《英国劳动人口环境卫生状况调查报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书中，他用很形象的比喻写道，现在的英国就像一个粪堆，我们正生活于其中。同样，查德威克用大量的事实证明，疾病来自于不洁的环境，和那些贫困人们不良的卫生状况。

　　埃德温·查德威克

　　在这份报告中，查德威克还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并被视作为对日后英国建立公共卫生体系是种创造性的贡献。例如他坚持认为，是劳工阶层的贫困与不良的“道德”与卫生行为导致了疾病，如果改善环境卫生也就可以消除疾病与疫情。第二，查德威克提出了“Sanitary”（环境卫生）这一概念，认为环境卫生不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事关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公共事务。当然这个概念并非查德威克首创，而是从其他人对工厂进行的调查报告中吸收而来。例如大卫·贝瑞就已在他的报告中使用了例如“Sanitary Conditions”等这样的表述，不过在贝瑞的报告中，这一术语还没有特指“环境卫生”这一含义，其所包括的内容更为广泛，例如空气的质量、工资收入、教育程度、生活水平等12项内容。而查德威克则借用了这一术语，并将其内涵界定指向为环境卫生，以及所具有的公共性，这也更体现了他的远见以及一种社会关切。因此，历史学家才认为，“环境卫生（Sanitary）”这一概念是查德威克从别人那里收到的最为贵重的礼物。同样，他的这份报告也被认为是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建立的奠基性文本。

　　从历史实际来看，这些报告所指陈的事实和得出的结论完全正确，劳工阶层所聚集的地区例如伦敦东区成为疾病爆发的源头。这些区域人口集聚，居住环境恶劣，形成为贫民窟，这里既没有供水系统，也没有排污系统，到处都是如查德威克所说的臭水塘，高高堆积的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粪便不断地散发出臭味。加上劳工阶层这一群体没有条件改善自己的环境卫生状况，与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因此自然便会导致疾病的流行。为此，从1844年开始，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向社会宣传倡导公共卫生的观念，并且成立了一些机构。例如“在贫困人口中促进清洁协会，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研究会”，1844年12月成立了专门宣传卫生健康的“城市卫生健康协会”，其宗旨是改变人们的公共观念，呼吁为劳工阶层的居住区提供清洁的水，保证其有清洁的空气和充足的阳光，并修建起排污系统。1846年，“城市卫生健康协会”特地向政府提交了关于排污系统的报告，而这个报告的很多内容都出自于查德威克之手。1847年他们又掀起了大规模的“公共卫生运动”。

　　与此同时，查德威克还认为，不仅需要开展卫生健康运动，传播卫生健康观念，更为重要的还需要有另外两种解决路径，一是立法通过法律；二是政府要痛下决心改善市政工程服务体系和水准，建立起公共卫生体系。为了说服议会通过法案，查德威克用“空气就是疾病，疾病就是空气”（all smell is disease, all disease is smell)这样的修辞方式来说服议会议员，明确告诉这些议员，疾病是随着空气而传播，一旦住在“东区”的劳工阶层的居住区发生了霍乱等流行病，住在“西区”这个富人区的人们也难以幸免。在“空气就是疾病，疾病就是空气”这句话之后，查德威克紧接着又说道，所有这些腐烂的臭气实际上就意味着是金钱的损失。使用这样的句式，特别是金钱的损失这样的表达，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服议会的这些议员们通过法案，避免财富的损失，从而建立起防止疾病流行的公共卫生体系。

　　正是在他的努力下，1848年议会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The Public Health Act, 1848)，同时建立了第一个卫生机构，英国中央卫生署（The General Board of Health），查德威克自己直接领导这一机构。1875年英国又再次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The Public Health Act, 1875)。由此，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英国终于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公共卫生体系。

　　埃德温·查德威克（右一）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卫生总委员会会议。

　　有人对查德威克为什么奋力投入公共卫生运动作过这样的分析，认为他不是为了个人，而是旨在造福于公共；他所表现出的激情不是因为同情和慈爱，而是出于义愤；他的动机不是来自宗教和慈善，而是对疫情灾难的恐惧。的确是如此，他曾经对自己的朋友塞纳尔这样说道，你能理解我吗？我仇恨疾病，身体的苦痛是我所厌烦的事情，我不愿看到儿童的病苦，街道的肮脏，妇女的伤悲，以及疾病流行和痛苦传布。为此，他全力投入，整天忙个不停，连他的妻子都说他是“卫生党人”。1896年查德威克去世前，特意留下47000英镑成立基金会，其宗旨就是为了推动公共卫生科学的发展，降低死亡率和进行公共卫生教育。查德威克的同事约翰·西蒙认为，查德威克是这个时代唤醒关切公共卫生职责的第一人。和他同时代的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也这样说道，他是这个时代最能将思想观念进行组织和创造的人。1928年，查德威克的女儿在给查德威克基金会主席的一封信中，这样来评价她的父亲，他是先辈那一代改革者中的典范。总之，查德威克被认为是“公共卫生观念之父”，和英国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创立者。

　　通过包括查德威克在内的无数人的不懈努力，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公共卫生体系的国家，也确立起了这样的一些共识，环境卫生不再仅仅是私人性的个人事务，而是一个公共性问题；保障人的卫生健康不再仅仅是医院的事项，而是全社会的议题；更为重要的是，承认每个人的卫生健康是其理应享有的一种社会性权利。而这则要求国家必须承担起解决贫困，和保障每个人卫生健康的职责。由此，国家的职能必须改变，要从原先的自由放任转变为社会保障，确保每一个人都能享有环境卫生，以及免于贫困和疾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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