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总统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然而再伟大的领袖也是人，也有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童年。据俄罗斯权威报纸《共青团真理报》的报道，普京的学生时代并不安分。《共青团真理报》曾报道说，他们报社派出的记者曾到过普京童年居住过的小木屋。在小木屋布满灰尘的阁楼里，发现了一本普京当年上学时候的学生手册，上面清楚地记录了1963—1964年普京在学校时的顽皮模样。一位老师在他的手册上面写道：“今天普京在上课前把黑板擦往同学身上砸去。”其他老师写的评语还包括“回家没有做数学作业”“上课时大声说话”,等等。普京还很淘气，在考试中曾被抓住与别的同学交换字条。根据这个手册所记录的内容，普京当时的学习成绩也都算不上优秀，在苏联时代的五分制学习成绩中，他的算术和自然课只得了三分，而绘画则只得了两分。他唯一拿到五分的课程是历史。
根据记录，在1963—1964年，普京与物理课老师关系很僵，因为忘记穿校服，普京曾被物理老师赶出教室。普京甚至与别的同学打架，他的父亲因此而被老师叫到了学校。该手册还记录了普京在那一年中经常和学校的体育老师打架这一情况，尽管他后来成为了俄罗斯柔道冠军，但是那个时候肯定不是老师的对手。
普京小时候的故事让许多人兴奋不已，因为一个成绩平平、调皮捣蛋、爱打架的普京一下子拉近了与普通人的距离，让人觉得特别自然、亲切。习惯了完美领袖形象的俄罗斯人突然发现，原来总统的童年与他们小时候没有什么两样。畅销的《共青团真理报》报道：
“总统是我们中的一员，在我们中间长大，这给了我们希望。”
在普京52岁生日时，普京的一位小学老师德米特里耶芙娜撰写了一本回忆录，讲述学生沃洛佳（普京的爱称）小时候一些顽皮捣蛋的故事。这本书毫无疑问是普京生日那天收到的最为特殊的礼物。这位老师很惊讶，自己的学生、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居然当上了国家领导人。德米特里耶芙娜在书中说普京在做作业时爱“偷看”，“在学校时，沃洛佳总是能够成功地从邻桌的练习本上看到些什么，或左或右，有时还回头看看后面的同学的练习。他还会经常钻到桌子底下，不是钢笔没了就是铅笔掉到地上。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会到各个楼层转上一圈”。
在五年级的时候，普京进入了薇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主持的德语学习小组。但是，很快他就改变了主意，宣布说：德国人使他的父亲受了重伤，杀死了他的祖母和两个叔叔。薇拉·德米特里耶芙娜回忆说：“我和沃洛佳谈了很久，他最终还是同意继续学习德语。”
“上四年级时，他得了两个两分——绘画和唱歌都不及格，因为这个，普京升上五年级还费了一番周折的。”这是因为沃洛佳和一群街头小流氓有交往，那些孩子抽烟、说脏话，甚至还喝啤酒。“普京解释说，听他们说话很有意思。不过，沃洛佳很快就对那伙玩伴感到失望。”
在八年级时，普京参加了一次毕业晚会，并且打赌要吃下20块馅饼。德米特里耶芙娜回忆说：“当时，我们的英雄撑得不能跳舞了。”
德米特里耶芙娜在书中说，儿时的普京曾坚决地说：“我不请恶棍吃东西。”事情是这样的：一年夏天，德米特里耶芙娜老师一家到南方去。她带上了普京。他们租了房间住下来。第二天早晨，房东家的母猫下了一窝猫崽儿。德米特里耶芙娜写道：“女主人把小猫扔进泔水桶里。我女儿去找沃洛佳，让他把小猫都给捞了出来。结果有两只已经死了，还有三只被救了下来。他什么也没对女主人说，甚至还帮助她从商店里拿东西回家。但是，有一次，沃洛佳给老师全家买来一根香肠。女主人看见他在吃香肠，就用乌克兰语说：‘我多么想吃香肠啊！’但沃洛佳拒绝与女主人分享香肠，事后他说：‘我不会请恶棍吃东西。’听完这番话，我也没得可说了。”
普京自己在回忆童年时，也表示他“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不用说，学校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我是不怎么遵守的。而学校是有组织的集体，它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和严密的纪律”。然而，“当一个从小长在深山老林里的人乍一到了这种有组织、有纪律的环境里，他一定还会按原先的规则生活。而学校就像是在他周围拉起的一道护栏，圈在护栏里受约束，很不舒服。于是，我就开始想要挪开这道墙”。
“我不大愿意上学，我更喜欢跟小朋友们整天在我们大院里玩，但又不得不走进校门。我在第193学校上学时，这学校就在我们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我到校只有七分钟路程。起初，第一堂课我差不多都要迟到，所以冬天我根本就来不及好好穿衣服，原因是：穿衣，气喘吁吁地往学校跑，再脱衣——这都需要好多时间。后来为节省时间，我想了个‘妙招’：干脆不穿外套，飞也似的往学校跑，从此我便能准时坐到自己课桌旁了。”
这样“爱自由”、“不安分”，理所当然地要引起老师们的干预，调皮的学生不喜欢老师们这么做，便常常要做点什么反抗的表示；这样“爱自由”、“不安分”，调皮的学生之间也不免要发生冲突，于是，打架斗殴的事便接连不断。
普京的家教纯朴而严厉。普京的父母文化程度都不高，普京又是父母“老来得子”的“独苗”，因此全家都对他寄予厚望。1970年中学毕业后普京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列宁格勒大学国际法专业学习，成为家庭的希望。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位于涅瓦河对岸的瓦西里耶夫斯基岛上，久负盛名。普京在这里结识了日后引导他走上政治舞台的恩师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当时他作为经济法教授经常为法律系的大学生们主持课堂讨论，普京经常参加。那时他还不知道瓦西里耶夫斯基岛上的这段师生缘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
普京在大学期间是公认的好学生，在毕业鉴定中普京得到了绝对诚实、正派、有强烈责任感的良好评价。作为一名大学生，普京非常关心国家形势，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的系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年普京选择“国际法中最惠民族原则”这一敏感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选题本身就表明了他善于思考，勇于探索。要知道，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思想封闭，观念保守，而普京却在论文中大胆提出了各民族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观点。关于普京上大学还有一段颇为曲折的过程，普京回忆中写道：
在小学时，我的家人就有明确的暗示：日后我必须上大学。也许是为时尚早，这事还没提到“议事日程”，因此，谁也没有天天把这挂在嘴上，他们也没有在一起商量我应该报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
上大学是谁也不愿轻易放弃的最低标准。严格讲，我父母自己大概也搞不清将来我到底应当去考什么大学，但有一点他们是铁定无疑的，那就是我必须接受高等教育。
十年级中期，当我同父母说我准备考大学以后，他们自然没有什么疑义。从此，他们对我的学习也随之抓得更紧了。
但是就在普京准备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时，发生了一个变故。
从十岁起，我就开始学柔道，教练一直是拉赫林。我这位教练对我考大学的志向不以为然，反倒力主我去报考大专。具体说，就是列宁格勒金属工厂附属高等技术学校。当时我是在该厂体育俱乐部练柔道。教练们很容易地能将其所有成员顺利转入这一学校，从而可使他们免除服兵役。
有鉴于此，拉赫林就特意约见我父母并当面对他们说，根据我的成绩，实际上我可以被保送到上述高等技术学校，根本不用考试。他还对我父母说，这学校不错，放弃这个大好机会，就是做天大的傻事。考大学本科是一种冒险，万一考不上，我就得马上参军入伍。
听拉赫林这么一讲之后，父亲自然也就有些动心，原先一定要我考大学的想法也有些动摇。于是，他也开始做我的工作，要我按拉赫林教练说的去做。
这样，我便陷入“两面夹击”的境地：训练场上，拉赫林劝我；回到家，父母压我。说来说去，都是叫我放弃报考大学。
但我说：“我就是要考大学，就这么定了……”
“那你就得去当兵。”人们众口一词地说。
“没什么可怕的，”我坚定地回答，“当兵就当兵。”
不言而喻，服兵役将会推迟我进克格勃。但总的说来，这并不妨碍我去实现我的既定计划。耽搁几年时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原则上说，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头。它要求我“孤注一掷”，做出抉择：要么现在一切我都自己做，一切我都自己定，从而走向下一个我所期望的人生新阶段；要么我认输，听别人摆布，既定计划全部落空。
普京的这些想法可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深思熟虑的决定。普京的队友和朋友——瓦西里·舍斯塔科夫的回忆可以印证这一点：
关于他要考大学的事儿，我是在十年级毕业后，也就是五六月份时才知道的。我们当时正在列宁格勒市郊的托科索沃集训。训练间隙，沃洛佳一直在看书，他在认真备考。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也曾讨论过对未来的打算。他说他准备考大学，念法律系，因为他大学毕业后想去当侦察员。
当时，我们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上大学还是搞体育。尽管沃洛佳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运动员，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要把学习摆在第一位。
沃洛佳在上大学期间以及开始工作后还一直坚持训练。他还参加过一些比赛。不过，这已经不是他一丝不苟的职业，而只是业余爱好而已。体育当然要练，但这只能安排在完成基本的学习和工作之后。
普京说，上大学之前，他已经明白，要想达到一定目的必须给自己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为什么去了克格勃的接待处，后来又去了法律系？为了明确自己的目标，为了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我需要明确，该要怎样的‘人力和物力’，该有哪些必要的‘工具’，才能达到想要达到的顶峰。当然，坚持不懈和系统地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我深知：我没有谁可以依靠，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一切完全只能靠我自己；否则，身处那时的情况我还能怎么办呢？只有坐下来学习，日夜不停地‘啃’这些书本——重要的是已经知道需要学习什么了。我明白，父母为了帮我受到教育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我深知，在确定未来学习目标这件事上我不能依靠他们。如此一来，除了一条路——那就是靠自己去考，我没有任何其他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