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高光时刻，海明威、莫泊桑、托尔斯泰、萨特……这些早已进入世界经典文学之林作家的作品，亦是青年读者叶兆言和余斌书架上勤翻常谈的书。“我想我的世界观，我的文学标准和尺度，都是外国文学作品给的”，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八十年代外国文学的积淀，成为一代学者的文学与思想启蒙。作为从七十年代文学荒漠走来的一代，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探索的精神去拥抱多元开放、学术思潮此起彼伏、文学力作层出不穷的八十年代。
叶兆言与余斌，他们是大学同窗，也是至交契友，数十年的深厚友谊，早已熟悉摸透了对方的脾性和软肋，深知对方的为人与为文，对谈才能“一剑封喉”，聊天才能深入灵魂。本文摘自《午后的岁月》。
余斌（以下简称“余”）：好像你对“访谈”有过微辞，现在却想通过访谈的形式，弄一本书出来，是不是觉得有些尴尬？
叶兆言（以下简称“叶”）：是的，不仅尴尬，而且有些发怵。见过一些和我有关的访谈录，总是忍不住想，这些东西是否真和我有关。有人根本就没和我谈过话，仍然写了这样的文章，有人确实访谈过，可是变成了文字，怪怪的，自己看着都觉得陌生，人赃俱获，你还真不能说什么。
余：我们只是聊聊天，你别老想那会是一本书。不就是清谈吗？你讨厌演讲，清谈我知道你是不反对的，而且喜欢清谈。据说现在常有人请你去演讲，真难想象你如何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谈阔论，但几个人在一起聊起来你的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我是领教过的，想当年我们在一起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清谈，聊上半天还欲罢不能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有不少言不及义的废话，不过也有些是可以美其名曰“火花”的。这么些年过去，阅历广了，又积下许多写作的甘苦，聊起来必有另一番兴味，过去我们时常谈论的话题再拿出来谈，也会谈出一些新意来，没准里面就有不少火花。你不是总喜欢说，要用文字把脑子里想的东西固定下来，因为思想的火花一闪即灭吗？现在我们做的事，只不过是把说过的话变成文字，虽然说过的话不一定有思想。电话里你说已经为访谈录想好了书名，“午后的岁月”，说明你还是有备而来。怎么还没谈，倒已先想好了书名呢？
叶：这是我的习惯，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名字，我就没办法开始工作，人是一个习惯的动物。余：你就先来一番“破题”吧。
叶：很简单，每天上午我都写作，写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写完了，一天也就结束了，换句话说，一天刚刚开始。这本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午后进行的，是我生命中另外的一部分。它既是一个现在时态，不断地开始和延伸，也是一个过去时态，因为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情。
余：通常的说法似乎应该是“午后的时光”——有点英国人喝下午茶的味道——“岁月”在后面好像有点拖不动。不过我觉得这书名不错：在通与不通、有理无理之间，歪打正着，有几分词语上的陌生化效果，也许有点异样才更容易让你找到你所需要的谈话感觉？
叶：也许是吧。
余：好，言归正传。不止一次听你谈到过想上大学，这好像是桩谈起来总是能让你激动的事，那我们今天就从想上大学开始谈起，如何？
叶：行。你比我小三岁，从表面上看，我们两个有相似的经历，在大学同窗七年，但更多的还是不同的经历。虽然你也当过工人，但毕竟你才干了几天，你没有这种想上学的强烈体验，而我对读书的迫切愿望，现在回想起来，是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整个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读书，每当我打开这个话题时，就觉得津津有味。人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回忆，我有很多散文都写过这件事情，其中有一篇散文的标题就是《想读书》。我中学毕业是一九七四年，程度非常低。我想中国最没有文化的一代人，就是比我大三四岁，然后到我为止的这一代，因为前面有老三届，起码中学教育是完整的，在我后面的这一批，譬如你们，赶上邓小平回中央主持工作，还稍微学到一点东西。我毕业的时候，数学考的是珠算，而且只学到乘法，整个几何只做了一个模型。这种程度和现在初一的学生差不多。现在，我女儿总说，你们那时候书是怎么读的，快活死了。
余：我也就晚你几届，好不到哪儿去。刚上中学时物理、化学这些课都没，那时叫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
叶：但你们好歹赶上了一个“回潮”，我们整个没这概念。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初中毕业，班上有很多年龄大的人，初中毕业就可以工作了，当然他们很高兴，早工作早拿钱，而且工龄也长了。我的年龄得继续上高中。高中是两年半，整个高中期间，每年学工一个月，学农一个月，还要军训，几乎没好好读过书。整个中学给我的印象，只是到临考试时背一下课本，能这么做，已经是好学生。
余：那时就有想读书的情结了吗？想学些什么？
叶：当然不会。一个人在读中学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脑子。轻轻松松，这有什么不好？
余：也是。否则就要算天生的“读书种子”了。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强烈的想读书的愿望？叶：中学毕业，特别是当了工人以后。人总是在失去了什么以后，才会感到珍贵。高中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一个阶段，那是真正的无所事事。高中毕业我待业一年，这一年实际上是我爷爷的秘书，我照顾老人家，听他聊天，陪他去看他的朋友，在他的身边乱看书，看了很多现代派诗人的诗。当时人活着对什么无所谓，因为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希望，没有前途这样的概念。按照当时的标准，我面前的路倒是比较光明，我是独子，不要下农村，迟早会有个工作，我当时没有危机感。待业一年后，祖父依依不舍地让我回南京工作，因为当时工人阶级是个很美好的词，他没有阻拦我，我进工厂的时候，应该说是皆大欢喜，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厂，但是面对下乡，我这个二三百人的小厂就是个很不错的单位，而且我的工种也不错，是钳工。
我产生想读书的愿望，是进了工厂以后。愿望是由于那种完全机械的工作，整天没有一点乐趣的生活逐渐造成的。在恢复高考之前，我只是单纯地想读书，学点东西。恢复高考后，突然感觉到上大学成了唯一的目的。想上大学的愿望是那么强烈，甚至超过了其他任何冲动，这让我想起来都有些不好意思。那年头，有的女知青为了上学，不惜出卖自己的贞操，不少大队干部，也理直气壮。我想我当时要是女孩子，也遇到这样的事，怕是不能幸免，因为想读书的念头足以让人失去一切理智，这似乎是件物有所值的买卖。
余：有这么严重吗？
叶：就是这么严重。人是个奇怪的动物，有书读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到上学是如何的好。人贱得很，越是没有，就越想，越是得不到，就越疯狂。当时形式上的读书气氛还是有的，譬如到处提倡办“七一二工人大学”，各个厂都自己牛皮烘烘地办大学。我们那个小厂就和北京理工大学（当时还是北京工学院）联办，那时候，有个老师带着一群学生来我们厂实习，一方面搞科研，一方面就像做好人好事一样，为我们这个大集体性质的小厂办工人大学。这是那个特定年代里的一幕情景喜剧，我进了工厂后，突然变得很上进起来，虽然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可整天就是想学习，仿佛大姑娘想嫁人一样，嫁给谁不知道，只是春心洋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爱的准备，就等着实实在在地去爱一个人。自己厂里要办工人大学，我非常积极，连做梦都兴奋。我那时候在厂里学技术比较用功，老师傅都很喜欢我，都觉得厂里办大学，对我这样想上进的人是个好机会。我在厂里人缘也很好，有一个我最好的朋友，他是电工，对上不上工大是无所谓的态度，我拼命劝他去。他撒娇不肯写申请，我就自己写一份申请，又代他写了一份交上了。很快，厂里的批文下来了，可是，唯一刷掉的一个人却是我。
这是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恶心的一件事。刷掉我是因为办这事的人跟我过不去，他跟我过不去完全莫名其妙。当时一个老师傅问他，你为什么不要他，他说，他没有培养前途。他这话也许有理，因为他手上有那么点狗屁的权力，他说没前途就是没前途。事实的真相，是他让我替他买药，一种很贵的自费药，第一次买了就没付钱，后来又要，我父亲觉得他是敲竹杠，让我拒绝，因此就怀恨在心。有种小人是绝对不能得罪的，你要拒绝，那好，你就别想上学。就这么简单，就这么赤裸裸直截了当。这件事曾让我很伤心，为什么我这么计较这件事呢，因为在上班时间，跟你一起进厂的那些学员到时间就可以学习去了，而你还在干活，而你又是那么想读书。我那位好朋友说，反正我也不想读什么微积分，既然是你替我报的名，你干脆替我去上课算了。
当时我心里真的很难受，你觉得你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就觉得窝囊，憋气，又无可奈何。后来我就去上夜校，这谁也拦不住，因为是下班时间。那年头只有傻瓜才在下班之后去用功读书，当时夜校和扫盲班一样，工厂的工人去读不用花钱，我就报了机械制图和高等数学，一个星期上两晚上的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