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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往事:我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处的11年

疼痛往事:我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处的11年
2020年05月16日 09:57 新浪网 作者 澎湃新闻

   原创 安静 三明治 来自专辑三明治 · 短故事

疼痛往事:我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处的11年
疼痛往事:我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处的11年

  文|安静

  编辑|万千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育龄期妇女中患病率达到了3%-5%,而且病人中有1/3的比例不孕……对于生育期的女性,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后,我们会建议她尽早怀孕,这样可以让卵巢休息一年左右。”

  假如你在网上搜寻“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消息,往往会看到以上这一段由某知名妇科医生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我的人生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被这个病所改变的。十多年前,我在病症爆发后迅速步入婚姻和育儿的阶段,如今第三个孩子已经一周岁。作为家庭主妇,除了偶尔翻译一些书稿,职业发展、社交、娱乐均无从谈起,我的社交生活常常退缩到底线,没有病痛、完整睡眠、吃饱喝足就好——而这在孩子年幼时都是奢望。

  “你够幸运的!”去年回国做常规妇检,医生这样对我说。

  那天医生翻完我的病历,一边做检查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她说,得这个病的年轻女孩越来越多了。有些人痛经几年都没有做B超检查,还以为是生理反应。有些人确诊了,却没有条件手术,没有条件做价格不菲的注射治疗。有些人寻医问药,想尽办法也无法怀孕。“你看你,生了三个!”医生说。

  子孙兴旺一向是国人传统观念里的幸运。但这并不是我预想的人生。

  一切要从11年前说起。2009年4月,在香港读研的我即将毕业,与拍拖六年的男友也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人生看起来算是称心如意。一个周日,广州的气温陡然上升,我和男友已经有两个月没见,那天为了见他,我特地穿了一条白底黄花的短袖连衣裙。作为一枚标准的宅男,男友理想的约会是窝在家里看电影;而作为一枚热爱时髦的现代女性,我当然坚持要去市中心逛街吃饭。恋爱期的妥协属于男人,他特地问朋友借了一辆车来接我。但是刚来到市中心,剧烈的痛经忽然来袭,我去了洗手间,但我在里面几近晕厥。

  “回家吧。”我说。

  男友瞪着我,觉得我公主病又犯,我则生气他缺乏共情。两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平时我偶有痛经,但从未如此严重。我不知道的是,疼痛有丰富的层次,它之后将成为我平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个月定期光顾。当夜腹痛剧烈,如同有一只大手伸进体内,有时狠狠地把子宫揉成一团,有时又撕扯着它往下拽。在清凉的夜里,不时袭来的剧痛让我蜷缩成一团,止不住要尖叫,只能捂住嘴巴担心吵醒另一个房间的父母。而在每次剧痛的间歇,我大口呼吸着,汗水已经湿透了睡衣,却无力起床更换。我绝望地躺着,等着下一次剧痛的袭来。这一夜,我体会到了一种无法支配自己身体的感觉,心里充满了恐惧。

  经期过后,我自行去了广州一家大医院问诊,想着看个医生开点药就好。以前但凡身体抱恙我都告诉妈妈。妈妈退休前职业是外科护士,多年来,她也一直是我的私人医生。然而我并不想她为此过度关心我,关心常常意味控制。结果,在没有熟人带路的医院,我经历了三个多小时极富挑战性的看诊、指检和B超检查,接受陌生人对女性隐私部位的粗暴审视。最后我拿着B超诊断单回到挤满病人的诊室,因为人太多,最后还是投降回家,让妈妈帮我看看结果。

   “双侧子宫包块……双侧输卵管堵塞……盆腔积液……子宫内膜异位症?”妈妈坐在窗边,戴着老花镜,拿着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B超诊断单一字一顿往下读,每读到一个我听不懂的医学名词,就冷冷地看我一眼,仿佛法官宣判罪行。

  我对着窗台而坐,与对面人家窗台上的大白猫大眼瞪小眼。那是一只很颓废的猫,终日趴在窗台不动,任凭主人叫破嗓子也不回。

  我顾不得计较妈妈的语气。她每读一个我听不懂的术语,我的不安就扩散一点。大白猫神情严肃,蓝眼睛露出不祥之光。

  “你这……你这生不了孩子的啊!”读完了,妈妈把诊断单往桌上一放,痛心地说。

  “怎么,怎么忽然这么严重……什么症,是什么意思……” 如同法庭上坚信自己无辜却被判刑的犯人,我不知道该怎么为自己辩护。

  妈妈并不理会我,她拿出电话簿自言自语:“调到妇产科那个护士姓啥来着,哦,对小刘,叫小刘帮忙约她们科的专家看看……”

  妈妈转身打电话去了,留下并没有得到解释的慌张的我。

  “看什么看!”我朝大白猫吼了一声。它看看我,换了个姿势继续趴着,对人类的喜怒无常不为所动。我在恐惧、委屈与愤怒中回到房间,拿出手机打通男友的电话。

  上次吵架后我们互不理睬。但此刻顾不上赌气,我想找个人说说。

  “我刚从医院回来,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我带着哭腔说。

  “什么坏消息?怎么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紧张。

  “我照了B超,诊断怀疑是子宫内膜异位症。”

  “吓我一跳,还以为你怀孕了。”他的声音明显轻松了下来:“你刚说的什么?什么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我也不清楚是什么。看我妈的神色好像很严重——她马上约医生去了。”

  “不清楚你哭啥呀?别胡思乱想,跟着你妈去看医生,等诊断结果出来,该吃药就吃药,该打针就打针。”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种病呢?就只是痛经……”

  “我要进去开会了,刚才以为你有急事,开着会跑出来的。”他打断我说:“你自己查一下,我又不知道,晚上再聊吧。”

  上网打开维基百科,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解释,是指“本当存在于子宫内的内膜组织,却在子宫其他地方生长,主要的症状有骨盆腔疼痛及不孕。”妈妈联系的医生告诉我,这个病所带来的疼痛感因人而异,有人需要长期服用止痛药,有少数人则毫无痛感。根据医生诊断,我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比较严重,发展成双侧子宫都有巧克力囊肿,也就是本应剥落却没有排掉的子宫内膜越积越多,形成了包块。

  “先打针吃药,保守治疗一段时间,看能不能把包块消除。”医生说。

  “不能消除呢?”我问。

  “那就要手术呀。”妈妈接过话。

  在得病之前,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独立而强大的现代女性”。大学毕业后,我在国内一所一线重点中学任教,兼任文学社指导老师。这是父母那一辈的人眼中特别适合女性的职业,我爸妈自然很高兴,觉得我给他们争气。据说教师这个职业也让女性在择偶市场大受欢迎,而男友家人确实对我这份适合相夫教子的稳定工作很满意。但我自己并不满足于从校园到校园的生活,如同每一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念叨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工作第三年,我辞了职,自费来到香港读研。那段日子好不快活。在俯瞰维港的山顶图书馆读书写作,旁听北岛老师的诗歌写作课,和一起赶论文的同学畅聊人生,课余循着地图用脚丈量香港的土地,沉迷于它中西结合的独特风情。临近毕业,因为入过职场,我并不像其他同学急于找工作,反而抓紧时间享受这段重回校园的日子,一边积极参与文学比赛和诗社活动,一边和朋友们筹备去台湾的毕业旅行,还跟系里的教授一起为毕业晚宴的节目排练。我非常喜欢香港这座拓宽了我的思想维度与人生体验的城市,打定主意要留下来。

  然而疾病来袭,打碎了我“独立而强大”的幻象。

  爸爸说首先要回广州治病,毕业后不要再留在香港找工作。妈妈说需要静养,毕业旅行和节目排演都应取消。男友说关系到生孩子的问题要尽快治疗。至亲们告诉我怎么做,但没有人谈论为什么。

  至亲们都来告诉我怎么做,但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得这个病?为什么是我?

  生病成了我的原罪,没有可以归咎的病因,但我是那个为此受罚的人。这个病症成因复杂,医学界尚无定论。只是尖锐得让人呼吸困难、眼前发黑的疼痛,从此每个月准时袭来。

  不是经期的日子,几乎每天早上都会腹泻,没有预兆的,小腹会忽然抽痛,仿佛有人在我体内抽了一鞭。这些不适相比起经期的剧痛不算什么,但心理上给我造成了特别大的压力,时刻提醒我那种令人恐惧的疼痛在准备进攻,每个月临近经期的日子都像是在等待定时炸弹爆炸。保守治疗进展缓慢,也许需要手术的阴影徘徊不去。我联想到“恶化”、“死亡”这些不详的字眼。病痛及其所代表的的对死亡的恐惧,瓦解了我的主见。我放弃了工作以来的独立,退缩回那个需要父母操心的孩子,听任父母埋怨我的裙子穿得短,四季吃雪糕,熬夜做兼职和去夜店,睡榻榻米染上湿气……每一项他们向来不同意我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我神秘莫测的病因之一,而我因为对病痛的恐惧而不再反抗,乖乖地穿上裤子,戒掉冷饮,十点睡觉,提早从香港搬回广州。

  就这样听任父母安排了我的生活。只有一次,我对父亲发了脾气。那是确诊后的第二个月,晚饭过后,妈妈有事外出,爸爸在客厅看电视,我正要回房间,爸爸叫住了我。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要太多了拿不回来,我找辆车去香港接你。”

  这是催促我回来的信号。

  “收好了,拿回来一些了。有同学送我去坐直通车,不用接。”

  “毕业的事情都差不多了吧?”

  “不演出,不面试,不去毕业旅行——毕业典礼完了就回来,我知道了。”

  “这就好,这就好。”爸爸踌躇了一下,清了清嗓子,然后他说了很长的一段话,中心思想是“你在香港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以及”和男友要注意性生活的节制”。他说的时候一直没有看我,说完才瞥我一眼说:“这也是你妈妈的意见。”

  我半晌没动。最后反应,冲回房间,摔上房门,把书柜上的书扫落一地。我对爱情专一,性生活传统,但这都不是重点。借由疾病干涉我人生的选择,我已经逆来顺受;再借此对我的私生活指手画脚,我感到失去尊严。

  4月末确诊开始,我大半时间留在广州接受治疗。6月初最后一趟回香港。毕业晚宴上,教授眼含泪花地向我们举杯:“此刻终将分别……”他唱了两首歌,因为我这个钢琴伴奏临时变卦,伴奏是录音的乐曲。离开香港的那天,三个好朋友友一路相送,最后干脆上了直通车,把我送回了广州的家。随后她们去了台湾,寄来在垦丁花田里衣裙飘扬的照片。搬回广州的我收到邮件,得知自己获得了香港青年文学奖的一个奖项,主办方邀请我前去领奖,最后我并没有去。

  错过就错过了,遗憾是一生的。平凡如我,病痛之下,对人生的期望降至“健康地生存”。“生活的体验”、“精神的追求”退居二线。听从父母的建议,不用为此背负人生的责任,是最便捷而轻松的决定。

  6月末,我和即将赴美读研的男友在广州领了结婚证。在我生病之前,我们就开始筹备结婚事宜,却因种种琐事吵架不断,两个人对今后是否能够共同生活产生了怀疑。我确诊后,男友收到了心仪学校的录取通知,事情就变得微妙起来。双方父母和认识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催促我们尽快完婚,男友背负着道德压力,必须在赴美之前给生病的我一个交代;我在主动丢失香港的前途之后,也把爱情当成了一根救命稻草。两个人就糊涂地结了婚。

  如今11年已过去。我问自己,真的必须如此吗?对于一个实际上并不会对生命产生威胁的病,一个死亡率很低的病症,真的必须妥协得如此彻底吗?说到底人生的选择不能怪任何人。“独立而强大”,那是岁月静好时的幻象;一旦病痛撕去了虚伪的外衣,我只是那个被父母保护得太好的孩子。

  人的记忆很奇怪。得病至今12年,我对与父母那两场谈话记忆犹新,对去上海手术前那半年的治疗却非常模糊。唯有一件事记得清楚,就是第一次去打针。那一支进口针需要3000大元,我每半个月需要打一次。因为自费读研,我早花光了工作的积蓄,对花父母的钱治病心怀内疚。打针的地方是医院二楼的一个临时注射室,我推门进去,随后一群阿姨辈的女性蜂拥而入。注射室临街的窗口大开,下面行人不断。我天真地以为护士会关窗并把后面的人请到外面排队。然而重视效率的护士直接叫了我的名字,并训斥我“愣着干嘛”。众目睽睽下脱裤子的我,不知该背对窗户还是背对人群。针扎下去的时候并不很痛,但我没憋住眼泪。起身时,半边屁股和腿是麻的,我挣扎着把裤子拉上去,排在第二位的人已经迫不及待推开我坐到了椅子上。

  保守治疗的半年里,我对病情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慢慢学会了与疼痛的相处。这基本不是一个凶险的的病症,而是一个反复发作的慢性病。我尽量不去想生病这件事,平日偶尔的抽痛和腹泻,忍忍也就过去了。经期靠的是热水袋、红糖姜水和中药,最严重时用止痛药。半年的保守疗法让我的病情得到控制,经期的痛感减轻至可控范围。B超检查却显示,子宫内的囊肿虽然缩小却无法消除,为避免病变的可能,医生建议尽快手术。

  2009年10月末,我在妈妈的陪同下来到上海的一所大医院。这家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是妈妈曾共识的旧交,后来她随丈夫调动到上海工作,我儿时也常与这位H姓阿姨见面。从妈妈那儿听说了我的病,她就力主我去上海,说会亲自为我操刀。

  得知需要手术后,心情反而轻松平静。我期待着术后的人生走回正轨,重新由自己掌控命运。手术安排在入院第五天,之前是例行的各项检查。H姓阿姨把我叫去做指检,我走到看诊室里的帘布后,不等她吩咐,熟练地脱掉裤子躺上手术床,两脚架在床后两边的脚蹬上。经过这半年的训练,我已经由第一次入检查室的面红耳赤,成长为默契配合的合格病人。

  阿姨边和我聊天边戴手套。她俯下身,留意到我的两只手在胸前紧握,疑惑地问:“你的手在干嘛?”她说。“我,我怕痛。”我不好意思地说。在过往的指检中,我总是用一只手掐住自己的另一只手,借此转移手指猛然侵入的疼痛感。犹记得第一次独自去医院检查痛经,没有指检的经验,医生手指侵入时,我整个人像鲤鱼打挺一样从床上翻起,被医生厉声呵斥“躺好”;而她的两根手指就像在从沙发底下往外掏滚落的东西,经由阴道在小腹来回摸索,检查完后我痛得蜷缩成一团,久久坐不起来。

  “放松点儿,越紧张越痛。”她拍拍我的腿,唤着我的小名说:”我尽量轻一点儿。”

  她俯下身,把两根手指缓缓送进,边问我的感受边小心翼翼地摸索,所费时间是我以往每次检查的至少一倍。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指检也并没有多么可怕,疼痛完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我很庆幸我在她眼里是个具体的人,而不只是一个需要医治的对象。

  周五手术,周四一早来了两个文件——《麻醉知情同意书》和《手术知情同意书》,需要我和陪同家属术前签字。我读研时在法律翻译课上养成的习惯,签名的文件都要由头至尾通读。尽管妈妈阻拦,我还是坐在病床上仔细看完,看到一个“概不负责”心里就“咯噔”一下,不知咯噔了多少下。做过全麻手术的人都明白,这两份文件要认真看完,就会感觉自己仿佛待宰的羔羊。

  签了字,我还想翻回去把那些“概不负责”再看看,坐在床边的妈妈一把夺下文件,一边看我一边笑着说:“有啥好看的,你妈我一辈子上手术台,我负责地告诉你,里面说的意外概率低极了,跟你上街被楼上的花盆砸到头一样低。”

  我看着故作轻松的妈妈,发现她的褐色毛线外套扣错了纽扣。妈妈是个爱整洁的人,在我印象中她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我想起来,她的这件外套来上海以后就没换过。恐怕她也没照过镜子,或者照镜子时并没有认真看过自己,否则她应该会用夹子夹起快垂到眼睛的那一绺白发,露出锁成川字的眉头。

  我没说话,指指妈妈外套上的纽扣。妈妈低头一瞧,摇摇头:“早上出去取早餐也没发现,真闹笑话。”说罢就要放下文件腾出手来弄外套。我凑过去,一颗一颗地把她扣错的纽扣解开,又一颗接一颗地扣回去。手里在动,我低着头,没有看她:“万一——我是说万一——没有了我,也请你好好地活下去。”

  妈妈的手摸摸我的头,又落在我的肩膀上,我还是没有抬头。“妈妈在手术台上见惯了生死,很坦然。但是你能这么想,妈妈很骄傲。”

  晚上,我听着隔壁床的阿姨响起了鼾声。靠墙那张折叠床时不时“吱”地一声轻响。我马上明白陪床的妈妈也睡不着。但我们都默契地假装入睡。

  我保持着同一个姿势侧躺,正对着上方打开的窗户。妇科这一层病房,为防止病人跳楼轻生,所有窗户外都加建了铁栅栏焊死,只留上面一点儿透气。我就透过窗户上那窄窄的空间,看着月亮慢慢地在黑色的天幕上走。有多少人曾睡在我睡的这张床上,在决定命运之前的那个晚上,这样清醒地看着同一个月亮呢?

  周五早上8:30。当天第一台手术。术前八小时就开始不吃不喝,到早上,妈妈拿小纸杯装了温水,让我湿湿干裂的嘴唇。隔壁床的阿姨不去拿早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住地搓着两手,仿佛要手术的人是她。7点多,推手术床的男护士来了。我穿着一件背后敞开的手术罩袍,底下按要求什么也没穿,躺到手术床上。男护士往我身上盖了一层厚厚的被子,但我仍感觉冷,脚像冰块。

  阿姨走过来给我加油,妈妈反而安慰她:“哎呀有啥紧张的,她全麻的手术,睡一觉,一会儿就出来了。”

  男护士推着我的手术床往门外走,穿过走廊,准备领早餐的病友们都探头出来看。我在众人的目送中一路远去,感觉像是拍电影,特别不真实。妈妈一路跟着走,问我她今天换的红毛衣好不好看,问我手术完想吃哪种粥。一路走到电梯间,护士说:“阿姨,我们直接上手术室了,您不能跟着来了,你就放心吧。”

  “我知道呀,小伙子,我没退休前跟你一样是护士呢,我也上去,我也跟家属说这话。”

  妈妈笑着,站在电梯外,看着他把我推进电梯。

  那位护士在电梯间按着开门键和妈妈聊了两句。他仿佛还低下头说了一句大概是鼓励我的话,但是我完全听不进去。我只看着还注视着我的笑着的妈妈,看着电梯门在我面前一点一点缓缓地合上,直到完全看不见她,缓缓上升的电梯发出低沉的轰鸣,顶部的银白灯光晃得我心慌。无来由想起《红楼梦》那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可是我牵挂的那么多,我赤条条地哪儿也不想走。

  手术顺利。肩膀一阵酸麻过后,我就睡了过去,再醒来时是从手术床上被两个护士一起抬回病床上。妈妈告诉我,取出的巧克力囊肿做过化验,不是恶性的。我的下半身没有知觉,头有些晕,除此之外一切正常。护士来给我换导尿管的时候,已经在美国上课的丈夫打电话来了。他是负债去读的书,压力很大,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要手术的事情。

  接了电话,听见他的声音,我的眼泪簌簌地落,一句话说不出来,只把手机塞给妈妈。妈妈接过手机跟他从头解释,隔壁床的阿姨走过来,把她的手伸进被单,紧紧地握我的手:“没事了,都过去了……手术成功了,多好,你恢复了,就去美国,你们生个孩子,多幸福的一家人。”

  在赴上海手术前,我短暂工作了两个多月。6月从香港回到广州,7月送走赴美的先生,我的生活忽然空落了。正好有一家本地报社在招文化版面的采编,我就去了应聘,通过了笔试和面试。然而女主编却在入职大会上告知“全部新人要轮岗至少一年”,我被安排在了需要24小时待命的突发新闻部。

  爸妈和先生都反对我入职。他们觉得我做一份比本科薪水还要低的工作是“瞎胡闹”。他们叫我安心在家养病,可是一个病人最不希望就是以“病”为生活的核心。这份充满挑战性的工作重燃了我的热情。在36度高温的夏天,我吃着止痛药走在抢劫、跳楼、车祸、溺水乃至凶杀案的现场,学习最基本的采访和写稿要领,重新做一个职场的新人。

  那时,我的发稿量在同期见习记者中数一数二。我原本的打算是手术完回去,然而父母与先生强烈反对。“你也体验够了,对自己人生负责,见好就收吧。”先生说。最终让我妥协的是医生的意见。当我问女医生H,我能不能回去继续这份工作时,她看着我的眼睛说:“你觉得呢?你妈妈为你操的心,还不够么?”

   “这些话作为医生我可以不说,但是作为看着你长大的阿姨我要说。得这个病的,十有八九平时情绪有问题,压抑,焦虑。一份压力这么大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婚育年龄是这个病的高危期,想要不复发,最好就是不来月经,当然你可以长期吃避孕药。我的建议,你也结婚了,赶快生孩子——这是最没有副作用的,对你也最好。”

  从上海出院回广州,我还很虚弱,出门走路需要人搀扶。我辞了职,却没有勇气去报社领回个人物品,怕看见大家的眼神,嘲笑我这样的逃兵,最后还是朋友替我跑了一趟。

  术后恢复的这段日子情绪很低落。我原以为完成手术从此就与这个病划清界限,医生的话才让我意识到日后还要跟它长期作斗争。我厌恶生病,也厌恶自己。每天我就在床上半躺着,和依旧窝在对面窗台上的大白猫对视无言。

  爸妈都担心我的状态,消极的情绪更容易增加复发的风险。这时先生从美国打电话来,建议我赴美陪读。“我们结婚了,两个人应该在一起。你不是也考虑过读文学博士么?过来以后可以边养病,边准备考试。”他说。父母早有此意,催促我早日成行。我对“陪读”的身份有些抗拒,觉得从此成了他人的附属品。妈妈说:“陪读有什么?你不是喜欢体验生活么,去美国体验一下多好!”

  2009年12月,我来到了先生身边。那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宁静的小城,正值隆冬腊月,大雪纷飞,气温常降至零下。

  作为南方人的我没有见过这般景致,兴奋地跟着先生参与了许多当地新年的活动,跟着当地人随乡入俗地喝冰水、吃生冷食物。当时我并没有把出院时“忌生冷”的医嘱放在心上,潜意识里仿佛认为来到了西方就可彻底抛弃中医,来到异国他乡就重新做人,告别了那个有慢性妇科病的自己。很快我尝到了苦果:来年2月,剧烈的痛经在一个半夜复发了。那天夜里特别冷,为了省钱,我们盖着厚厚的被子,并没有开暖气。那种熟悉的疼痛袭来时,我捂着嘴巴,尽量不发出声音,担心吵醒第二天有考试的先生。我在黑暗里睁着眼艰难地呼吸,注视着嘴里呼出的白气,疼痛有了寒冷的助攻格外强烈,很快我招架不住,终于把先生吵醒了。

  凌晨两点,他把我送进了大学医院的急诊室。半夜的急诊室里目测危重的病号不少。一个人进来时手臂血流如注,一个躺在手术床上的老人戴着氧气面罩。护士来询问了我的症状,给我接上心电监测仪,接下来就是等待。

  在单调的“滴滴”声中,先生沉默地看着他的课本,我在疼痛之间,看着护士在病人之间小跑着忙碌,我们在急诊室里等了三个小时,值班医生查不出病因,只给我开了止痛药,建议我再去看妇科。看诊结束后,我被告知虽然有保险,但急诊室的费用有部分需要自己支付。先生沉着脸支付了100美元。

  走出急诊室时天已微明,我们两个人默默地走去取车,此时足球场一般大的医院停车场一个人也没有。低低的云层很厚,感觉阳光冲不出重围。我希望先生说点什么,就像以前妈妈陪我看诊出来时,总是假装兴致高涨地和我聊天一样。但直到上车他也没跟我说话,只是自己嘟囔了一句:“100美金开个止痛药,看不看病有什么区别?”

  我决定一边申请文学博士,一边备孕。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孩子的人,曾经很不屑于适龄结婚、婚后生育的传统观念。然而病痛和证明家庭美满的虚荣心一同打败了我。如同当初轻率结婚一样,就在对养育孩子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我开始备孕。

  心仪的大学面试过后就没有消息,怀孕却出乎意料地顺利。忙打电话回国向父母报喜,没想到三个月的孕检,医生就告诉我孩子没了心跳,需要做流产手术。出了产检室,我瘫倒在先生怀里大哭。一个工作人员推着清洁车走过,默默从车上的纸巾盒里抽出几张纸巾,递给我。他是如此镇定和自然,让我疑心这是产检室每天都上演的悲伤,那是他早就为此准备好的纸巾盒。

  为了减轻压力,我主动放弃了考博。这一次的备孕远没有上一次顺利,我按照妇科医生的体温记录表每日记录体温,以确定卵子准确到来的时间,增加怀孕几率,但一直没有奏效。痛经的状况和我与丈夫的关系一样,时好时坏。这段日子我开始每周去教堂,研读《圣经》,独自参加了一次为期一周的华人基督徒夏令营。我最终没有把自己托付给神,但在它哪里找到一些慰藉。在教堂里,乐音回荡,跟着唱诗班唱“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心里就有久违的安宁。那个“为什么是我得病” 的念头,可以暂时远离。

  这些年来,因为得病,我还收获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秘密。不明原因的不孕,自主或被动的流产,一夜情后的性病……闺蜜找我倾诉,原本不相熟的女性朋友找我咨询。也许“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病听上去足够隐私,她们也就足够放心地把她们的隐私托付给我。我常常讶异,许多“独立的现代女性”实际上如我当初一样,对妇科病一无所知。我尽可能地分享我的经历,同时也知道,很多时候,并没有什么感同身受。在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劫难面前,每一个她,都要自己作出选择,自己去战斗。

  2011年2月,流产近一年以后,我终于成功怀孕,同年生育了第一个孩子。此后先生毕业,获得一份需要长期出差的高薪工作,从此养育孩子的任务基本上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避免疾病复发”又是“多子多福”这种传统观念的最佳借口,步步妥协之下,转眼间我的第三个孩子已经一岁。去年孩子出生,母乳喂养至三个月,我就有了月经来潮。我的抽屉里重新准备了止痛药,妇科检查也提上了日程,我也准备好了也许还要与疼痛相处。

  “后悔吗?”三个孩子入睡,我终于有了一点儿个人时间,这个问题就会萦绕心头。我不敢细想,也不能回头。讨论过去的选择是多么容易,可是岁月不会等待,人生也只有单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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