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无同: 中古史研究论文集》，胡宝国著，中华书局2020年1月版，406页，66.00元
东海缪氏家族是汉晋之际活跃于两淮地区的一个地方家族，其在全国的政治、文化影响力远不如当时的一流高门。不过，从东海缪氏的兴衰中能够看到地方家族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以及诸多像他们一样的地方家族试图进入中央政权、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努力。
一、汉代的东海缪氏家族
史籍中所见的缪氏家族成员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史记·儒林列传》中：
（申公）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
兰陵县，汉代属东海郡，缪生是大儒申公的弟子，汉初官至二千石。此外，北宋初年的地理志书《太平寰宇记》中还有这样一条记载：
缪斐，东海朐人也。其先楚元王大夫缪生，谢病去，遂居此。
这条史料中的缪斐是缪生的后代，“东海朐人”的记载恐怕存在问题，关于这点我们留待后文再谈。值得注意的是，缪生还曾担任过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大夫。汉初，大夫是掌管议论的官职，置于郎中令之下，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等。王国亦设此官，不知缪生所任的具体为何种大夫，但品秩都不及内史。因此，此大夫官大概率是缪生担任长沙内史之前曾任的官职。楚国与东海郡相邻，缪生应是凭借其才望，被楚王征为大夫。这表明西汉初年，东海缪氏家族在当地就有了一定的影响。
西汉初至东汉末年，传世文献中不再有东海缪氏家族的记载，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两方东汉中期的墓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两方墓志均出土于今江苏邳州西北的青龙山，志主分别为缪宇和缪纡，两墓相距仅一百二十米，因此学者们推测此处为缪氏家族墓地。墓志出土之后，尤振尧、周晓陆、永田英正等学者对缪宇墓志进行了释读，李银德、陈永涛、周晓陆等人则对缪纡墓志进行了释读。由于漫漶严重，两方墓志的具体释文都有争议（至于东汉时期是不是有墓志，以及这两方石刻是否算是墓志，则暂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尤其是缪宇墓志的中部文字，十分模糊，但关于他们的职官、卒年等关键信息的释读，各家均无争议，因此不影响本文的讨论。兹据墓志拓片及各家释文将其中关键信息摘录如下：
故彭城相行长史事吕守长缪宇字叔异……君以和平元年七月七日物故，元嘉元年三月廿日葬。（《缪宇墓志》）
缪君者讳纡字季高。幼声州署郡仕，周竟徐州从事、〔武〕原长行事，民四假望。殁年七十一，永寿元年太□在乙未、十二月丙寅遭疾终，卒至丙申十月□□成葬。夫周讫于乙巳，夫人亦七十一，七有〔闰〕□丁巳，不起徦疾，其十一月葬。有四子焉……时皇汉之世，武原县属彭城。君父关内侯，冢在 □，〔比〕南吉位造迫，故徙于兹。（《缪纡墓志》）
缪宇墓志拓片（永田英正编《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釋文篇）》）
缪纡墓志拓片（李银德、陈永涛：《东汉永寿元年徐州从事墓志》，《文物》1994年第8期）
两方墓志均没有写明他们的本贯，缪宇墓志的整理者尤振尧等人认为，“缪宇很可能是武原县人”，理由是缪宇墓志的出土地点为“东汉的武原县”（南京博物院、邳县文化馆：《东汉彭城相缪宇墓》，《文物》1984年第八期）。周晓陆在释读缪纡墓志时综合了这两方墓志，对上述说法给予了肯定，认为缪宇生前“任彭城相领吕守长，就职地并不在武原县，之所以葬于青龙山，从缪纡墓志‘关内侯’旧茔的记载，可见是归葬故里”（周晓陆：《缪纡墓志读考》，《文物》，1995年第四期）。
但是我以为这一结论似乎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首先，传世文献中并无彭城武原缪氏的记载，汉晋时期徐州地区的缪氏，只有东海兰陵一家。除上文所引《史记·儒林列传》外，《三国志》《晋书》等正史中，均将缪氏的本贯归为东海兰陵
（《三国志·魏书·刘劭传附缪袭传》《晋书·缪播及从弟缪胤传》）
。另外，在唐代的专门姓氏书《元和姓纂》中，将缪氏混入富氏之中，这一讹误已为岑仲勉校订。虽然该书误“缪”为“富”，但亦将其列为兰陵人。
其次，从地图上来看，东海郡兰陵县与彭城国武原县紧紧相邻，尤、周等人将缪氏家族墓所在地认定为武原县而非兰陵县，只是根据大略的地理位置和今天的行政区划做出的推测，并无明确证据。事实上，这片区域本就处在兰陵县与五原县的交界地带，而依据上述文献的相关记载，恰恰可以反证，缪氏家族墓应在兰陵县界，而非武原县。这一推测绝非毫无凭据，事实上直到今天，这一带墓葬区仍为江苏省邳州市与山东省枣庄市的交界处，属于边界地段。
缪宇墓与缪纡墓位置（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及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上）》改绘而成）
再次，缪宇所任官职为“彭城相行长史事吕守长”，这句话的断句颇有争议，尤振尧、周晓陆等人认为，缪宇的官职为彭城相，代行长史事，并兼任吕县的县长
（尤振尧：《略论东汉彭城相缪宇墓的发掘及其历史价值》，《南京博物院集刊》第八辑，1983年；周晓陆：《缪宇墓志铭考》，《南京博物院集刊》第八辑）
。而宋治民、于淼则认为缪宇为“吕长行彭城相长史事”，并非彭城相
（宋治民：《缪宇不是彭城相》，《文物》1985年第二期；于淼：《缪宇墓志中的“要带黑绋”》，《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四期
）。两方各执一词，均无更加确凿的证据。如果尤、周二人的说法正确，那么在官员任职籍贯回避原则盛行的汉代，缪宇不可能作为一个彭城国人担任本国的国相，他必须是其它郡国之人。缪纡所任官职为“徐州从事、武原长行事”，从事为州郡佐僚，依照惯例，必须由本州人担任，这一点没有问题，而武原长则基本不可能由武原本县人担任。结合两人所任官职，基本可以排除其为彭城国武原县人的可能。
最后，再附带提一句《太平寰宇记》中“缪斐，东海朐人”的说法。就我个人目力所及，这一说法仅见于此书，是为孤证。且不论汉唐文献中诸多“东海兰陵缪氏”的记载，即便同是成书于宋初的《太平御览》中，亦保留了很多缪斐为“东海兰陵人”的记载。因此，《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恐系讹误。
以上我们综合传世文献及出土墓志的记载，基本确认了汉代徐州地区缪氏家族的本贯为东海郡兰陵县，而非彭城国武原县。由于史料的阙如，我们无法确知两方墓志的主人缪宇与缪纡在缪氏家族中的世系。但从志文的记载来看，缪氏家族积极地参与到地方行政之中，在当地应当颇具影响力。
二、曹魏时期东海缪氏家族地位的攀升
汉代东海缪氏作为地方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家族，在徐州当地行政中占有一席之地，有时甚至能担任地方要员。但史料的缺失也恰恰能够证明，汉代的缪氏家族并非一流高门，其活动范围及影响力仅限于地方。东汉末年到曹魏时期，这一情况有所改变，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缪袭。
缪袭，《三国志》卷二一附于《魏书·刘劭传》之后，陈寿的记载极为简略，幸赖裴松之的注释，使我们能够获知更多缪袭的信息：
劭同时东海缪袭亦有才学，多所述叙，官至尚书、光禄勋。
裴松之注：《先贤行状》曰：“缪斐字文雅。该览经传，事亲色养。征博士，六辟公府。汉帝在长安，公卿博举名儒。时举斐任侍中，并无所就。即袭父也。”《文章志》曰：“袭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历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子悦字孔怿，晋光禄大夫。袭孙绍、播、徵、胤等，并皆显达。”
据裴松之注中所引史料，缪袭为缪斐之子。又据上文可知，缪斐为汉初儒生缪生的后代。宋初的类书《太平御览》中保留的史料又刻画出了一个孝顺双亲的缪斐的形象，这一点正可与裴松之注所引《先贤行状》中“事亲色养”的记载互为佐证。不仅如此，缪斐还继承了祖先敦儒的家学，并先后多次被征辟、察举，但他“并无所就”。从“汉帝在长安”一句可以看出，当时正值汉献帝被董卓胁迫、迁都长安的乱世，或许是因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不愿卷入复杂的政治局势之中，也可能是厌恶在位的董卓及其部将的所作所为，缪斐并没有接受朝廷的任命。
缪斐生活在汉末的乱世中没有进入仕途。其子缪袭则选择加入了曹魏阵营。早在曹操当政之时，缪袭便受辟为御史大夫的佐僚，其后历经魏文帝、明帝及齐王时代，官至尚书、光禄勋。不仅如此，缪袭还是担任过侍中及散骑常侍的近臣。请看如下史料：
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于甄氏。既成，自行视，谓左右曰：“馆当以何为名？”侍中缪袭曰：“陛下圣思齐于哲王；罔极过于曾、闵。此馆之兴，情钟舅氏，宜以‘渭阳’为名。”（《世说新语·言语》）
魏散骑常侍缪袭集五卷，梁有录一卷。（《隋书·经籍志》）
光禄勋、散骑常侍和侍中等官职，单就品秩看，与其祖先缪生所任的长沙内史以及东汉中期缪宇可能担任过的彭城相相比，差别并不大。但显而易见，缪袭所任之职，均为中央高官，非地方守相所能比拟。尤其是散骑侍郎与侍中，更是曹魏时期炙手可热的职位。那么，缪袭是如何步入曹魏官僚体制核心之内的呢？
东海缪氏是世代习儒的家族，缪袭祖先缪生、父亲缪斐都是著名的儒生，其本人自然也不例外，缪袭的儒学造诣首先体现在儒家最为重视的礼上。
现存的目录书中没有留下缪袭关于礼的专门著作，他对礼的造诣和见解散见于其他文献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宋书·礼志》中的一条记载：
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议多异同，故持疑不决……太尉司马懿、尚书仆射卫臻、尚书薛悌、中书监刘放、中书侍郎刁干、博士秦静、赵怡、中候中诏季岐以为宜改；侍中缪袭、散骑常侍王肃、尚书郎魏衡、太子舍人黄史嗣以为不宜改。
明帝在即位之初便有改正朔的想法，围绕这个问题，朝臣分为两派。其中，支持改正朔的大臣以太尉司马懿为首；而反对的第一人则是时任侍中的缪袭。这项议题究竟是否通过以及它背后反映的政治派系斗争等问题，我们姑且不论，单看这份榜单，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河内司马氏为礼学世家，这一点已为诸多研究所证实。而排在缪袭之后的王肃，同样出身经学世家，其父王朗、其师宋忠均为汉魏之际的大儒
（《三国志·魏书·王朗传》）
，《隋书·经籍志》中著录其经学相关著作达二十余种，名单中的其他人也多为当时名儒。而缪袭不仅与他们同列，更是其中一方的首领，足以证明其对以礼为核心的儒学造诣之高，并且这种造诣已为时人所认同。
《宋书》中的这段记载反映了缪袭对礼制有很高的造诣，通过其它材料还能够窥知缪袭对礼的具体见解，涵盖祭祀的制度、追尊追谥的方案、丧葬的礼仪等诸多方面
（《续汉书·祭祀志》《南齐书·礼志上》《通典·礼·沿革·嘉礼十七》《礼·沿革·凶礼三》《礼·沿革·凶礼六》）
。
作为礼的象征与表现的乐，同样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宣示和巩固王朝的统治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汉魏禅代之际，典章制度多有改易，其中于国家礼仪极具象征意义的乐，就由缪袭操刀完成，歌颂了曹魏代汉的功德
（《晋书·乐志下》）
。
在汉魏鼎革之际，缪袭能够主导国家乐曲的改革，其礼乐造诣之高自不待言。《魏书》《通典》等文献中还记载了不少缪袭关于乐的理解，这里不再一一列举。除礼乐之学外，缪袭在文史上亦颇有建树，至今仍留下不少诗文
（松家裕子：《繆襲とその作品》，《アジア文化学科年報》第一卷，1998年；刘全波：《曹魏东海缪袭生平著述辑考》，《齐鲁文化研究》第十二辑，2012年）
。
在儒家文化中，礼与乐互为表里，自西汉中期时便是国家统治的主导思想，东汉以降，礼乐的地位更加巩固。东海缪氏家族世代敦儒，礼乐自然是其中重要的部分，缪袭个人的礼乐修养和知识储备也印证了这一点。依靠这样的家学，缪袭得以跻身统治核心，在魏文帝、明帝朝备受信任
（《三国志·魏书·华歆传》）
。
综上所述，“事魏四世”的缪袭凭借其个人才学，跻身于曹魏统治的核心之内。也正是得益于他的努力，东海缪氏家族在三国之际，从地方性家族开始向全国扩大影响，有转变为国家士族的趋势。
三、西晋时期东海缪氏的起伏
缪袭死于正始六年（245），其时，朝中曹氏与司马氏之争已浮出水面，四年后便发生了高平陵之变，司马氏基本掌握了朝中大权，为其后代的代魏事业奠定了最为关键的一步。从正始党争到魏晋禅代，当时大族面临的最大抉择无疑是政治的取向。这段时期，东海缪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缪袭之子缪悦。
据前引《三国志》裴注及《晋书》，缪悦为晋光禄大夫，此外，《南史·陆澄传》中提及，缪悦还曾担任国子博士。《晋书·缪播传附从弟缪胤传》则云缪悦之侄缪胤：“字休祖，安平献王外孙也，与播名誉略齐。”安平献王即司马懿之弟司马孚，曹魏时就有较高的政治荣誉，入晋更是倍受恩宠。虽然以魏臣自居，但其司马氏宗室的身份却无可置疑。缪氏家族与之联姻，再结合缪悦入晋仍为高官，充分说明在曹魏末年的政争中，缪氏必然倒向了司马氏，因此才得以保全并巩固其政治地位。
《文章志》中称缪袭之孙“绍、播、徵、胤等，并皆显达”，但现存的史籍中，缪绍的记载仅见于此处。缪徵的记载略多，《宋书·百官志》称“晋武世，缪徵为中书著作郎”，《晋书·职官志》也印证了这一说法。而缪徵更为著名的身份其实是“金谷二十四友”之一。这是一个依附于贾谧的文学政治团体，石崇、潘岳、刘琨、陆机、陆云、左思等人都是该团体的一员。能够跻身其中，一方面显示了其文学修养，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游走于当时政治圈的核心之中
（福原启郎：《賈謐の二十四友をめぐるニ三問題》，收入其著《魏晉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
。
值得注意的是，缪徵并非西晋时期缪氏家族中最为显赫的人物，从现存的史料来看，缪袭四孙中，名望最高的当是缪播与缪胤。
缪播，《晋书》卷六〇有传。司马泰为司空时，以其为祭酒，后迁至皇太弟中庶子。在惠帝末年，他周旋于河闲王司马颙及东海王司马越之间，在长安与洛阳间往返。惠帝驾崩之后，皇太弟司马炽即位，是为怀帝。缪播以近臣身份，连续升迁，官拜中书令。在怀帝与东海王越的对抗中，缪播及其从弟缪胤等人被司马越所杀。
为了弄清西晋末年缪氏家族地位的起伏，有必要对缪播、缪胤二人的政治行迹进行系统的梳理。
首先是司空祭酒之职。司马越之父司马泰担任司空是在惠帝即位的同年，当时他尚为陇西王。司马泰在朝中以坦率自律见称，在宗室诸王中风评较好，亦无明显的政治取向。缪播受任为司空祭酒，虽然不能直接认定二人有着密切的交往，但至少可以证明缪播本人的才能以及司马泰对之并无厌恶之意。
其后，缪播经过数次升迁，成为皇太弟中庶子，这一职位极为关键。惠帝朝曾有两位皇太弟，分别为司马冏与司马炽，从后文来看，缪播担任的是司马炽的中庶子。在此任上，缪播周旋于河间王司马颙与东海王司马越之间，并随惠帝迁往长安，最终安全还洛。截至此时，可以说，缪播仍与当权者司马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惠帝朝混乱的政局中，司马炽最终得以继承皇位，缪播也迎来了政治生涯的巅峰。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数次升迁，先后担任黄门侍郎、侍中，最终就任中书令，专管诏命，深得怀帝信任。同时，其从弟缪胤也从左卫将军一升至散骑常侍、再升至太仆。然而，在达到政治顶峰时，危机也随之降临。随着怀帝与司马越的矛盾愈加激化，缪播不得不在“旧主”与“新帝”之间做出抉择。而倍受皇恩的缪播显然选择了忠于怀帝，最终为司马越所杀。与缪播一同被杀的还有缪胤、怀帝舅父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等人，可以说怀帝近臣被一网打尽。
西晋末年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中，出于自身及家族情况的考虑，抑或是为时局所迫，缪播先后经历了数次政治取向的转变。担任司马越之父司马泰的祭酒，是其政治生涯的起点。而随着怀帝的即位，他最终走向司马越的对立面，并因此招致杀身之祸。
西晋以后史书中仍偶然可见东海缪氏家族成员的影子，但只是附提一句，具体事迹极少
（《晋书·慕容廆载记》）
。到了南朝，曾经的儒学世家甚至试图与当时的恩幸“小人”联结
（《宋书·《恩幸·阮佃夫传》）
，而留在北方的东海缪氏成员，更是“数十年间，了无从官者”
（《魏书·刘芳传附缪俨传》）
，种种迹象表明，东海缪氏家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衰败之路。
小结
东海缪氏是以儒学传家的家族，从西汉初年至东汉末年，其家族势力限于地方。凭借缪袭的努力，其家族得以在曹魏时期进入中央系统，将影响扩展至国家层面。魏晋易代之际，缪悦等人的正确抉择，使其家族的发展得以延续至西晋。晋怀帝时期，东海缪氏家族经过三代的积累，声望、地位达到极盛，然而西晋末年，以缪播、缪胤为代表的缪氏家族未能如其祖、父一样保全家族，在西晋政权灭亡的前夜死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东海缪氏家族发展的道路戛然而止。
其实，如果不是在西晋末年遭遇突然打击，东海缪氏也有可能成为影响政局的所谓的“门阀士族”，这样看来，其衰落似乎极为偶然。但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西晋政权都已土崩瓦解，小小的缪氏家族想要保全自身，又谈何容易呢？
尽管由于残酷的政治斗争，缪氏家族在西晋末年遭遇重大灾难，但我们分明看到，五百年间一个地方家族努力进入中央政权的“奋斗史”。缪氏家族的兴衰反映了汉晋时期两淮地方家族从参与地方行政到进入中央政权再到遭受打击、回归地方的曲折历程，也是汉晋历史发展大势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