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蘧常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不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李定生|王运天|复旦大学

　　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著名书法家王蘧常诞生于一九〇〇年农历五月初六，今年6月26日是先生诞辰120周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蘧常研究会、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复旦大学书画篆刻研究会特地在当天举行了座谈会，表示纪念。

王蘧常

　　王蘧常，字瑗仲，早年师从沈曾植治学。1920年入无锡国专学习，深受唐文治影响。还曾问先秦诸子学于梁启超。学成后任职于无锡国专、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1952年后长期执教于复旦大学，是复旦中国哲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先生曾在自述中表示自己的学术研究从专事史学开始，后研习子学与文学也意在辅助史学研究。出版著述有《秦史》《诸子学派要诠》《先秦诸子书答问》《严几道年谱》《沈寐叟年谱》等，诗集有《国耻诗话》《抗兵集》《赤熛怒颂》等，主编有130万字的《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

　　在学术研究之外，王蘧常还以书法创作闻名，主要成就在于对章草书体的继承与发扬，将篆隶笔法运用至章草书写，使原本只在方寸之间的小字草书变为大字。留有章草《千字文》《十八贴》等重要书法作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王蘧常研究会理事长孙向晨回忆起自己在上个世纪80年代读本科时，曾听王蘧常学生李定生讲起王先生为无锡国专复校奔波一事。“王蘧常是国学届的一代巨人，疏通中西。虽然当时的复校没有成功，但在我看来，唐文治先生1920年建立无锡国专强调的是修道立教、振人心、救人命，而非单纯整理国故。一百年过去了，这样的使命依然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今天所讲的国学复兴应该在这样的道路和方向上继续下去，因此我们今天纪念王先生诞辰120周年有着非凡的意义。”

王兴孙（本文活动现场照片均由于明志拍摄）

　　王蘧常哲嗣王兴孙讲到自己也是从父亲的书札了解到他早年的生活。“他的一生非常坎坷，到晚年还是贫病交加。与苦难、病痛不断斗争下完成了这些著作，充分体现了父亲那个时代的文人的追求和志向。父亲念兹在兹的始终是学术研究，一生所愿就是乐育英才。父亲一生无党无派、无官无职，只是纯粹的学者和文人。他从小的愿望就是远离政治，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十分清醒，辨天下之大事，忧天下之大谐。他在‘文革’中写给学生的信表示，十分赞赏独立乱流中的品格。”

　　“《王蘧常文集》中收录了父亲在抗战时期公开发表的诗文《国耻诗话》《抗兵集》。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公开发表这样的诗文要冒着多么大的风险。他拒绝接受‘伪职’，为了‘反伪’还离开了交通大学，却为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苦难。没有任何薪水，上要赡养老人，下要养育三个孩子，连喝粥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最了解我父亲的人是他的老师唐文治先生，他在1945年为父亲文集所作序言开宗明义：‘人生当是气节而已矣’，整篇序言共886字，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所以我觉得气节是他们那一代人最看重的人文价值，也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

　　精通文史的哲学史家

　　今年已91岁高龄的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研究会顾问李定生曾在1961年本科毕业后师从王蘧常，跟随王先生近30年时间。李定生回忆道：“当时先生准备用两年时间讲授《说文解字》段玉裁注，一起学习的同学一个学期后就不再来听课。”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他也不太理解先生的用意，但还是坚持听下去。“先生非常耐心地一点一点讲授，到后来我就觉得非常有道理。学习古代的文字语言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在这一点上，王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李定生

　　“‘文革’期间我到王老师家里，有时提起孔子，老师都称‘孔夫子’，可以看出他对古代圣贤是非常尊重的。但他并不拘泥于儒家的研究，而是对先秦诸子都有深入的了解，并将他们的思想融合起来。”

　　“老师后来对我说：‘你除了要学习古文字，还需要学习中国古代的历史。’所以我就在‘文革’期间坚持读古书。”

　　李定生还讲道：“王先生告诉我，研究中国哲学史，其实在提升自身的修养，而不能仅仅当作知识。他用庄子的‘内圣外王’来逐条分析《论语》，哪一章是‘内圣’，哪一章是‘外王’。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我研究孔子的观点和老师有不一致的地方，老师对此也很欢喜。”

　　“老师说‘内圣外王’概括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全部问题，意思是‘内在修身，外在做人’，而不是说一定要为王。在这一点上，老师本身的言语和作为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于作文只是做人的一部分。”

　　李定生表示，王蘧常在如何撰写学术论文方面对他的启发非常大。“他教我‘发前人之未发，证前人之所无’，虽然我写的文章不多，但每篇文章都能够提出自己的观点。”

　　“如果老师能够再多活十年，看到更多的出土文献，取得的学术成果会更多。老师讲到《史记》和秦始皇时，他不同意郭沫若丑化秦始皇的观点。从现在的出土材料来看，证明王老师的观点是正确的。”

　　“老师当时想让我做出一部《诸子学案》，因为他认为《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都有学术偏向。如果做《诸子学案》，应该克服这个问题，让读者从材料中发现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用观点引导别人。我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愧对老师。但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年轻一代继续做下去。现在也有很多思想家的评传，但其中表现出的偏向比‘学案’更大。”

　　最后，李定生总结道：“王蘧常的治学精神和人格对于今天做学问的我们来说，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碑学运动的殿军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蘧常研究会会长吴晓明在座谈会上重点讲述了碑学运动与王蘧常章草之间的关系。

　　“对王先生书法有很多很好的评价，但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首先先生是一位大学问家，研究领域主要在经学、史学和诸子学，另一方面他是大艺术家，既是诗人也是书法家。那么给王先生的章草一个历史和客观的定位，比某个人说他好要重要的多。”

吴晓明

　　“第一，从包世臣、康有为开始的碑学运动，最大的目标是复古，不复古不能开新，而碑学运动是王先生从事书法艺术创作的主要背景。王先生也曾对我说过，‘外面都说我的字好，我的字好吗？其实我只是想把我的书法写得更加古旧一些。’这让我想起颜真卿，因为颜真卿的文章里也有讨论如何齐于古人。”

　　“第二是王先生与碑学运动的关系。王先生父亲觉得他性格偏于阳刚，建议他临写欧阳询。一日他的兄长王铭远看到他在临帖，说‘奈何犹守唐碑’，这样的口吻一听就是受到康有为和沈增植的影响。先生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弦易张，受到碑学影响。”

　　“第三点是王先生致力于章草的书写。章草是如何参与到碑学运动，并且得到其精髓的？这件事比较困难。前辈当中大概只有沈增植稍做了些东西。他对王先生的嘱托是这样的：‘今传章草仅数种而已，疆域褊小，殊难光大，若能融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于周鼎，必能开前人之未有之境。’先生一直记得沈增植的教诲，不断进步。先生由今草到章草再到散隶、篆籀，一一精研之、考辨之、发明之，而后集于大成，归于章草。所以我认为王蘧常先生是在碑学运动大的背景下，从传统的路径转入到碑学研习中去。实际上从草书进入到碑学的主流当中是极为困难的。因为碑版、石刻和钟鼎等所用大多都是真书，用草书的极少。就连康有为都觉得十分困难，他曾说：‘帖学渐废，草法则既灭绝。’所以我觉得王先生在这方面的功勋是很大的。”

王蘧常书法作品

　　“他用了两个步骤。首先，章草是解散隶体，那么应该能从隶书、篆书甚至钟鼎文找到它的源头。王先生曾用篆书记日记六年，然后他用隶法和篆法来写章草。他对我说，‘章草是小草，最多一寸见方，当我用篆书或隶书的笔法来写章草时，我可以写得很大，能写桌子这么大，越大我越喜欢。’其次，他说前人看到的出土文物比我们少，二十世纪出土了很多竹简、木简、帛书等，上面的文字都处于隶书变草书的过程中，这是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王先生说，‘我笔笔有来历，不杜撰。’”

　　“王先生用一种前人没有尝试过的方式，进入到草书的碑学化运动中。如果说隶篆的碑学化是从邓石如、伊秉绶开始，到吴昌硕完成，真书的碑学化是从包世臣、张裕钊开始，到康有为得到完成，而草书是从沈增植开始，由王蘧常先生来完成的，可以算作碑学运动的殿军。”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王蘧常在书法上的地位，就不是从个人的喜好出发，而是从客观的、历史的角度作出定论。”

　　《王蘧常文集》《蘧草法帖》的出版

　　王蘧常先生一生著作颇丰，出版时间跨度也较长，大多数作品近些年未曾再版。此次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复旦大学出版社将王蘧常学术著作、诗集、遗稿遗文统一编辑出版，这是王先生文集第一次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