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六周 第四天
刚果 姆比韦尔·阿·姆潘·恩加尔 《詹巴蒂斯塔·维科：或非洲话语的强暴》
和《死亡与国王的侍从》同样出版于1975年，《詹巴蒂斯塔·维科》（
Giambatista Viko
） 也探讨了类似的语言和身份的问题，只不过是以讽刺而非悲剧的模式呈现。恩加尔小说里自恋的反英雄，是一位急于在世界舞台上给自己闯下名声的非洲知识分子。维科在一家非洲学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因为持欧洲中心论的世界主义者和全盘拒绝西方文化的非洲中心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而分裂成两个阵营。维科已经挣扎了两年的时间，想要写出一部伟大的非洲小说，这是一部他渴望完成的作品，因为这样他就可以被邀请去巴黎和罗马参加国际会议了。然而，他并没有把时间花在写作上，而是花在了和自己的门徒兼跟班尼埃瑟（Niaiseux，法语，意为傻瓜）打电话，盘算着怎么算计他的非洲中心主义的同事们，或是提出一种先进的写作理论，再就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简历更好看。
维科知道他必须要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才能实现成为“非洲文学的拿破仑”这个梦想。但是像阿契贝和索因卡一样，他也清楚要把非洲文化和欧洲文化相融绝非易事。在他四处搜寻灵感的时候，他回忆起了和自己同名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詹巴蒂斯塔·维柯
（译注：恩加尔小说主人公的名字拼写为Viko，而人文主义者维柯的名字拼写为Vico，译文中分别用维科和维柯以示区分）
的《新科学》（New Science ），在这部1725年出版的论著里，维柯声称所有的语言都源自原始人类诗意的呐喊。受此启发，维科意识到他可以把口语性当作自己获得国际声望的捷径，可以用一种极度实验性的风格来写作：“这里是突然的含混，那里又是富有深意的浅显……标点符号？根本就不用了！”
维科的目标近在咫尺，但是灾难突然降临了。非洲中心主义者们在学院斗争里占了上风，然后他们公开了一系列对他的指责：剽窃；和来访的意大利女权主义者有染；最严重的是，他还要背叛非洲，谋划着要把口头文化的神秘所在贩卖给西方人供他们剥削。一群愤怒的部族长老逮捕了维科和尼埃瑟。他们组织了一次走过场的审判，最后判决他们要在中非漫行以重拾自己和本土生活的关联。
《詹巴蒂斯塔·维科》是对全球化世界中身份问题的犀利讽刺，它前瞻性地探索了中心城市和处于边缘的前殖民地之间纠缠不清的关联。恩加尔自己的生活轨迹就跨越了全球，他在非洲、欧洲和北美都生活和任教过一段时间。恩加尔1933年出生在当时还是比利时殖民地的刚果，然后在刚果独立斗争中成年。他能说法语和一种班图语系的语言。他在耶稣会学校里学习了哲学和神学。在1975年的一次采访里，恩加尔说他的老师们都有着“博雅而人文的精神。而这在他们的学生身上就发展成了一种勇于反驳、批判和反对从众的精神；在殖民地的天空之下，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在以加勒比诗人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并在瑞士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恩加尔1968年回到自己的母校担任法语文学教授，其后又赴卢本巴希大学任教。他在卢本巴希大学的同事之一是小说家兼评论家瓦朗坦－伊夫·穆迪贝（Valentin-Yves Mudimbe），他和恩加尔成了一对互争高下的朋友。在1973－1975年的两年间，恩加尔都在国外讲学，而他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创作他的这部小说，并在回到卢本巴希之后完成。
在恩加尔撰写小说的过程中，维科这个角色越来越表现出许多穆迪贝的个人特征，不光是在外貌上，还包括穆迪贝热衷于被自己的门徒簇拥这一点。穆迪贝自己在两年前也出版了一本广受好评的小说《潮流之间》（
Entre les eaux
）。这本小说的主人公也受困于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天主教教义和革命行动之间。
但是穆迪贝非但没有欣赏恩加尔对类似主题的讽刺处理，反倒认为这本书是对他的人身攻击，他甚至起诉了恩加尔，控告他诽谤。就这样，令人非常难以相信地，恩加尔发现他就像自己小说的主人公一样，成了自己在大学的对头采取法律手段诉讼的对象。我们可以说这件事是生活在模仿艺术，不过更准确地说，却是恩加尔的艺术被指控过于准确地反映了生活。
1970年代的学术冲突反映的是整个刚果动荡的政治局势。在1960年去殖民化之后，新近独立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领导层，在坚持西化的一方和非洲中心民族主义者分歧不断，后者希望与殖民时代彻底决裂，同时强化非洲的文化身份。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首相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被比利时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对者刺杀之后，刚果陷入了连续数年的混乱之中。1965年军队参谋长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Joseph-Désiré Mobutu）最终攫取了政权，并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一直掌权。他杀害了很多反对他的人，并为自己和自己的手下谋取了大量的财富。蒙博托把刚果改名为扎伊尔并推行了“扎伊尔化” （Zaïrisation），要求他的公民们选择非洲名字来取代他们在出生时所取的欧洲名字。蒙博托自己就弃用了约瑟夫-德西雷这个名字，变成了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本杜·瓦·扎·邦加（Mobutu Sese Seko Nkuku wa za Banga，大意是“战胜一切的武士，他从一次胜利走向下一次胜利”）。
因为这一政策的原因，在1970年代，恩加尔不再使用自己受洗的教名乔治，而是选择了有象征意味的姆比韦尔·阿·姆潘（Mbwil a Mpang，大意是“来自姆潘的精神领袖”）。
《詹巴蒂斯塔·维科》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国家政治的内容，但是部落长老走过场的审判以及他们残忍的惩罚都很明显地呼应了扎伊尔政府的行径。然而恩加尔犀利的讽刺是集中在自己的主人公身上的，恩加尔令人捧腹地剖开了维科的虚荣，他的自我营销以及他变化不定、混为一体的自卑和自大。讽刺的是，恩加尔笔下的维科是个令人惊讶的值得同情的角色，他体现了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各站一只脚的人所感受到的非常真实的矛盾。小说最新一版封面上有两张面孔的面具恰如其分地点出了这一主题：
维科对充满口语元素的法语的追寻，回应了阿契贝要求用非洲的方式改造旧殖民者语言的呼声。恩加尔和阿契贝以及索因卡一样，都深深地被本土故事叙述的口头风格和表演模式所吸引，而他的主人公则试图在从众与创新，法国结构主义和部落传说，独立与集权主义之间找到一条出路，把自己的非裔-意大利名字真正地变为自己所有。
翻译是维科扬名于世的策略中的关键元素。正如他告诉尼埃瑟的：
今天的学人不知道几种国际语言是混不下去的。要会英语——更别说法语，那都不需要提——西班牙语，俄语，那很好。日语，那更好。中文还要更好十倍，因为未来，未来的关键，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那些西方人都怕黄祸怕得要死，但是他们又能够抵挡多久呢？他们知道怎么战胜黄热病，怎么阻止它的扩散。但是他们对黄祸束手无策。翻译！这会让我的发表篇目看起来更多。
倒不是说维科自己会日语或者中文，但是他谋划让来访学的同事朱新昌（音）和百久山日立（音）来翻译他的一些文章。他打算在发表的时候隐去翻译者的名字好让人觉得是他自己翻译的。因为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这种方式剥削自己同事的劳动是否道德，让维科短暂地挣扎过一阵，但是尼埃瑟向他保证“从去本体论的角度来说，这完全不是学术不端”，只是同事之间的合作。
《詹巴蒂斯塔·维科》深刻地反思了在深陷不平等权利关系的世界里进行艺术创作的危险，在这样的世界里，虚荣、自保和权利欲望扭曲了所有人。正因为如此，恩加尔的中篇小说没有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去殖民化和后殖民辩论中的任何一方带来慰藉，而且到目前为止它还只有法语的版本。我很久以来都在说它应该被翻译成英语，最终我觉得既然我如此号召我就该自己投入时间。《詹巴蒂斯塔·维科：或非洲话语的强暴》现在正在排印中。这本书的英语本和法语本明年将会在现代语言协会的“文本与译本”系列出版。这本小说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