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六周 第五天
尼日利亚 阿迪奇埃 《绕颈之物》
今天是“六月黑人节/Juneteenth”，节日网站上贴出了关于才华横溢的尼日利亚裔美国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特写文章，在时间和主题上，这是绝佳吻合。阿迪奇埃出生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埃努古（Enugu），距离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的出生地不远。她到美国上大学，从那时起，她的生活轨迹就一直游走在尼日利亚和美国两点之间。阿迪奇埃深受阿契贝的影响（这么说也许有点吊诡），但作为一位作家，生活在一个完全全球化的时代，她从女性的视角探讨了一些具有可比性的主题——这些主题可以溯源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索因卡和恩格尔的作品。2009年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绕颈之物》（
The Thing Around Your Neck
）时，她才三十二岁，而那之前，她出版的两部关于尼日利亚内战的长篇小说——《紫木槿》（
Purple Hibiscus
, 2003）和《半个黄色太阳》（
Half of a Yellow Sun
, 2006）——已被译成了三十种语言。
阿迪奇埃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2010年《绕颈之物》出版不久后她的TED演讲（TED talk）。她的讲题是“一种故事的危险”（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ry），目前已有超过两千两百万次的浏览量。
TED演讲时的阿迪奇埃（https://www.ted.com/talks/chimamanda_ngozi_adichie_the_danger_of_a_single_story#t-5732）
演讲中她强调了多种创作体裁中小说的重要性：小说能给我们多重的视角。因为父母是教授和大学的领导，她很小就开始阅读：
我读了一些英国和美国的少儿读物。我也很小就开始写作。大约七岁时，我开始用铅笔写小故事，用彩笔画插图，我写的故事基本上就是我读过的故事那种类型——只是可怜了我的母亲，是我写的呀！她必须得读——我故事中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白皮肤蓝眼睛，他们在雪地里玩耍，他们一起吃苹果：而我呢，一直生活在尼日利亚，没有离开它半步，我的生活中不可能下雪，我们吃的只是芒果。
然而她接触了非洲小说后（她在演讲中提到了阿契贝和用法语写作的卡玛娜·莱耶[Camara Laye]），她觉得她可以写一些别的东西了。“从此，我对文学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她说，“我得写自己熟悉的一切！因此，对非洲小说的发现使我明白，不能只读一种书和这种书所讲述的一种故事。”后来她创作的故事都有多重视角，这些故事可能发生在美国，也可能发生在尼日利亚，而每个故事在视角上都有根本的转换。
阿迪奇埃的创作揭露现实，但又保持一定的克制。在《绕颈之物》的开篇故事《一号牢房》里，叙述者的哥哥没有讲凶残的狱警在监狱里对他的折磨，这个角色因此才不同寻常：“我的风度翩翩的哥哥纳玛比亚（Nnamabia）竟然没有讲他在一号牢房的遭遇。他本可以讲述一个大家都期待的吸睛的故事，然而，他没有。”《绕颈之物》里的故事探讨了做出，或不做出某种决定的道德和心理后果，譬如女人如何去处理失意的婚姻，又譬如一名丈夫是否或者应该如何哀悼过世了的妻子，因为妻子的鬼魂会在晚上出现并安慰他。又如蒙面警察闯入一位女士的家，搜捕其丈夫，却误杀了她年轻的儿子；她丈夫写了一些批评政府的文章，已经逃去国外；这位丧子的女士正在美国大使馆，希望能得到一份签证去和丈夫团聚；但故事的结局是这位女士虽然清楚，如果在那位并不太信任她的使馆签证官面前大打悲情丧子牌，她就可以博得信任并获得赴美签证，但她选择不那样做：她决定留在尼日利亚，看护儿子的坟墓。
无论从国家政治还是性别政治看，阿迪奇埃的小说都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正如她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所说：“在一个资源原本稀缺的国度，因各种人为因素，个体能获得的资源愈更稀少，生活与政治的关联无处不在。只要你去写它，不可避免地你就有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她不想读者仅仅从政治角度解读其创作。几年后她曾这么说：
无论我写什么，总有评论者能找到所谓的理由，说我实实在在是写非洲的政治压迫。也常有人问我：“你是想用这个比喻来影射贵国的政治吗？”但想知道我的真实想法吗？“不，不是的，它就只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它不是一个关乎血腥的政治压迫的故事！”
《跳猴山》非常尖锐地描述了所谓的白人世界对非洲作家的预设期待。小说中，女主角乌金恩娃（Ujunwa）正在南非一个豪华庄园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作家集思营。集思营的主持人是白人男子爱德华（Edward）。爱德华可以说是小老头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营中那些长得漂亮的非洲作家的各种挑逗。集思营期间，每位参与的非洲作家都要求写一个故事，并在各自的小组朗读。当一位津巴布韦的女作家在朗读时，爱德华又拿出了他的那套说辞，说她的故事如何不“真实”，因为它不够政治化：“你的叙事称得上宏大，但故事缺乏深度，故事本身可能都要问你‘那又怎样’？考虑到津巴布韦在极权的穆加贝恐怖统治下发生的一切，你这么写故事是不是太无新意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并非居高临下，并不是“以一位在牛津受训的非洲学者的身份来评判；他只是一位关注真实非洲的人，他没想把西方意识形态凌驾于非洲大地”，但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彰显其白人和欧洲优越感。当乌金恩娃分享她的故事，读到一个银行家性诱两个想和他做生意的女人时，爱德华认为这是“难以置信的”，他宣称：“这是一种套路式的写作，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的故事。”乌金恩娃反驳说，她的故事直接取材于她生活中的人和事。她泪流满面地回到她营地的宿舍，而她的小说也是如此结束：“当她走回小屋时，她想知道，在一个故事中，这样的结局是否会被认为是可信的。”
阿契贝为《半个黄日》写了热情洋溢的荐语，称阿迪奇埃是“一位承续有古代说书人天赋的新作家”。投桃报李，2010阿迪奇埃也为阿契贝的《非洲三部曲》的简装版写了导言。那时候阿迪奇埃的写作已和阿契贝有鲜明的差异。在《跳猴山》中，阿迪奇埃就安排了两位作家围绕阿契贝的作品进行了争论：“津巴布韦的那位作家说阿契贝的创作有点无聊，缺乏风格；肯尼亚作家认为津巴布韦作家如此评论阿契贝是对其作品的亵渎，还抢走了津巴布韦作家的酒杯，直至她笑着改口说，阿契贝当然是崇高的。”
《绕颈之物》最后一篇是《倔强的历史学家》（The Headstrong Historian），它巧妙而决绝地改写了阿契贝的《瓦解》。不同于其他故事的当代背景，《倔强的历史学家》以主人公恩瓦姆巴（Nwamgba）记忆中的十九世纪末伊博村的生活开篇。过了一些年，她又开始回忆已故的丈夫奥比尔卡（Obierka）——奥比尔卡是阿契贝小说中奥贡喀沃（Okonkwo）的密友的名字。乍看仅是巧合，但随着故事的推进，读者就能明白其中的关联。因自己不能生孩子，恩瓦姆巴决定给丈夫找第二位妻子。她最好的朋友“立即建言，奥比尔卡的第二任妻子，非那位奥贡喀沃家族的年轻女孩莫属；那女孩臀肥且美，聪慧有礼，全然不同于如今的年轻女孩——她们满脑无知”。
不久，恩瓦姆巴有了一个儿子，阿迪奇埃重返了《瓦解》的一些重大主题，包括儿子皈依基督教，并与家人变得疏远。但不同于奥贡喀沃的超级男性化的世界，阿迪奇埃小说里的村庄有一个强大的妇女委员会，该委员会禁止恩瓦姆巴的堂兄试图在她丈夫死后夺走她的土地。到最后，她的儿子结婚了，有了一个女儿，恩瓦姆巴认为是奥比尔卡复活了；她给孙女取名为阿法梅夫娜（Afamefuna）——意思是“我的名字不会消失”。
又过了些年，阿法梅夫纳（洗礼后已改名为格蕾丝了）去看望垂危将逝的恩瓦姆巴。格蕾丝带去了一本英国的教科书，其中有一章是“尼日利亚南部原始部落的和平化进程”，这应该是对阿契贝《瓦解》的极致重写。阿契贝的“下尼日尔”（“Lower Niger”）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变为了阿迪奇埃小说中的“南部尼日利亚”，除此之外，原有的男权话语依然没变。然后时间突然翻页，我们得知格蕾丝将是一位获奖的历史教授。她将前往伦敦和巴黎的档案馆，“翻阅档案馆里发霉的资料，想象并重构她祖母所处年代的生活气息，完成她的著作《武力下的和解：南部尼日利亚演进史》”。一位尼日利亚女性学者的历史著作取代了新殖民主义教科书，正如阿迪奇埃的《绕颈之物》重写了阿契贝的《瓦解》。
到了《绕颈之物》的最后，回忆被搁在一边，时间又回到当下。孙女格蕾丝正守候在她奄奄一息的祖母身边：“但是那一晚，格蕾丝坐在祖母的身边，夜色晦暗，她丝毫没有想什么未来。她只是握着祖母的手，那只因长年制陶而布满老茧的祖母的手。”这正是我们能期待的最完美的阿迪奇埃的文学技巧：既有人性的交流，又有女性的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技能的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