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张兆增的《北京十年：1980—1990》①|北京十年：1980—1990

　　【关于这场对话】

　　在历史上，关于“摄影是否属于艺术”“摄影如何属于艺术”这些论题，曾有颇多前辈耗费数十年时间论证与实践，而当时间走到无人再对其产生疑问的现在，大众化摄影行为的盛行，又使得原本清晰明确的答案蒙上一层疑云。

　　对一些人来说，摄影当然是属于艺术的。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历经万水千山得来的影像，从观念灵感到工艺流程，无一不闪耀着创作者独树一帜的智慧结晶。但是最近，笔者却在重新思考摄影与艺术的关系：假若一味将当代艺术的思考与实践方式代入摄影行为中，我们是否会因此而失去某些东西？

　　摄影当然无法展现原本的真实，但是，摄影可以留下最贴近现实的生动细节，这也是笔者在观看摄影家张兆增不久前整理发布的80年代北京影像时的切实感受。这里的摄影与当代语境下的艺术毫无关系，也无需产生关系。这些影像将一个时代、一个城市、一个普通市民所经历的生活本真，以现实副本的形式定格下来。

　　那些街道和店铺、民警和孩童，那些生活中的琐碎和凝重、欢笑和悲伤，它们都以原本的样貌停留在某刻，其中蕴含的故事与思绪在不知不觉中贯通于画面内外，与此同时，也连接着时间的两端——过去与未来。

　　美国评论家约翰•萨考夫斯基曾经说过：摄影艺术最糟糕的局限性，是它只能记录此时此地的人和事。但这不恰恰也是摄影本质力量的来源之处吗？在有意与无意间，张兆增用镜头记录下北京80年代“此时此地的人和事”，恰恰让真正属于“此时此地”的我们得以体验一场视觉穿越之旅，过来人与后来者也因此得到了共同的珍贵的视觉记忆。

　　2019年11月8日，张兆增“北京十年1980—1990”摄影展暨画册首发式在映画廊举行，11月10日，独立撰稿人马列与摄影家进行了对话。

《北京十年（1980-1990）》书影

　　马列：摄影集《北京十年（1980—1990）》展示了您在80年代拍摄的北京，为什么选出了这十年？

　　张兆增：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很独特的一个阶段，是时代巨变的开始。改革的萌动，开放的探路，悄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北京的面貌。农民进城卖菜，电视、冰箱、洗衣机被搬进低矮的大杂院，青年男女可以手拉手跳舞，可以烫头染发……

　　其实，我们这一代摄影人大多走的路都一样，一开始都是拍沙龙式的照片，为了打比赛，为了获奖。2000年以后，我摄影的思路完全变了。当年那些获奖的照片，现在看起来什么都不是，但当我翻出这些以前看不上的照片后，曾经的历史画面突然间在眼前活了起来，我越看越喜欢，就开始着手整理。

　　马列：经历过80年代的人都认为那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在您眼中，80年代是怎样的？

　　张兆增：在我眼里，80年代是个焕然一新的世界。我是1957年生人，出生就赶上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运动，一直到参加工作，几乎没有断过。但突然间，改革开放了，在街上能看见有人提着板砖一样的录音机放邓丽君歌曲，看到带蛤蟆镜、穿喇叭裤的年轻人，那些景象让人感到特别兴奋。

　　1988年，大栅栏地区。过去老北京有一句挂在嘴边的话“门框胡同的美食精可数，天桥的小吃数不清”。

　　1983年，平安里石油商店门前。当时北京少有的几家石油商店每天在开门前总有许多市民在门口排队等着买煤油，当时它是北京的一景。

　　1988年，前门楼下。卖糖葫芦的小贩一句吆喝——“葫芦冰糖儿……”配上四合院内家庭主妇的“锅碗瓢盆交响曲”，纯血统的京城市井生活味儿就此飘飞过来。

　　1988年，西四包子铺。那个年代，餐具都是粗瓷蓝边大碗，桌上铁桶里有本色粗竹筷子自取。可是老北京人吃炒肝儿，不用勺、不用筷，讲究用手托碗炒肝，就着包子，沿着碗边“咝溜咝溜”往嘴里吸。

　　1985年，西四家具店。上世纪80年代初，全北京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国营家具店。这里因销售的家具款式新而多闻名（其实也就那几个款式），是居住在城里的青年结婚置办家具的首选店。

　　马列：您当时已经开始拍照片了吗？

　　张兆增：对，但那时候还只是业余爱好。现在看到的这些80年代的照片，都是我每天利用上下班和周日的闲暇时间（当时还是每周单休），背着照相机满街转时拍到的。夏天天亮的早，我早晨六点多钟就骑车出门，在街头、公园看见有意思的场景就拍，到九点钟再去单位上班。

　　那会儿的经济条件不好，每个月工资才30多块，用的照相机是我攒了很多年买的。胶卷用的是简装的处理胶卷，每卷两毛钱，用黑纸包着，到家后在暗袋里缠到135暗盒里。每天拍摄完，晚上到家都要把当天拍摄的胶卷冲洗出来，有特别满意的就用剪刀剪下来，装到底片夹里，没有满意的就整卷卷起来放到抽屉里。

　　马列：您刚才说，一开始不认为这些照片是有价值的，那当时拍下这些画面的动机是什么？

　　张兆增：其实这是有点矛盾的。即使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些照片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大部分还是属于有点正能量的。比如，马路上农民的车子倒了，水果撒一地，会有警察帮着捡，很多照片都像是这种好人好事。也是因为这样，当时拍这些照片，还是有一些想要拿去参加比赛的。

　　另外还有一些照片，就是和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密切联系的，比如排队买煤油。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是烧煤球炉，就像我们家；条件略微好一点，就是烧煤油炉；特别有关系的才能用上煤气罐。那时候，我每天回家都要生火做饭，所以对“买煤油”这件事印象特别深。当时，用煤油炉做饭便捷、省事，被越来越多的居民所认可。但在我的印象中，北京城里销售煤油的商店仅有寥寥几家：平安里一家、地安门一家、北新桥一家。每天早起，都会有很多人拿着塑料大桶排队买煤油，这已经成为当时京城市民生活的一景了。

　　还有一些场景，既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也有想要拍下来参加比赛的因素，比如学雷锋做好事。80年代学雷锋，每个年龄段似乎都有各自的主题，尤其小学生更为显著。当时，每到学雷锋日或“六一”儿童节、队日活动、暑假课外活动的时候，做好事的同学就会系上红领巾，走向街头，帮扶老人过马路；走进社区，帮助军烈属、残疾人打扫卫生。其中，擦交通警察的执勤岗楼是其中的首选。

　　1989年，交道口大华百货商场。很多北京人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有个8万元巨奖销售衬衫的事儿。但是促销活动搞了多长时间？大奖出现没有？可能没人知道底细。

　　1986年，隆福寺商业街。从80年代初开始，这条全长632米的街道两旁，临时搭建的商铺一家紧挨一家，店铺内销售的全是当时最前沿、最时尚的港台、广州、深圳的商品。每家商铺都将最新款的服装套穿在模特身上摆到门口，当作店铺的招牌；店内布置华丽、光鲜、夺人眼球，歌星邓丽君等港台明星的歌声风靡一时。

　　1989年，西城区黄寺大街。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各种文学艺术书刊大量涌现，五花八门的报纸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时间，大街小巷支张床板、搭个架子、推一辆平板车、地下铺一块毯子，就摆上地摊卖起报刊书籍。

　　1989年，东四。这家“新知书店”的招牌很小，房子是碎砖头盖的，面积不大，也很破旧，屋内灯光昏暗。但是，这里的图书种类很多，吸引人的魔力大。

　　马列：对于这些选出来的照片，您很难得地给每一张都写了很长的文字说明，对此您是怎么想的？

　　张兆增：我从上千张照片里选出200张，又从其中精选了100张做展览和画册。但是，假如出一本画册，每张照片都只用几个字的标题或说明，我觉得不足以代表自己对80年代的强烈感受。后来，我们报纸给我做了两个整版的摄影，编辑想让我给每张照片写点文字说明。因为我对这些照片里的每一个场景，都有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一口答应，这才开始写。

　　举个例子，比如买大衣柜的那张照片。80年代初，全北京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国营家具店，这张照片里拍的西四家具店就是其中之一。这里每天人流熙攘，生意兴隆，是青年男女结婚置办家具的首选店。尽管家具款式选择余地不大，但也不是谁都能买，像大衣柜、写字台这种大家具，只能凭票购买。

　　一般来说，清晨8点是家具厂派送家具到店的时间，两辆装满家具的北京130卡车开到西四家具店门前，排了半夜队的人们一拥而上，将卡车团团围住。工人刚卸下家具，顾客就按自家所需立马抓住不撒手了。货少人多，根本没有挑选的余地，稍一犹豫，心仪的家具就有可能被别人搬走。

　　最终，我挑了100张照片，写了100个故事，一共写了四个半月。刚开始还下不去手，但越写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我发现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我特别不愿意拿出一本纯图像的画册。

　　马列：在看这些80年代的照片时，我发现您好像很喜欢拍群像，这是您有意识去记录的吗？

　　张兆增：没有。不过，我当年那些参加比赛的照片大多数恰恰是特写。就像刚才说到的，这可能是因为那些照片展现的都是我当时在生活中经历过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大多数都是一些大场面。比如买煤油的那张照片，我也拍过一两个人的特写，但是不如一群人的画面更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