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米沃什 杨德友 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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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作家、评论家，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51年发表文学评论集《关于四位波兰作家》，以希腊字母表前面的四个字母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代表这四位作家。“贝塔”即代表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本文译自该文集。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1922—1951），波兰著名天才作家，曾身陷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战后发表短篇小说集《告别玛丽亚》《石头世界》。受战时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和战后的文坛气氛的影响，他在不满二十九岁时自杀身亡。

　　一九四二年，我遇见贝塔的时候，他二十岁。他是一个活跃的少年，有一双黑色聪慧的眼睛。他两只手的手心容易出汗，在行动时流露出过度的羞涩，一般地说，正好显示出他巨大的抱负。在他的文章之中，可以感觉出豪气和谦卑的某种混合。在谈话中，他显得在内心对自己的优越感是深信不疑的；他发出猛烈的进攻，但是旋即退却，羞怯地藏起利爪。他巧妙的回答充满了浓缩的讽喻。但是，也许这些特征在他和我或其他比他年长的作家谈话时才表现得最为明显。作为一个初露文坛的诗人，他觉得他对这些作家怀有一定程度的尊敬，但是，实际上他相信，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值得他这样尊敬。他的想法剀切，在他身上的确潜藏着一位真正的伟大作家的前景。

　　一九四二年，在华沙，我们生活，但是没有希望，或者毋宁说，有某种希望。我们都知道那是某种幻觉。吞并了我们国家的第三帝国强大无比，只有不思悔改的乐观主义者才相信德国可能彻底溃败。纳粹给我们民族制订的计划是十分明确的：灭绝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殖民化，把一部分居民驱逐到东方去。

　　贝塔是在战争期间用奴隶的语言开始写作的人士之一。他靠打零工维生。很难准确定义在一个完全没有法律保护的城市里，人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一般地说，他们在某个办公室或工厂若有似无地上班，那里发给他们工作卡，外加经营黑市或偷窃的机会。偷窃不被认为不道德，因为受损的是德国人。同时，他还在地下大学学习，分享参加抵抗运动青年们令人振奋的生活。他参加聚会，和其他青年人一起饮伏特加，热烈争论文学和政治。

　　但是，对于同伴们，他报以轻蔑的微笑；看待事物，他比他们更清晰。他认为他们以战斗的形式反抗德国人的爱国激情是一种纯粹非理性的反应。战斗，很好，但是以什么名义？这些年轻人当中，没有人再相信民主。在战前，东欧大部分国家都是半独裁国家，议会制度似乎是属于某一个已经死亡的时代。没有人关心执政者如何取得权力；凡是想要夺取权力的人，都只能依靠暴力，或发起一个“运动”，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进入联合政府。那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华沙青年还依然多方面受到他们的影响，尽管他们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是毫不认同的。运动的推理是混乱的。波兰民族受到德国人的压迫，所以，必须斗争。贝塔说，他们不过是把德国民族主义和波兰民族主义对立起来而已，但是他的同伴耸了耸肩膀。他问道，他们需要保卫什么价值观？或者，欧洲将来应该倚靠什么原则重建？他们哑口无言。

　　这儿的确是一口黑暗的深井：没有获得解放的希望，明天没有前景。他们是为战斗而战斗，为了返回战前的状态，那时的状态虽然很坏，但是对于能够活着见到盎格鲁—撒克逊人获胜的人来说，却是某种奖掖。因为看不到任何希望，从而令他把世界看成是除了赤裸裸的暴力别无其他的地方。这是一个没落和消亡的地方，而老一代的自由派人士，反复念叨着十九世纪的要尊重生命的老生常谈，实际上都是化石般的遗骸，因为在他们周围，千百万人正在遭受大规模屠杀。

　　贝塔没有宗教信仰和其他的信仰，但是他有勇气在自己的诗歌里承认这一点。他是在油印机上印行他的第一本诗集的。我刚收到他的书，刚一轻轻掀开发黏的书页，就意识到，这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然而，阅读他的六音步诗歌不是愉快的感受。被占领的华沙街道是阴郁的；阴冷而烟雾缭绕的房间里的地下会议，就像地下墓穴里举行的肃穆仪式，同时还得有人望风，捕捉盖世太保皮靴上楼梯的声音。当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火山口的底层，上方高高的天空是我们和地球上其他人共享的唯一的事物。这一切都出现在他的诗中：灰暗，雾霭，阴冷，死亡。但是，这依然不是哀悼的诗，而是冰冷的斯多葛主义。整整那一代诗人都缺乏信仰。他们的基本动机是呼吁拿起武器和展现死亡的景象。与其他时代的青年诗人不同的是，他们不把死亡看作是一个浪漫的题材，而是看作真实的存在。华沙所有的这些诗人在战争结束之前几乎全部死去，或是死在盖世太保手里，或是在战斗中牺牲。然而，他们之中没有人对牺牲的意义表示质疑，和他一样。“在我们身后，将只会留下废铁和一代又一代人空洞的嘲笑声。”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他的诗歌中没有对世界的肯定，例如，在对一棵苹果树的刻画中艺术家所怀有的那种欣喜的情感。他的诗歌揭示的是受到严重搅扰的平衡。我们能够从一件艺术作品中体察到很多因素，例如，巴赫或布鲁格尔的世界是按照阶层和等级排列布局的。现代艺术反映了现代世界的不均衡状态，这一状态常常来源于某种盲目的激情，这样的激情徒劳地寻求在形式、色彩或声音中得到满足。艺术家只有在喜爱大地上周围的一切的时候，才能体验感性的美。但是，如果他感受到的全都是他所向往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二者之间的令人烦恼的差距，那么，他就不能无动于衷或继续观看。他对爱的条件反射感到羞耻，被迫参与永恒的运动，对大自然进行不连贯的、破碎的又是不懈的勾勒。就像梦游者一样，他一停止运动，就失去平衡。贝塔的诗是雾霭的漩涡，仅仅是依靠六音步的枯燥格律从完全的混乱中挽救出来。他的诗歌的这一特性，至少部分是因为他属于命运悲惨的一代人而造成的，但是，在整个欧洲，他有千千万万的兄弟，所有这些人都是满怀激情的、受到欺瞒的。

　　▲奥斯威辛

　　他不同于那些出自对祖国的忠诚、信奉基督教的或模糊的形而上学理由而行动的同志，他需要行动的理性的基础。一九四三年盖世太保逮捕他的时候，在我们的城市有谣言说，他被捕是因为一个左派团体遇到的“偶然事件”。当时华沙的生活不像天堂，但是后来贝塔发现自己掉进了地狱更深的低层：“集中营世界”。按照当时的正常程序，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几个月，然后被送到了奥斯威辛。难以置信的是，他想方设法在那里熬过了两年。后来，他和其他囚徒被输送到了达豪集中营，在那里终于被拯救。我们得知这一切是在战后，因为他发表了叙述自己经历的短篇小说集。

　　得到解救以后，他住在慕尼黑。就是在这里，在一九四六年，他和另外两个囚徒同伴写的一本书《我们在奥斯威辛》出版了。返回波兰后，他发表了中短篇小说集。

　　我读过很多关于集中营的书，但是没有一本像他笔下的故事这样令人惊骇，因为他没有道德说教，他是在叙事。在“集中营世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等级制度。上端是集中营权力机构；他们之下是受到行政机构信任的囚徒；再次是精明强干善于找到足够食物保持体力的囚徒；在底层的是体弱者和笨拙者，因为缺乏营养的肌体难以承担工作，所以他们每天的等级都在往下滑，到最后，他们死亡，或进毒气室，或被注射石炭酸。显然，这个等级制度不包括到达之后立即就被杀死的大众，亦即犹太人，除了少数特别能干活的犹太人。在这些故事里，贝塔明确地界定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干练而健康的囚徒等级，他还夸耀自己的狡黠和机敏。集中营里的生活要求随时随地地警惕，每一个瞬间都能决定人的生死存亡。为了在所有的时刻都能够作出妥当的反应，必须知道危险在什么地方，如何逃避：有时凭盲目的服从，有时凭别有图谋的忽略，有时凭讹诈或者行贿。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叙述了在一天之内他是如何躲避了一系列的危险的：

　　一、一个警卫要给他面包。为拿到这块面包，他必须跳过构成警卫线的一道水沟。警卫须遵从开枪射击越过沟渠的囚徒的命令，凡射击者，每杀死一个越过这一界线的人，都得到三天休假和五个马克。贝塔看穿了这个警卫的意图，拒绝了他的诱饵。

　　二、一个警卫偷听到他告诉另外一个囚徒基辅被攻占的消息。贝塔为阻止他打小报告，通过一个中间人，送给他一块表，对他行贿。

　　三、他通过迅速执行一道命令而逃脱了集中营危险的组长的毒手。

　　下面我引用的片段描写了因为太虚弱而不能走正步的希腊囚徒的遭遇，惩罚的办法是把木棍捆在他们的腿上。监督他们的是一个俄国人，安德列。

　　“

　　一辆自行车从后面撞了我，我向侧面跳了一步。我摘下帽子。整个哈门茨的老板——副指挥，跳下自行车，急得脸色通红：

　　“这个发疯的分队怎么回事？那些人身上绑了棍子走路，是干什么？现在是干活的时间嘛！”

　　“他们不会走正步。”

　　“不会？就把他们打死！您知道，又丢了一只鹅。”

　　“你还站着干什么，像个大傻子似的？”组长冲我吼，“让安德列去处理。滚！”

　　我抄小路飞奔。

　　“安德列，处理他们！组长命令！”

　　安德列抄起一根棍子就乱打。希腊人用手捂着头部，左右躲闪，跌倒了。安德列把棍子横在他脖子上，又站在棍子上摆动身子。

　　我赶快走开。

　　他的每一天不仅得时刻准备逃离危险，而且还得和一个俄国囚徒伊万斗心眼过招。伊万偷了他的一块肥皂，他决心报复，耐心等待时机。他注意到伊万偷了一只鹅。一个巧妙安排出来的报告（不能让人看出来是他告的密）引出一场搜查。鹅找到了，卫队打了伊万一顿。

　　他为历次脱险成功而自豪，而其他人则因为不聪明而死亡。他反复强调自己吃得好、穿得好、身体健康，这其中有不小的平实的施虐狂成分。

　　“他们走动，是为了避免挨打；吞噬杂草和黏土，来抑制饥饿感。他们模模糊糊漫步，是名副其实的活尸。”他这样谈论其他囚犯。但是谈到自己的时候则说：“干干活儿很好啊，尤其是午饭刚刚吃了熏制咸肉、面包，还配上了大蒜瓣，而且外加一听浓缩牛奶呢。”关于他的衣服的一个细节（他周围都是半裸的可怜人）：“我走进阴影，把衬衫铺在地上，以免弄脏丝质内衣，躺下舒舒服服地睡睡。能休息的时候，都要好好休息一下。”

　　下文是“阶级”对比的一个场面：另外一个囚徒贝克尔因为太虚弱而无用，快要被送往焚尸炉了。

　　“

　　这时候，从下面钻出一个头发灰白的大脑袋，一双绝望的眼睛瞧着我们，不断眨着。接着，露出来的是贝克尔的脸，疲惫不堪，显得更老了。

　　“塔代克，我有一个请求。”

　　“说。”我说着，向他倾身。

　　“塔代克，我快进大炉子了。”

　　我把腰弯得更低一点，从近处看着他的眼睛：一双眼睛平静，空荡。

　　“塔代克，可是我一直饿得难受。给我点吃的。这是最后的一夜。”

　　卡吉克用手戳了我膝盖一下。

　　“你认识这个犹太人？”

　　“这是贝克尔。”

　　“喂，你这个老犹太，爬上来，吃吧。吃饱了，把剩下的也带进大炉子里去。爬到上面来。我不在这儿睡，不在乎你有多少虱子。”

　　“塔代克，”卡吉克抓住我的手臂，“你来。我那儿有几个苹果饼，我妈寄来的。”

　　集中营当局使用强壮和精明的囚犯做特殊的工作，给他们获得食物和衣服的机会。最抢手的工作是货车接车：这些车厢把犹太人从欧洲所有城市拉到奥斯威辛来。这些犹太人带来的箱子里装满衣服、黄金、珠宝和食品，因为他们被告知，他们出发，是为了得到“新的安置”。列车进入集中营大门之后，担惊受怕的人群立刻被赶出车厢。年轻健壮能够干活的被挑选出来，老年人和带小孩的妇女立即被送往毒气室和焚尸炉。囚徒的工作是搬运行李，这些行李给第三帝国和集中营管理部门带来财富。贝塔描写了他在输送场地的工作。他是通过法国朋友亨利进入这个工作队的。

　　在二十世纪描写残暴行为的大量文学作品中，很少能够找到从罪犯胁从犯角度写出的叙事作品。作者们一般对这样的角色感到耻辱。但是，“胁从者”这个词语如果用于集中营，则是一个空洞的语词。这个巨大的机器是没有人格的，责任可以从执行命令者那里推给上级，再推给更高的上级。贝塔描写“输送囚徒”的短篇小说，我认为应该收进反映人的命运的所有文学选集。但愿这样的文学选集能够编辑出来。

　　一次“输送”的到来，就像一出戏一样，分几幕展开。我们选出几个段落，可以展示他的文学手法的图像，胜于任何数量的描写：

　　“

　　前言，或曰，等待输送车到来

　　希腊人在我们周围坐着，下巴贪婪地上下运动，像大虫子一样，津津有味地嚼着霉烂的面包块。他们心里七上八下，因为不知道有什么活儿干。大木条子和铁轨让他们放心不下。他们不喜欢搬运东西。

　　“我们干什么活儿?”他们问。

　　“没活儿，输送车一来，全都进焚尸炉，明白了?”

　　“全明白了。”他们用集中营的这句通用语回答。这下子放心了：他们不必往卡车上装铁轨，也不必扛木头了。

　　第一幕，或曰，“输送车”到来

　　穿条纹囚服的众人躺在铁轨下窄幅的阴影之中，沉重而不均匀地喘息着，各说各的本国话，望着那些神气十足穿绿军装的人，望着可望而不可即的绿树阴和远处小教堂的尖塔，无精打采，无动于衷。此刻，教堂响起了《上帝的天使》乐曲。

　　“火车来了!”有人喊了一声，所有的人都霍地站起来张望。铁道拐弯处出现了货车车皮：列车是倒着开的，一个铁路工人站在直道上向后倾身，挥动手臂，吹了声口哨。机车发出长鸣，叫人胆战心惊。它呼哧呼哧地冒着气。列车缓缓进站。在焊上铁棍的小窗口里面，可以瞥见一张一张的人脸，苍白，憔悴，似乎还没睡醒，个个披头散发：有万分惊恐的女人，还留着头发的男人，说起来也奇怪，车厢内部开始骚动起来，有人敲打车厢板壁。

　　“水!空气!”车厢内爆发出低粗绝望的呼叫。

　　几张脸凑到窗口，张开嘴拼命地吸气。一批人吸了几口之后，退了下去，又挤上另一批，又退了下去。呼叫声和呻吟声越来越大。

　　第二幕，或曰，分类

　　一个女人碎步走着，虽然不快，却很紧张。一个三四岁的女孩，长着一张绯红的小胖脸，像个小天使一样，正跑着追她，因为赶不上，就伸出两只小手哭叫：“妈，妈妈!”

　　“嘿，那个娘们儿，把孩子抱起来!”

　　“先生，先生，这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女人发疯似地尖叫着，双手捂着脸，匆匆走开。她想蒙混过去，想赶上那些不乘大卡车，而是步行的还能活下去的女人。她年轻，健壮，漂亮。她要活下去。

　　可是，那孩子穷追不舍，大声呼喊：

　　“妈，妈妈，你别跑!”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

　　安德列，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个水兵，向她扑去。因为喝了烧酒和天气炎热，这个汉子目光浑浊。他赶上了这个女人，抡起胳膊，旋风一样朝着她的双腿猛砸下去；女人刚要倒下，他又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拉了起来。他凶狂已极，脸都变了形。

　　“嘿，你，你他妈的下三烂，犹太臭娘们儿!你连亲生孩子都不要!瞧我治你，骚货!”

　　于是他一手拦腰抓住她，另一只爪子掐住她的脖子；那女人刚要呼叫，他就一下子把她扔到卡车上去，像重重地抛一口袋粮食一样。

　　“给你!你拿着，母狗!”又把那小孩摔在她脚下。

　　“干得好，不要脸的母亲们，就得这么惩罚。”汽车旁边一个卫队员说。

　　看，有两个人滚到地上，绝望地纠缠在一起。男的手指头神经质地掐入女人的躯体，牙齿咬住她的衣服。女的歇斯底里地呼号，诅咒，痛骂。一只大皮靴猛踢了她一下，她才呻吟着沉寂下来。他们被拉开了，被赶进卡车，像牲口一样。

　　又有几个人送来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姑娘。他们抓住了她的双手和唯一的一条腿。那姑娘泪流满面，痛苦地呻吟：“先生们，痛啊，痛哟……”他们也把她塞在卡车上的死尸中间。她就要跟死人一块儿被活活烧成黑烟了。

　　第三幕，或曰，目击者的谈话

　　夜晚降临，凉爽宜人，星光闪烁。我们躺在铁轨上，万籁俱寂。高高的电线杆子上，灯泡发出暗红的光芒，光环之外，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堕入黑暗一步，人就会消失，一去不返。可是，岗哨的眼睛明察秋毫。自动步枪随时可以射击。

　　“换来皮鞋没有?”亨利问我。

　　“没有。”

　　“为什么?”

　　“伙计，我干腻了，腻到家了!”

　　“刚接一次输送车就腻了吗?你想想吧，我，从圣诞节到现在经手过的人，恐怕有一百万了吧。最头痛的是从巴黎郊区来的输送列车：总是要遇见熟人。”

　　“那你跟他们说什么呢?”

　　“说他们先去洗澡，以后我会去集中营看望他们。换了你，你有什么可说的呢?”

　　尾声

　　(那天晚上，许多列车来到奥斯威辛，输送来一万五千人。)

　　我们返回集中营的时候，星星已经开始隐去，天空变得越来越透明，夜色向高空消遁，即将破晓。可以预见，又是晴朗、炎热的一天。

　　焚尸炉上方冉冉升起粗大的烟柱，在高空蔓延成为巨大的黑色河流，极为缓慢地飘过比尔克瑙的上空，在特谢比尼方向的森林后面消散。索斯诺维茨来的旅客们正在被烧成灰烬。

　　我们和挎着机关枪换岗的卫队员路遇。他们步伐整齐，紧紧靠拢。一个集团，一个意志。

　　“到明天，要征服整个世界……”他们放开嗓子高唱。

　　在自己写的短篇小说里，贝塔显得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是说他是不道德的。相反，他的虚无主义来源于某种伦理的激情，对于世界和人类的失望的爱。他想要描写他的见闻，在程度上走到极限；他想要完全准确地刻画一个已经不容愤怒存在的世界。在他的短篇小说里，人是裸露的，被剥夺了只要文明习俗尚存就继续保持的向善的倾向。但是，文明的习俗是脆弱的；只要环境发生突变，人性就会返回其原始的野蛮。那些在英国或者美国的城市里散步，认为自己乃是道德和善意之楷模的道貌岸然的公民，感到自己受到很大的欺骗！当然，责备一个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而放弃亲生孩子的妇女，是轻而易举的。这真是一个恶魔般的行动。但是，一个斜靠在大沙发椅上看小说，同时还评判一个自己不幸的姐妹的女人，应该停顿一下，思考一下，如果自己也面对恐怖，那惊骇是不是比情爱来得更加凶猛？也许是，也许不是，有谁能够预先知道？

　　但是，“集中营世界”也包含了很多奋起完成的高尚行为、为保护他人而牺牲自己的人。这些人没有出现在贝塔的小说里。他的注意力没有放在人的身上——人干脆就是想要活下去的一种动物——而是放在了“集中营社会”上了。囚徒们受到一种特殊的道德约束：如果有人先伤害你，则伤害他们是可以允许的。在这一条不成文的契约之外，每一个人都竭尽全力挽救自己。在贝塔的书里，我们是找不到人的团结互助的图景的。根据他的囚徒同伴讲述，他在奥斯威辛的真实作为是完全不同于他的小说可能令人设想出来的形象的，他行动果敢，是同伴情谊的模范。但是，他想要表现坚强；在进行清醒而不偏颇的观察的愿望方面，他不迁就自己。他惧怕说谎，因为在现实中，虽然他竭力保全自己的正直，但是他依然屈服于堕落的全部法则；所以，把自己描写成一个作出裁判的观察家的做法，就可能是在说谎。作为叙事者，他把在集中营里被视为资产的品格送给了自己：干练和胆识。由于弱者与强者之间“阶级”战争的因素——在这里，他没有偏离真实——他的小说是特殊地残酷的。

　　从达豪集中营得到解放以后，他熟悉了在西德的难民生活。那种生活很像是集中营生活的延续。道德沦丧，盗窃，酗酒，腐化——希特勒主义猖獗年代里释放出来的人的全部邪恶力量，继续大行其道。占领国对于几百万新来的奴隶的生硬政策，激起他的愤怒。因为梦寐以求的战争的结束在这里竟然是这样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重又占了上风，而强者这次则是奢谈民主与自由口号之辈，他们践踏弱者，或以残忍的冷漠面对他们。

　　贝塔有敏锐的观察力，但是他将这种观察力聚焦在他周围那些人身上的全部荒谬、丑陋和罪恶的东西上了。他很无情，不宽容，他就是一个打开的伤口。也许，在忍受多年痛苦之后，如果他能够在某一点上伫立片刻，看到一个由个体构成的社会，而不是被战争结束之时的大兵震撼的社会，那么，他必定会少一些苦涩的。他的内心深处总是躁动不安，他的面部永远扭曲成愤怒和讽喻的表情。他继续看到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大众是裸露的，被原始的冲动所控制。对于像他这样必须具有一个明确目标的人来说，这样的世界是不可容忍的。他觉得他再也不能够滞留在无所指的愤怒和叛逆状态之中。

　　像许多以往的囚徒一样，他必须在返回故国和自我流放二者之间作出抉择。他所怀有的战时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情绪，模糊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乃是现实地对待每一个人的感觉之中。他的信念可以被归结为一句简洁的格言之中，亦即，人不是受到自己良好意向的控制，而只是受到他所在的社会秩序的法则所控制。谁要想改变人，首先必须改变社会环境。他还依旧像所有的波兰人一样，对于强大的俄国存有重重怀疑。他强悍的风格使他最接近像左拉这样的作家，或者，在当代作家中，接近海明威，他曾经贪婪地阅读他的作品。因此，在俄国，他是作为“西方次生垃圾”的那些艺术家之一而闻名的。在一个崇尚辩证法的国家里，任何东西引起的恐惧，也比不上一个从饥饿和爱情——人性最原始的需求——来描写人的作家所带来的恐惧。

　　他犹疑了很长时间，最后，当波兰出版的文学书籍开始传到他的手里之后，他决定回国。有两个因素促使他作出决定。他怀有宏大的文学抱负，但是他还是新人，还不为人知；在他自己的国家之外，在哪里能够找到读他用母语写作的书籍的读者呢？而且，当时在波兰，一场革命正在展开。那是一个被愤怒纠缠不休的人要去的地方，那是他能够找到机会重塑世界的地方。

　　他告别了朋友们，回到了华沙。这里的居民住在被炸毁房屋的地下室里，他们用双手清理大堆大堆的瓦砾，装上拼凑起来的小型马拉木板车。城市的重建就是这样开始的。但是，在整个波兰，书籍和报刊立即获得广大的读者，政府舍得花钱支持文学，在任何一个稍有才华的作者面前，都展现出无限的机会。贝塔的事业以闪电般的速度开始。他在最好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收到高额的版税，多劳多得。他对语言的掌握十分优异，他的风格简洁而犀利。因为他的经历是许多同胞的经历，所以他的题材普遍地令读者感到亲近和理解。他关于“集中营世界”的作品集受到欢迎，被认为是具有头等意义的文学事件。

　　对于希特勒主义的野兽行为的描写显然需求很大，把读者的注意力聚集在德国人的暴行上这一做法，可以把他们的痛恨纳入一个单一的方向，因而有助于让人民做好“心理准备”；所以，出现了描写盖世太保、游击战或集中营的数量日益增多的作品。

　　贝塔的仇恨像波涛汹涌的河水向前奔流，但是毫无用处。

　　他仇恨的根基就是萨特所说的“恶心”的同样的反应，亦即，对于作为由自然和社会法则所决定的、服从时间的毁灭性作用的、生理学上的存在物的人的反感。人应该设法打碎这样的镣铐，即使必须用自己的鞋带来拔高自己，也要使自己提高。如果贝塔是法国人，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存在主义者，虽然这样的张狂也许还是满足不了他。他对精神方面的思辨报以鄙夷的微笑，因为他记得在集中营里目睹过哲学学者们因为一堆垃圾而打斗。人类的思想是没有意义的，托词和自欺都容易戳穿，真正有意义的是物质的运动。他吸收了辩证唯物主义，就像海绵吸足了水一样。其唯物主义的一面制止了他对残酷真实的渴求；其辩证的一面让他突然跳跃到人类的上方，到达一种把人视为历史的材料这样的观念。

　　▲《石头世界》波兰语版本封面

　　在很短的时期之内，他出版了一本新书。其标题本身就象征了他的态度：《石头世界》。石头的，所以就是无情的、荒芜的。这本书由极短的故事组成，几乎没有描绘，不过是关于他的见闻的札记而已。他十分善于使用物质的细节来提示人的某种完整的处境。“石头世界”是打败希特勒和二战结束之后的中欧。因为他在德国的美占区逗留过一段时间，他拥有大量而广泛的描写对象：各民族和社会地位的人，前纳粹分子，前囚徒，得知所发生的事而感到困惑的德国中产阶级，美国士兵和军官，等等。在他平和的语句下面，潜伏着一种对于文明的无限的愤慨，因为这样的文明的果实竟然是希特勒主义。他推出了一个等式：基督教等于资本主义等于希特勒主义。这本书的主旨是文明的终结，其基调可以归纳为一个简单的抗议：你对我谈文化，谈宗教，谈道德，你看看这些东西造成的后果！

　　在贝塔看来，正如在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看来那样，希特勒的统治乃是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极点，它的崩溃宣告了世界规模的革命的胜利；未来很可能还需要继续奋斗，但是转折点已经过去。战后初期像他那样的青年人写的几乎全部作品，都提出了人面对历史规律感到无力这一主题，甚至怀有最佳意向的人们也已经落入纳粹的恐怖机器之中，被化为担惊受怕的洞穴人。读者大众面对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把邪恶推到浮面上来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是只有通过东方的凯旋的强力才能兴起的新的文明，二者必居其一。成功对人的想象力的控制十分有力，以至于这胜利显得不是源于人的设计和有利的条件，而是反映了时代的最高法则（实际上，在二战中，俄国及其貌似不可战胜的秩序距离失败是只差半步的）。

　　在《石头世界》这本书里，贝塔最后一次努力使用了诸如节制、隐蔽的隐喻、被掩饰的愤怒等在西方文学里被认为有效的艺术手段。很快他就承认，他对于“艺术”的全部忧虑都是肤浅的。相反，他越是往下走，越是受到赞扬。他以后的作品，可以预料，是喧嚣、激烈、鲜明、偏颇的。因为作家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努力争取变得容易接近和直截了当，所以文学和宣传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他的写作开始引进越来越直接的新闻报道风格。他放肆恶毒地攻击资本主义，亦即，帝国范围之外发生的一切。他可能会从新闻中摘取关于马来亚战争或印度饥荒的一段新闻，然后加工成为既不是文章也不是快照的东西。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五○年。从他被盖世太保逮捕以前的日子算起，他有了巨大的变化。他以往的羞怯和勉强的谦恭不复存在。以往他走路稍微有一点驼背，现在挺直身子，显出十足的自信。他显得枯燥，对工作专心致志。一个腼腆的世人变成了一个政治人物。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名的宣传家。每星期，他都在政府的一家周刊上发表一篇文章。为收集故事，他多次访问东德。一个曾经不求功利地写作的作者，在为某一个事业服务的时候，其作用乃是新闻通讯员不可企及的；他在标题上使用了作家这一职业的全部知识，来杜撰文章用以反对美国。

　　在描写集中营的小说中，贝塔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虽然他对人的全部内在的指令提出疑问，但是他从来没有编造，从来没有想要取悦于任何人。后来他把一个政治分子引进他的写作，于是，像超饱和的溶液一样，他的写作晶体化了，变成了透明的和公式化的。但是，我们不要采取简单化的态度。有许多大作家，例如斯威夫特、司汤达、托尔斯泰，都曾经从政治激情出发发表言论。我们也许可以说，一个作家想要向读者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亦即政治信念，是能够增加他作品的力量的。他们为反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行动，而贝塔展开写作必须听从赞许。

　　虽然语言激烈而准确，但是他的文章是十分枯燥和单面向的。一个天才散文作家这样的蜕化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肯定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浪费自己的才能。有几位文学权威的话能够决定一个作家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我和他们谈过话。我问他们，为什么向他提出这样的措施？他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肯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迫使他写时政文章等于胡乱浪费可资利用的艺术资源。答复是：“没有人要求他写文章，这是很遗憾的。周刊的主编又不能撵走他，是他自己坚持要写的。他认为今天是没有时间从事艺术的，大家应该更直接地从根本上来影响大众。他想要尽可能成为有用的人。”当然，贝塔的确是自己想要把全部的时间奉献给新闻写作的；虽然他是一个高度称职的专家，他还是致力于最不称职的家伙们都轻而易举的工作。他的思维方式，一如许多东方知识分子，都被推向一种自毁症。

　　这样的知识分子只要拿起笔来，这个心理机制便已启动，其过程是相当曲折复杂的。让我们设想，他准备描述国际政治中的某一个事件。他知道，各种现象在功能上而不是在因果关系上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为了公正地评述这个事件，他必须深入了解对抗性力量的动因和控制这些力量的必然因素——总之，要从每一个方面来分析它。随即，愤怒来营救他，把秩序引进盘根错节的互相依赖关系之中，令他摆脱做出分析的义务。是对于一切都取决于人的意志的自欺态度的愤怒，同时也是对于可能沦为一己天真性格之捕获物的惧怕。因为世界是残酷的，人必须把一切都简化到最基本最残酷的因素。作者理解，他所做的事远远不是准确的：人民的愚蠢或者人民的善意对于事件的影响，不亚于经济斗争的种种必要性。但是，他对人类（对他人和自己）施展报复，指出人是受到几条基本法则的控制的；同时，他也保持着优越感，证明自己敏锐而强壮，足以避免“偏见”。

　　在政论文章中，正如在集中营小说里那样，贝塔追求简洁、去除全部幻觉、一览无余地展现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的做法，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如果持续听任这种追求的话，就会到达某一个点，以至于聪明才智再也无话可说。词汇变成口号和拳头的不完备代用品。贝塔的确走到了词汇再也满足不了他的阶段；他不再能够写长篇和短篇小说，因为那些作品费时太长，不能满足他的战斗需要。他所遵从的运动日益加速，越来越快，仇恨和昏眩的剂量越来越大。世界的形状变得越来越简单，到最后，一棵个体的树木、一个个人，都丧失了全部的重要性，而他则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处于可知可感的事物中间，而是身处政治概念之中。他对新闻报道的热衷是不难解释的。写文章对于他的作用就像毒品一样，他放下笔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事。他的文章里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这是无关紧要的；从易北河到太平洋成千上万的二流记者所说的话都一模一样，也无关紧要。他是活跃的，就像一个方队里行进的士兵。

　　“到明天，要征服整个世界”，在奥斯威辛焚尸炉冒出黑烟的背景上，看守们高声歌唱。纳粹主义是集体的疯狂，但是德国大众追随希特勒却是有深刻的心理原因的，是一场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催生了纳粹主义。那一时期的德国青年在自己周围看到了魏玛共和国的衰败和混乱：几百万失业工人的屈辱，文化精英们令人厌恶的错乱，年轻妇女被迫卖淫，人与人为了金钱而打斗。那个把贝塔关进集中营的德国人很可能像他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爱是失望的，因为他希望和谐、纯洁、秩序和信仰。这个德国人蔑视那些拒绝参加欢乐进军的同胞。作为人文主义的可怜残余物，这些同胞啧有烦言，说这新运动破坏了道德原则。在这里，直接而可观可感的是对德国的拯救和世界的重建。这是千年一次的运动。在这个独特的运动中，相信那个悲惨基督的那些悲悲切切的信徒，还胆敢提及他们猥琐的道德原则！如果在自己的人民当中还依然聚集着如此幼稚的偏见，那么，为一种新的和更好的秩序而奋斗该是多么艰难！

　　贝塔也是能够看到在他可及范围之内的新的更好的秩序的。他相信、而且要求尘世间的拯救。他痛恨人类幸福的敌人，坚持认为必须消灭他们。在这个行星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时候，那些胆敢认为监禁人们、或者恐吓人们坦白政治信仰的做法不好的人，不是作恶分子吗？我们要把谁投入监狱呢？敌人，叛徒，暴乱分子。历史，历史，历史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我们能够看到历史活生生的、爆炸式的火焰！有些人的确是渺小和盲目，他们不理解全部巨大的任务，反而为微末的细节担忧，浪费时间！

　　贝塔虽然具有才能和智慧，但是没有看到某种激荡人心的进军之中所固有的危险。相反，他的才能和智慧，还有热情，一起驱使他采取行动。他自愿地肩负起责任。他没有稍息片刻反思，这一做法一旦启程以大军的威力去征服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历史性变化的哲学。“到明天，要征服整个世界！”

　　我写完这篇剪影之后的几个月，得知贝塔死亡。一天清晨，有人在他华沙的寓所发现了他。煤气阀门还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