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是近代中国重要的矿物燃料，华北地区的煤炭资源地位尤为重要，占中国新式煤矿产额的绝大部分。与此同时，煤炭又是质重价贱的商品，在欠缺新式运输体系的晚清，想要大量输出煤炭至重要消费城市，根本没有足够的运输能力。结果只会让存煤在井口堆积，限制持续生产的实现。
中国首个成功以西法大量开采的开平煤矿，短短10年间，它的产量便从10万余吨上升至73万余吨。开平煤矿是如何打破大量运输的限制、实现产量飞跃的？晚清重臣李鸿章和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储量丰，运输难
煤是体积重量相对大、价值相对小的商品，对运价的负担能力很有限。河北省开平煤矿的储量非常丰富，据庵特生在1869年5月的实地考察，估计开平“煤田长达一百里”。但是庵氏在考虑运输问题后，发现难以解决，便取消了计划。
他说：
因为目前对于煤的迫切需要，再加上从开平到天津路上有三十五里很难走的道路，煤矿主和车夫们都索价较高，最低的煤价是三百文一担，每担九十五斤。大车运煤价二百八十五文至三百文一担，运到芦台；从芦台到天津剥船运价九十二文一担；因此最贱的煤的最低价格在天津是8.484两一吨。……这次探查使我认为，我们要找最好的轮船用煤，只好依靠斋堂（按：在北京附近）的煤了。
七年后（1876），唐廷枢在调查同一矿区时，曾假定“仿照西法采煤，每天应运五六千担，须雇大车三百乘方足敷用，不独无此多车，且车价腾贵，更难化算”。唐氏预计运输费用会因需求大增而急涨，是很有道理的。因此，在新式运输方法被采用以前，以陆路运输为主的传统煤矿业存在着结构性的限制，使其产量增加的潜力限制在一定水平上，弹性很低。
1877年8月1日，李鸿章的亲信、天津海关道黎兆棠曾致函盛宣怀，论及北方发展矿务的困难。
他说：
早间衙参，谈及易州琉璃河煤矿。伯相（李鸿章）以逼近京师，恐滋物议，事难举办。弟因详思北地用洋法开煤颇多窒碍。缘洋法开采每日可取数百吨煤。北地山路固多辽远，河道亦难畅行。即用驳船远运，为数无多，恐难敷运，即能敷运，而冬三月封河，其煤即已滞销。计百日所取数万吨之煤，何处堆存？此河道之难也。即使大为兴作，用铁路直达天津，而海舶已停，即到天津，亦难销售。此海船之难也。若为本地过冬之用，所售无几。若停工不挖，则矿水浸灌，明年举办费用转多。加以北洋三口，不能照台湾减税，而运道之费较南省开采有窑，即不能绳商人舍贱而买贵。故历来筹议北地开煤，俱不敢妄赞一词，伯相谓所筹颇为近理，嘱函致台湾酌核。
次日，李鸿章亲自致函盛宣怀，信中亦提及开平煤矿
：
直隶开平矿产，去岁（1876）景星（唐廷枢）履勘，煤质中等，陆运价昂，现尚未经筹办，欲俟阁下在鄂开采有效，庶开平仿办亦易。……德人勒托芬（即李希霍芬）日记所言南北煤矿颇为详晰，然皆挟匆匆游历所得其大路，初非逐处细察，未必一一足据。今有郭师敦在局率同勘查，正可实事求是，不必远征勒托芬之虚言。……开平之矿陆运一百数十里，骡价车脚每吨……（共）约四两之谱，津关出口税亦重。西法取煤每日所得必旺……大概必需铁路；次则用马车路。昨与景星核计，利益无多，尚在迟疑。
盛宣怀既深悉北方开采所面对的困难，更希望在南方先拔头筹。稍后，他对郭师敦说：“开平虽已开工，而煤铁质地不及湖北，陆路转运愈觉艰难。想来中国矿务必可阁下先得首功也，余日望之！”
但是，湖北煤储不丰，并非盛氏的主观愿望所能改变。早在上一年9月，矿师马利师已亲至天津向李鸿章报告“武穴一带决无佳煤，虚费工力”。盛氏后来更因开矿亏本，被户部参赔，几至“出为负欠官债之员，入为不肖毁家之子”，而湖北广济、荆门煤矿亦以失败告终。盛氏终因此事赔公款15万。
黎兆棠、李鸿章的函件，反映以李氏为中心的洋务派官员对在北方能够成功引用西法开采煤铁的观点，是极有保留的，
其最主要原因大概是对于煤炭的大量转运和销售没有把握
。
2.“以运定产”，生产效力低下
开平煤矿在1881年正式投产前，运道总算勉强贯通起来。以新式方法开采的开平煤，从矿厂起计，煤车从唐胥路运至一条河水很浅的运河，经特别修造的剥船（每艘载重二三十吨，吃水二十四至三十英寸）金达指出：“
此地（开平）开采煤矿的最大影响之一，是附近有几种工业又恢复起来了；以往因为浮面采煤将衰，煤价过昂，此地这些工业已经渐渐衰败了
。”
工程师金达指出：
在北塘（运）河上使用拖船拖带剥船……很困难。所以，只好用纤绳，但每日运输量超过二千吨时，拉纤运输才值得。”由此可见，每日产量仅500吨左右的开平煤矿必须增加其产量，才能更经济地把煤运出。然而，运河却有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1882年12月10日《北华捷报》有一则报道：
矿局在两条运河上已花费了很多钱，但冬季冰冻时全然无用，并且淤塞很快。……矿局急望此铁路（唐胥路）能修至北塘河，则煤斤即可运载上船。冬季人工较贱，市场又需要煤时，矿上却只做半天工，因为矿局无法加强运输，只好在当地卖一卖；每天用大车运走约一百吨，（而）每日煤产量本来很容易地提到一千吨。
这种令人难以满意的运输状况，促使矿局认真考虑各种解决办法。这是因为开平当时的运输线与原来唐廷枢所构想的不同。唐氏曾预计“由开平至涧河口筑铁路（一百里），每年运煤十五万吨”的规模，但由于筑路计划受阻，开平出现“以运定产”的严重问题，此亦即唐氏所谓“煤本不难取，所难者，使其逐日运出费力”。煤炭运输既出现阻碍，则生产未能发挥其最大效力，对煤炭的成本和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
3.李鸿章促成铁路开通，难题终迎刃而解
1884年4月，李鸿章正式向朝廷申办开平煤矿，并请恩准“开平出口煤斤援照台湾、湖北之例，每吨征税银一钱，以恤华商而敌洋煤”。有了减低税厘的批准后，开平煤矿的产、运、销总算稍有把握。1886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为开平矿务总局总工程师金达安排了一个机会，使他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会晤，以便他得以表达对延长铁路的意见。最后，李鸿章同意金达把铁路延至芦台的要求。可以肯定地说，唐廷枢对金达也是大力支持的。
得到李氏首肯后，开平矿局遂以其所设铁路难以适应运煤需要，“恐误各兵船之用”为理由，要求展筑唐胥路。为了更有效地发展这个铁路系统，“经邀集众商公议，咸愿凑合股银，接办铁路65里，从胥各庄至阎庄止，名曰开平铁路公司。……如蒙宪台（按：指李鸿章）批准，应将铁路公司与开平矿局分为两事，出入银款，各不相涉”。
同年10月，李鸿章致函奕譞，向他推荐这个计划。信中，他介绍了开平的性质及其经营情况后，对奕譞说：
臣鸿章稔知西洋煤矿，必有火车接连，乃能兴旺。开平既仿西法开采，日出煤八九百吨，北洋兵船、机器局实赖此煤应用，以敌洋产，遇事必当量予维持。察其所拟接修铁路办法，尚属妥当，遂批准令其试办。拟俟有成效，再行奏陈。李氏并向奕譞表示自己虽“忧时感事，亦未敢冒不韪以独申己见”，只是希望“借此渐开风气”。
稍后李鸿章更扩大其计划，把铁路“接至大沽北岸，以就兵船领煤，商船运货之用”，但在资金筹集方面却出现困难。奕譞对李氏的计划表示支持，并建议“由阎（庄）至（大）沽一段，可否由海署（海军衙门）奏明，由贵处（指北洋公署）筹筑，为调兵运军之用，名曰试办……徐为扩充”。
李鸿章得到奕譞支持后，便立即筹备把铁路展筑至大沽。为了获得朝廷支持，他强调这条新铁路对国防的关系至大。他指出：
直隶海岸亘七百里……大沽口距山海关约五百余里，夏秋海滨水阻泥淖，炮车日行不过二三十里，且有旱道不通之处，猝然有警，深虞缓不济急。且……防营太少，究嫌空虚。如有铁路相通，遇警则朝发夕至，屯一路之兵，能抵数路之用。……今开平矿务局于光绪七年（1881）创造铁路三十里后，因兵船运煤不便，复接铁路六十五里，南抵蓟河边阎庄为止。此即北塘至山海关中段之路，运兵必经之地。若将此铁路南接至大沽口岸，北接山海关，则……（军队万人），在此数十（百？）里间驰骋援应，不啻数万人之用。……且北洋兵船用煤，全恃开平矿产，尤为（北洋）水师命脉所系。开平若接至大沽北岸，北接至山海关，则出矿之煤，半日可上兵船。若将铁路由大沽接至天津，商人运货最便，可收取洋商运货之资，藉充养铁路之费。
从1886年11月铁路在胥各庄一端动工起计，至1887年8月奉上谕批准兴建天津—大沽口—阎庄铁路，整个工程进展迅速，1888年8月初全路完成。整条铁路由改组的中国铁路公司负责，“自天津府门外河岸起，经宁河县之塘沽、芦台，以至阎庄止，计长175里，桥梁、栈房、机车、客货等车，一律齐备，共享银130万两。中除招集商股外，暂借洋债（百万——引者注）向怡和洋行借637000银两，向华比银行借439000余两。并动用公款16万两。……自阎庄起至滦州之唐山止，计长85里，为各商旧造铁路”。
同年9月5日，李鸿章“前往查验，直抵唐山。并就便履勘唐山煤矿。（该矿）出产既旺，销路亦畅，北洋兵商各船及各机器局，无不取给于此，规模宏阔，机器毕具，自中国有煤矿以来殆未见有如此局势者”。有了便利的运输，唐廷枢遂决定在林西增建另一大井，并筑铁路二十里以连接原来的铁路。
开平煤矿产量及外销量（1882——1899）
根据上表，我们知道开平煤矿投产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883—1888年为第一阶段，它的产量从10万余吨增至24万余吨，发展虽然迅速，但曾因运输能力的限制，出现一些反复。1889—1898年可称为第二阶段，产量开始稳步上升，运输和销售有良好的发展，
1898年产量达73万余吨，约是十年前的三倍，成为中国第一个年产超过50万吨的大矿，这种成就自然与它拥有现代化的运输系统关系最大，也反映出唐廷枢等建设者所付出的大量心血和努力
。
世界能源史中的中国： 诞生、演变、利用及其影响 朱荫贵 杨大庆 编 ISBN：978-7-309-14911-1 定价：80 元 2020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