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居美国的中文作家凌岚，写小说，写评论，做翻译，已出版小说集《离岸流》、随笔集《美国不再伟大？》等。近日，她做客成都寻麓书馆的“传灯人”线上活动，从“纽约的富人读什么书”这个话题引申出最近在美国如火如荼的Black Life Matters运动，聊聊纽约这座大城市的黑白对立、贫富悬殊的社区划分等。以下文字根据讲座内容整理。

　　凌岚

今天讲座的话题是纽约的富人读什么书？这个话题有两个答案：第一，纽约的富人以及全世界的富人真的读书吗？我看不出他们读书。比如美国现在的总统，亿万富翁、地产大佬，他就属于那些不读书的富翁，连假装一下都没有。第二个答案是，一小撮富人们的确是读书的，而且是读书狂、书呆子，比如著名的比尔·盖茨，一年平均要读52-56本书。

　　每年，比尔·盖茨都要在个人网站上公布他的夏季书单，这是比尔·盖茨2020年的夏季书单

　　富人读什么书，这个话题是美国报纸推荐新书活动的一个常见节目。比如《华尔街日报》一年几次的图书版面，会邀请社会贤达、企业家、投资界元老人物公布最近阅读的新书。而这些受到邀请的名人嘉宾十之六七属于富人阶层，许多人还是亿万富翁。社会学家对美国富人的定义，是年收入超过16万美元，并且有流动资产超过320万美元的人。这部分人集中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城市，纽约是其中最重要的大都市。

　　这些社会贤达、企业家和投资大佬的人口群体现在还有一个更形象的称呼，就是1%，指在美国社会人口顶端的1%这部分人。他们的读书口味，选书习惯，不同于那些行销百万的畅销书，属于引领潮流又可以非常烧脑的精英读书榜。所以“富人读什么书”这个榜单实际是一直存在。

纽约的富人读什么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询问了闺蜜的老公，一家大数据公司的上市老板，也是数学家。他恰巧属于又富又读书的那一小撮。这位数学家创业建了大数据分析公司，主要业务是分析超市和零售中线上和线下的顾客数据。公司上市后他成为亿万富翁。这位数学家平时常翻的书是英译的《道德经》，而最近在读的书是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写的Misbehaving，这本书的中译本在几年前已经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叫做《“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思考，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这本书是泰勒为普通读者撰写的关于行为经济学的科普书。

　　《“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思考，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月版

　　泰勒和另外一个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是好朋友，他们的研究方向都是偏重于经济行为中的非理性决策要素。大家知道，古典经济学模型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框架下的，但与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相比，普通人在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作选择时，却是充满了非理性的情感的，甚至可能是疯狂的考虑，离完全理性这个大前提差了不是一点点。这让古典经济学模型对市场的预测成为纸上谈兵。行为经济学是近五十年来风起云涌的一个分支，它的目的就是要修正古典经济学对人经济行为完美理性这个偏差。

　　中译本把英文原题的“misbehaving”译成“错误行为”，这只是一层意思。“错误行为”是相对于一个完美经济模型下的预期来说的，所以才会有“对与错”这种泾渭分明的区别。行为经济学的视野中，人的行为普遍存在的是失常、非理性、有背于常理，这种灰色的宽泛的模糊带。所以，这本书的英文标题译成“失常”更为准确。用失常的视角可以更好地解释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

　　现在我借泰勒这本书，从行为经济学中“失常”的角度，来聊聊纽约这座大城市的黑白对立，贫富悬殊的社区划分，以及发生在纽约的黑人抗议运动。然后聊聊华人移民在纽约是怎么样一个生存情况。

　　最近一个朋友翻译了《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关于纽约黑人在公立学校择校的问题，其中存在一种现象叫“种族再隔离”。种族再隔离是自愿的，简单说，在同一个学区里既有差校又有优秀学校的情况下，黑人宁可扎堆上差校不要去优秀公校上学。这种择差而读书的现象是黑人和少数族裔家长在完全自由自愿情况下做出的选择。这篇报道是2016年美国黑人作家汉娜·琼斯首先发现并追踪调查的结果。

　　美国的公立学校总体来说是就近入学，但也并非严格地住址与学校一一对应。同一学区内往往有数所学校，学区内的孩子有权利申请本区内的任何一所学校。汉娜·琼斯家附近有两所小学，一所学校师资强、设施新，学生基本都来自中产及以上家庭；另一所学校破破烂烂，学生基本都来自贫困家庭。本区内的孩子原则上可以申请这两所学校里的任何一所。按我们华人一贯的做法，不出意外，立刻会把孩子送到师资条件好的那所，本来就砸锅卖铁要买学区房，上名校呢，现在送上门来的好学校优秀师资，哪里可能不选而送孩子上差校呢？

　　但是纽约城的居民不是这样的。他们的选择是：家境好的学生都会优先选择好学校，家境差的则自动前往差学校，再加上贫困家庭又碰巧以非裔或者拉丁裔居多，所以差校就变成黑人和拉丁裔中的贫困家庭扎堆的地方，于是形成“种族再隔离学校”——有色人种、黑人、说西班牙语的拉丁裔等底层穷人都进差校，而白人等富裕家庭的孩子都进了那家师资强设备新的好学校。

　　这些以黑人以及有色人种的穷爸爸穷妈妈们，并不想把孩子送进好学校，也不欢迎富裕家庭的孩子到差学校来就读，他们担心学校会被富人操纵，他们要保留自己的话语权。一旦贫困学生达到一定的比例，学生之间相互影响，peer pressure，这样学校的校风校纪，教学水准一落千丈后还会多年固定化，很难改变。另外，学生家长为了谋生很少关心学校建设，也没有时间花心思管孩子，甚至父母吸毒犯罪坐牢，孩子缺少家教。这样的一个学生团体组成的学校就会恶性循环。没有几年时间，一个有黑人为主的差学校就形成了，并且在黑人社区中根深蒂固。

　　另一方面，少数族裔以及黑人中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在脱离底层晋升为中产阶级以后，出于孩子的前途考虑，对前面说的差校避之唯恐不及。这些脱离苦海的黑人和拉丁裔中产阶级，在成为中产后更多愿意住到好学区甚至是白人街区。这种脱离行为，让黑人中产者对自己出生的社区并没有起到良性回馈作用。

　　美国的公立学校从政府获得的经费是与学生人数成正比的。也就是说，无论好学校还是差学校，平均到每个学生头上的经费在州内都是一样的。在某些州，如果贫困学生达到一定比例，政府拨款还会翻倍。那么好学校和差学校到底差在哪儿呢？其实就差在家长和学生本人。就像刚才说的，如果家境贫困，家长为谋生疲于奔命，自然不可能有精力关心学校建设。如果父母犯罪坐牢，或者少女怀孕的单亲家庭，学生必然缺少家教。从这个意义上说，“种族再隔离”现象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果，并非是源于他者的歧视。

　　这种择校上的失常，以及差校和好学校的固定化，可以折射出美国社会种族问题和黑人问题的复杂性。在这里我只能讲一些自己的经历。

　　1996到1997年，我在纽约读书时，在布朗士的公立高中兼职做过财务会计。那家高中的校长每天唯一要保证的不是学校正常开课，而是学生来上课，不出事，没有发生枪击案，安全回家。学校收到州里教育部门的专款，让它增添设备，校长第一时间买了两部金属探测器，也就是机场安检的那种，立在学校进出的两个大门口。学生下课以后，从教室里出来，一眼望过去，有好多少女怀孕，有的已经不是第一次怀孕。那时我住在纽约，坐地铁去上班，从86街地铁站往北坐，过了95街以后地铁上就开始黑人乘客多了起来，到100街以后清一色的黑人，到125街时，地铁站口街上全是黑人。经常看到地铁站口躺倒一个失去知觉的黑人，警察在一边抢救。地铁站门口躺倒一个，这一个光景，我后来直接写进小说里，实在是太常见了。

　　在纽约生活，你很快就会发现，地铁以及坐地铁的乘客，还不是最危险的。纽约地铁每天载客超过10万人，虽然又脏又破，充满尿骚味儿，却基本安全，也按时到达，是世界上的大都市里服务最好的公共交通之一。纽约地铁不安检，门口不设金属探测器，发生的恶性事故不是没有但是小概率。布朗士区的那些枪战、持枪抢劫案几乎没有在地铁上和地铁里发生过，这也是堪称奇迹了。

　　纽约地铁的安全性，也跟它的乘客主流有关系。乘客中既有白领上班族，也有黑人中兢兢业业上班打工族，主流是移民打工者。这些移民人生目标明确，有地方可去，是努力为生活挣薪水的劳动者，他们无论肤色，构成地铁乘坐者中的稳定因素。理解这点，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黑人族群中，又有本土黑人和移民黑人的区分。新近从非洲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刚果移民到纽约来的黑人，他们像所有的移民族一样克勤克俭，即便遭到各种歧视但是精神上仍然能保持进取心；家庭也完整，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支持，也有能力互相支持抱团取暖。这些人努力工作，他们跟其他的移民，比如爱尔兰人、亚裔、古巴人、墨西哥人、加勒比海地区来的拉丁裔人等等一样，在移民后二十年基本能在美国立足，进入中产阶层。而本土上已经过了好多代的黑人却是复杂得多，长期吃福利，少女多次早孕，吸毒，贩毒，枪支犯罪，家庭结构败坏，单亲家庭尤其是完全没有抚养能力的少女怀孕组成的单亲家庭，这些本土的黑人基本构成了美国社会问题集中的毒瘤和死循环，多少年的福利都难以改变。

　　所以，在美国黑人中，分移民黑人和美国南方黑人，比如前总统奥巴马就是移民总统。这一点在黑人社区内部一直有争议。

黑人少女在十四五岁被性侵而怀孕的事，比比皆是。性侵者主要来自于家族内部的亲戚，比如叔叔、舅舅，或者是表哥、堂哥这种。最著名的例子，是综艺话题秀的王牌节目主持人奥普拉。奥普拉现在是美国娱乐界和影视界呼风唤雨的一姐，她主持的节目二十年来成为黄金品牌。她拥有电台网络以及出版社等媒体，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也是慈善家和黑人领袖。1954年，奥普拉出生于极度贫困的美国南方州，密西西比州，她的父母连男女朋友都算不上，彼此之间几乎不太认识，发生关系以后母亲怀孕，丢给母亲的母亲也就是奥普拉的外祖母/姥姥养育，一直到六岁。生母一直在外做女佣打工。用现在的话说，幼年的奥普拉是留守儿童。6岁时，奥普拉和母亲团聚时，生母的健康已经开始出问题，根本不可能照顾年幼的孩子。生母对生理知识的无知，也直接导致她对女儿身体发育的忽视。奥普拉在外祖母家中长大，很小就被男性亲戚比如表哥、堂哥、舅舅、叔叔长期性骚扰以及强奸。少女时期的奥普拉离家出走后陷入混乱的男女关系，成为底层特有的问题少女，13岁就送到青少年管教所，14岁怀孕，婴儿早产，没有过多久孩子去世。少女怀孕的奥普拉对怀孕和生养孩子连起码的知识都没有，生下婴儿后一直都没有给孩子取名。这些奥普拉早年的信息，现在是公开的，在她的维基词条中就可以查到。

　　奥普拉

贫困带来更大的贫困，单亲家庭孕育更多的单亲家庭。奥普拉的血泪人生在美国本土黑人中非常典型。托尼·莫里森，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作家，她著名的小说《最蓝的眼睛》里也写到被父亲强奸而生下早产儿的这么一个黑人少女，少女成为社区中的贱民，在出了事以后，这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人间蒸发，消失了，邻里所有的鄙视都由一个少女来承担。托尼·莫里森1931年出生在俄亥俄州，年少时经历的种族歧视，贫困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比如她家因为穷而拖欠了房东房租，为了把欠房租不还的租客赶走，房东放火烧房子。种族歧视、贫困、家庭结构败坏带来的恶果，让美国黑人族群，多年来成为小马丁·路德·金说的美国社会的不可触阶层。内在的伦理和家庭的败坏，加上社会的系统性歧视，成为黑人永不能翻身的死循环、死结。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读者很难理解“黑命贵”的复杂性。Black Life Matters前几年在国内被译成“黑命贵”，这是一种误读，应该译成“黑人的命也是命”，是美国独有的社会问题，美国的慢性病，每隔几年就爆发抗议活动，它有根深蒂固的历史和现实交织的根源。关于本土黑人的苦难，出路与自救，我推荐大家去读米歇尔·奥巴马的自传《成为》，根据自传改编的纪录片也非常精彩。

　　《成为：米歇尔·奥巴马自传》，天地出版社2019年1月版

　　理解了黑人在美国社会的历史地位，我们就可以理解黑人抗议运动中青年一代的愤怒，打砸抢中那种赤裸裸的仇恨与绝望；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移民，在来到美国的短短几十年后都能很快立足，从底层进阶中产阶级，把原先世世代代在这里的本土黑人族群一次次地甩在后面。美国的黑人问题从根本上讲不是一个移民问题，黑人和移民，这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移民们在到达美国的初期，会遇到诸多的歧视和生存困难、发展空间狭窄等等问题，但他们基本不会有乱伦、多次早孕和单亲这种摧毁和自毁的事。

　　现在要说华人社区和黑人的关系。抗议活动爆发以后，一个华裔二代、耶鲁大学三年级的女生给自己的父母写了公开信，指责华人对黑人平权抗警察暴力的运动无动于衷，进一步指责华人骨子里对黑人充满歧视，大部分华人都梦想挤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而拼命向白人中上层的价值看齐。这种公开指责，立刻招来华裔第一代移民的强烈反应，其中最普遍、最直白的反驳，是因为新冠病毒而歧视华人的暴力事件都是黑人青年肇事。这些事件不多但的确有发生，让华人社区担惊受怕。纽约在大街上和地铁上大骂华人带病毒，有两起，都是黑人肇事，而不是其他的任何族裔。这一点有视频为证。这些视频在网上疯狂转发，也再次掀起华人社区内部挺川和反川的矛盾，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矛盾。这些争论和撕裂至今在持续发热发酵中，预计会随着11月总统大选日而愈演愈烈，不会平息。

　　说美国最歧视华人的是黑人，这些指责有夸张的成分，但并非完全是胡编乱造。我举几个亲身经历的例子。

　　去年5月，国内一位文学期刊的主编老师，她家公子在纽约读书以后进了大摩做量化基金的分析工作。在毕业前夕的一个中午，这位纽约大学的留学生跟几个中国同学一起，在纽约大学布鲁克林分校附近被黑人街头混混持刀抢劫。这些黑人专抢中国来的年轻学生的手机，只要苹果手机，而且还挑款式，旧的爱疯6款不要，三星也不要。主编家的孩子平时节俭，用的是三星手机，损失也不大。这次抢劫破了财也算免灾，有惊无险地就过去了。跟我说起这些话的时候，主编老师已经来到曼哈顿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他们住在纽约下城苏荷区的酒店里。苏荷区也是纽约新发展的高科技区，谷歌、脸书等科技巨头都在苏荷区有大办公楼，那里也是谷歌在美国东岸最大的总部。这么一个热闹、时髦、昂贵的地方，我带着主编在路上走的时候，遇到黑人就冲我们喊难听的话，开始我还没有注意，他喊了几句以后我忽然听懂那些话原来是“中国佬滚回去”。我当时都不敢跟我这位朋友细说。

　　我自己1997年工作，先是在纽约87街居住，有一天夜里，加班以后回家晚了，10点钟以后下了地铁，提着一大包公司月底的报表在路上走。那是1997年，还没有居家办公的远程软件，如果需要带回家做活，所有公司的财务报表都是纸上打印出来，然后吭哧吭哧拎回家。结果我在一处灯光暗的地方，被人持刀拦住。我当时又累又困，也是无知者无畏，看到有人居然来抢我这个可怜的小白领，突然怒火中烧，把怀里抱着的一堆报表整个朝那人砸过去。装报表的硬纸袋整个砸在那人身上，就这样，抢劫者被砸跑了。我当时傻到居然舍不得那些丢在地上的报表，居然低头捡起来继续回家。抢劫我的，就是一个黑人。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回到自己的公寓里，过了两天，跟门房说起，门房告诉我，我住的那套在一楼的小公寓，在我搬进来之前，发生一起入室抢劫的凶杀案，小偷用刀把当时在屋里睡觉的中年人刺死，所以这套房才空下来，我才能住进去。房东唯一做的改善安全性的事，是把那扇小偷跳进房间的窗户堵死。听到这个消息，我是真的怕了。第二个月就到哈德逊河对面的新泽西找房子。

　　吃过这些苦头以后，现在华裔二代指责移民第一代对黑人有歧视和偏见，我想说的是，我这么一个思想上很自由的人，想到黑人街头暴力我都害怕，绕道走。是的，微信上传的华人被黑人暴打的视频，相当一部分是几年前发生的，并不是今年发生，这些过时的视频被自由派当作华人社区歧视黑人的证据，说华人在煽动仇恨。

　　今年的这场黑人抗议运动，它根本性的诉求，是推动美国社会和政治对黑人问题做出结构性的改变，这种诉求，因为种种原因，很难被华人一代移民社区get到。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离岸流》，写的就是黑人团伙在洛杉矶抢钱抢车造成一对年轻的华人夫妻在黑夜里奔逃，怀孕的妻子后来流产。在我这个移民第一代的观念中，美国的街头暴力基本就是跟黑人社区等同，过了很多年我的这个印象才稍微纠正，我意识到也有一部分犯罪是西班牙裔，也就是墨西哥来的移民团伙。黑人苦难的历史，他们在美国司法系统中被重点监视，被当作潜在犯罪分子来对待，这是我在黑人抗议活动中慢慢了解到的。这一点，是那个耶鲁女生给父母也就是移民一代的信里没有解释清楚的。

　　其他的非黑人的有色人种族裔，比如印度人、古巴人、中东人，这些移民群体即便是非常穷，也很少在街头抢劫犯罪，也极少家庭伦理悲剧，这个现象，曾经被一个印度裔的喜剧演员拿来做单口相声的素材，他用浓重的印度口音来学街头小混混抢钱时的话，听觉效果非常奇葩，超现实。因为你一听那印度口音就不像抢劫，而更像公司小老板在给你布置任务，检查KPI什么的。回到我前面说的结论，黑人的困境和移民的困境，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移民在美国社会有很高的上升空间，但是黑人的悲惨生活，在制度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下，改变极其缓慢。

我近几年开始写小说，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离岸流》今年5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下的新民说出版。这本书中的许多篇写的就是大陆留学生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美国，往新大陆移民扎根的经历。这本书中的许多故事是以纽约为背景，从1990年代中后期的克林顿当总统因为跟白宫助理的绯闻被弹劾，到2001年的911纽约双子楼被炸的恐怖袭击事件，2000年以后留学生的海归大陆潮，一直写到2006年后开始的“80后”的投资移民、富裕的一代人，最后一篇《桃花的石头》写的是移民两代人，“洋插队”的母亲以及读藤校毕业后进银行工作的移民二代的女儿。二十多年来来自中国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以留学的名义进入美国，然后在这里工作，买房，结婚生子，再找工作，遭遇中年危机，寻找人生新的转机。书中的人物对应的是我和我的朋友走出国门后，在美国这个异乡异地真实的人生经历。

　　《离岸流》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走出国门变成稀松平常的事。“80后”、“90后”还有“00后”众多的留学生，他们频繁地走到大世界中，移民生活、移民经验成为现实主义写作中的广阔天地。在中国大陆以外，用中文写作的作者过去十年人数涌现，这是中文文学中的新现象。对于海外作家，在世界各地用中文写作，书写中国人的移民经验，跟那本被西方读者一直捧读的《道德经》一样，都是弘扬文化拓宽华人世界体验的明证。

　　我今天的讲演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