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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如何畅通“读书的料”的向上流动之路

高考改革|如何畅通“读书的料”的向上流动之路
2020年08月05日 13:30 新浪网 作者 澎湃新闻
高考改革|如何畅通“读书的料”的向上流动之路

  2018年6月3日晚,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一间出租房内,一名高三学生在挑灯夜读。这里的毛坦厂中学,常年在校生规模高达25000人,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人民视觉 资料图

  “读书的料”是我国民间、特别是农村地区,对那些可教、聪慧,日后很可能出人头地、前途无量的孩子的称呼。而那些难教、愚笨,不太可能有什么光明未来的孩子,则被称作“榆木疙瘩”。

  这两个村落里常常出现的隐喻像极了宿命论的说法:有些人天生是“读书的料”,有些人天生是“榆木疙瘩”。在这种文化情境里,学业早期就绽放出特别学习能力的孩子显得格外醒目。而学业早期成绩落后的孩子,则很容易失去父母的偏爱和村落的公共支持。慢慢的,父母期待的目光就从学校散落进了庄稼地里。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读书的料”是天生如此还是一种社会建构?本文尝试以改革开放以来农家子弟的求学历程为论题,反思“读书的料”这一日常隐喻潜藏的社会和文化意蕴,并就如何通畅农家子弟的向上流动之路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不同阶层视野中的“读书的料”

  “读书的料”的隐喻表明了人们自身质料与命运之间的某种关联,但“命”即便是“天之令”,也总与运相连。人们纵然资质再不相同,命也总是“运转”出来的。教育显然是各阶层共通的运转命运之法。

  但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运作命运的资源有着天壤之别。一般而言,中产阶层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更持久,给予孩子的等待时间也更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熊易寒教授指出:“对于中产阶层而言,进一步上升非常困难,但下降非常容易,这使得他们充满了不安全感”。因此,他们全面进入“抢跑游戏”,“他们的孩子因此成了中国学业压力最大的一群孩子”。无论天资如何,中产阶层家长都会倾其全力于子女教育,为将其塑造为新一代中产殚精竭虑。

  终究,在外力的裹挟下,中产阶层的孩子大都走上了通过教育延续父辈命运、成为新中产的道路。中产阶层父母可能会精细地鉴别孩子的兴趣,挖掘孩子的潜能,却很少会去区分孩子是否是读书这块料。对他们而言,自己的孩子不仅是“读书的料”,而且是“读书的命”,子女接受良好教育是防止经济社会地位下滑的必要投资。

  相较之下,村落里生活的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孩子是否是“读书的料”格外敏感。一旦孩子在学业早期成绩比较好,父母心里就升起了孩子是“读书的料”的愿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学。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少父母还会选择将孩子送到区县教学质量更好的公立或者私立学校,交更贵的学费,承担更多的生活费,忍受与孩子情感的分离,期望孩子真的是那块料。如若一个农家子弟没有在学业早期被鉴别为“读书的料”,那么父母很可能就不太会对他/她抱有太高的学业期望,支撑这个孩子沿着教育阶梯不断向上攀爬的意志也就日益稀薄。

  对普通的农村家庭而言,家庭持续的教育投入能力相当有限,容子女慌张、犹豫踟蹰的时光也总是短促的,很难拥有支持孩子学业上“浪子回头”所依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这样,越是贫困的家庭,越需要及早确证孩子是不是“读书的料”。村落里许多孩子的潜能毫无疑问的被浪费了,没有经过等待就枯萎了。

  风雨飘摇的求学旅程

  对农家子弟而言,读书改变命运被视为“正途”,但却绝非坦途。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51.6%。但另一方面,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状况依然严重,“寒门难出贵子”的讨论一直在持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春玲的研究表明:“80后”群体中,城里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4倍,城里人接受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4.7倍。

  从空间上看,有志于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的求学历程是以家庭为中心,从村庄、县城、小城市到大城市一圈圈向外扩展的波纹型变动。从时间上看,他们的求学历程也是一次次从家返校、从校返家的候鸟式流动。农家子弟必须精准进入相应等级的学校,才较有可能越过一个个学业阶段,进入精英大学。在任何一个阶段,一旦出现某些意想不到的危机,无论是社会、家庭,还是学校生活中的,他们都很有可能在这条风雨飘摇的求学旅程中掉队。这是一场漫长的如同漏斗般的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之旅,充满了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

  “读书的料”不大可能是一个稳固的地位群体,它固然是对天资的一种确证,但高度依赖具体情境。

  农家父母终究耗不起,难以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去让他“出落”成“读书的料”。那些没有适时崭露头角,得不到家庭足够支持和等待的孩子,就很可能被埋没,既不被他人认可为“读书的料”,也逐渐认为自己的确不是那块料。大量农家子弟的潜能被埋没了,只能延续父辈的命运。他们并非不是“读书的料”,但最终却与“读书的料”所走的道路渐行渐远。

  说到底,“读书的料”并非天生如此,而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地位群体,是文化生产或者说社会建构的结果。历经漫长的攀爬、取得高学业成就的“读书的料”只是种种机缘下的幸运儿,还有太多因家庭经济困窘、教育资源匮乏、没有足够的等待和支持而被埋没的“读书的料”,何况还有山东冠县农家女陈春秀这样因权力的放肆而让寒窗苦读成为泡影的“读书的料”。

  长期不平衡的城乡二元体制、区域发展差异和不同的教育模式,不只是我们生活的外部框架,而是真实刻印在了我们的身体、情感、思维和话语实践之中。一部分人的发展已经从这种制度中获益,但那些被埋没的“读书的料”却用一生背负了制度之重。

  制度该如何呵护那些“读书的料”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康永久教授指出:“教育制度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美国经济学家鲍尔斯(Samuel Bowels)曾提到一个异常激进的观点:“如果教育要弥补由于财产和特权的继承而造成的社会阶级的固定化,那么教育就必须为了使儿童的社会阶级背景和他所受教育的质与量之间产生反面的关系而加以组织。”

  事实上,这种试图彻底翻转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现状的想法是很难实行的,也可能造成新的、更严酷、更广泛的不平等。真正可行的是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改革社会分配制度,完善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公共支持体系,为农家子弟提供适切的教育教学模式。这是促进教育公平、通畅农家子弟向上流动之路的根本所在。下面结合笔者博士论文期间的田野观察,就改进公共教育体系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首先,

  完善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的政策

  。

  近些年,不断有研究者证实高中教育对教育平等和社会分层的重要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春玲认为,中等教育的城乡不平等是教育分层的关键所在, 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机会不平等持续扩大, 而这是导致农村子弟上大学相对机会下降的源头。要提升农家子女上大学的机会,促进城乡教育均等,“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

  社会和学界对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呼声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

  在这一背景下,各省的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的政策应运而生,但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比如,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王世岳副教授及其合作者发现,以低分进入优质高中的学生会因为从“鸡头”到“凤尾”的转变而挫伤学习积极性。2016年,笔者为准备博士论文,曾于皖北一所重点高中,观察11位从农村初中通过“指标到校”政策录取到市里重点高中的学生的学习情况。结果发现,有4位学生在11至12月间,因学业上的不适应而选择退学,主要原因是家境的落差以及自己“基础差”“听不懂课”。

  显然,为一些低分农家子弟提供进入优质高中的机会只是这项政策的起点。如果没有后续的适切支持,这些低分农家子弟很难在重点高中站稳脚跟,这项政策也很难达成预期成效。

  其次,

  为农家子弟提供及时激励且鼓励全面发展的教育教学模式

  。

  适切的教育教学模式对农家子弟的成长至关重要。中国的高考制度虽然饱受诟病,以分数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也存在诸多弊端,但对底层农家子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意义却不容小觑。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尽管滋生了长久的焦虑,但也提供了持续的及时反馈和激励,源源不断地为农家子弟子弟的学校生活提供尊严、骄傲和意义。以极端苦修为突出特色的“教育工厂”式教育模式,是底层不得已的一种“自救行动”,它的出现满足了底层学生苦读以出人头地的现实需求。

  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学校文化所崇尚的苦修,教学模式中从头到教的严苛,对考试成绩的极端重视,使成绩与学生身份高度相关,常常以农家子弟必然、彻底的片面发展为特征和代价。不仅如此,那些农家子弟的父母也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深度参与了这样一场残酷竞争。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范云霞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在近期的研究中关注了“陪读母亲”这一特殊群体,她们指出:“陪读这一行动也是中国劳动阶层母亲为争取子女教育成功所做出的能动的、理性的行动策略。”但这样一种从个体到家庭的苦修是非常脆弱的,也会给那些农家子弟未来的学校生活、甚至整个一生埋下隐忧。

  对于农家子弟而言,一个好的教育教学模式和文化氛围绝非地狱般残酷的军营。说到底,农家子弟绝非只能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取得成功。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强调:“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训练一个人,而是从事于适当地社会生活的形成。”与其说农家子弟需要一种及时激励的教育模式,不如说他们的成长依赖于一种能够给予他们信心和成就感的关系结构,一种能够接纳和释放他们创造性的联合生活,一种不只追逐分数、也激励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氛围。

  这需要在具体的教育教学情境中,有用心的教育者,愿意花费心力去促成一种更加富有教益的联合生活,引领农家子弟超越家庭境遇对个人的局限,不仅激励他们学业上的成就,也为他们心灵的成长和潜能的发挥创造良好的平台和机缘。

  第三,

  为进入大学之门的农家子弟提供适切的支持和联合生活平台

  。

  步入不以成绩论英雄的大学之门之后,尽管每个学生都要经历一段并不容易的适应历程,但这个历程对农家子弟而言尤为艰难。人们大多注意到了他们外在的学业成功,却不清楚他们在象牙塔之中的挣扎。在逐级跨越学业阶梯的过程中,他们生发出了一个复杂的、以“农村出身”为中心的情感结构,身心难得自如。与此同时,失去了成绩庇护的农家子弟迫切需要维护自尊,并在大学生活的其他领域重新找回自信。他们要想在大学生活中不仅仅成为“读书的料”,就必须重新融入到另一种文化氛围,不断学习另外一种生存方式,转换生存心态。这种自我重塑关系到他们能否在大学中获得成就感和自信心,重新获得如鱼得水的感觉。

  农家子弟的创造性生存和自我重塑高度依赖一种能够支持他们展示和发掘自己才能的联合生活平台。只有他们在不断累积成就感的过程中真正自信起来,才能够突破内心的枷锁,天性得到解放,身心逐渐自如,不断超越曾经的自己。这是个体的涅槃,需要高校为农家子弟的成长提供适切的帮助和引导,也高度依赖健全的社会支持体系。

  结语:堵上漏洞,持续变革

  总的来说,“读书的料”的向上流动之旅暗礁遍布,凸显了农家子弟对强有力的公共支持体系的依赖。

  从长期来看,畅通农家子弟向上流动之路需要全面提升农村公共教育体系的质量,也有赖于农村社会活力的重新焕发,以至于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在家庭、社会、国家发生某种结构性的病变,尤其是权力和资本侵蚀公共教育体系之时,农家子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之路显得异常脆弱,他们的命运也如飘摇的浮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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