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每日仍不断有新增的新冠感染者，世卫组织宣布“可能永远没有特效药”，疫苗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近几个月，不断有医药公司和研究机构公布疫苗的进展，据俄新社8月11日的消息，全球第一款新冠肺炎疫苗已在俄罗斯注册，普京的女儿已经率先接种疫苗。但因为临床数据欠缺，已经有各方开始质疑这款疫苗的安全性。

　　疫苗如何才算安全？人类利用疫苗对抗病毒，是不是能够百发百中？美国科学作家梅雷迪丝·瓦德曼用一本书为这两个问题提供了复杂的答案，在她的《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一书中，她用科学视角的调查和充沛的人文关怀，勾连起影响20世纪疫苗发展的关键事件和人物，在全球视野中展现出科学家、医药公司、政府监管部门在其中的不同角色。

　　对抗病毒的终极武器

与人类漫长的进化和发展历史相比，疫苗的出现不过是新近的事。类似，与病毒在地球上存在和进化相比，人类的历史也相当短暂。病毒能进入这颗星球上所有生物的基因库，甚至影响了人类的DNA和进化路径。在古老的病毒面前，人类长期处于被动，个人的命运、历史的走向，常常因为一场瘟疫而改变。根据知名科普媒体Live Science的排名，在地球上最致命的12种病毒分别是：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狂犬病毒、HIV病毒、天花病毒、汉坦病毒、流感病毒、登革热病毒、轮状病毒、SARS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MERS冠状病毒。

　　《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

　　在人类与病毒的对抗中，疫苗无疑是最有效的终极武器。疫苗接种的原理很简单，通过注射或者吞服灭活或减毒的活病毒，人会产生相应的抗体，以后再接触到野生的这种病毒后，抗体产生作用，阻止病毒致病。但人类发现这一原理的过程并不简单。直到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才开始试验牛痘接种法，从而开启人类征服天花病毒的里程碑式进步，为免疫学奠定了基石。19世纪之后，疾病与微生物的关系开始得到更全面的研究。1870年代末，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找到了能够在实验室进行细菌培养的方法，使病毒学研究进入了新阶段。1889年，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研发了狂犬疫苗——正是他为“疫苗”（vaccination）命名。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科学家对病毒的研究走入了微观层面，疫苗研究也走入了新阶段。

　　梅雷迪丝·瓦德曼在书中回顾了20世纪病毒学和免疫学的进步，尤其是195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恩德斯、韦勒和罗宾斯团队，他们成功地在人体组织中培养了脊髓灰质炎病毒，使得科学家能够更多类组织中培养更多类病毒，并让组织培养技术大步发展。

　　但是，即便科学家已经掌握了制备疫苗的技术原理，研制有效、安全的疫苗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旦不安全的疫苗走出实验室，导致公共健康安全受损，牵扯进来的问题就更难以估量。

　　疫苗的“黑历史”

　　疫苗的作用本是抵抗病毒，保护人的健康，但是不安全的疫苗却会直接给人带来重大的伤害，甚至致命。

瓦德曼在书中列举了疫苗发展史上的重大事故，例如：“1955年，位于加利福利亚的卡特制药公司生产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包含活体致病病毒，导致192人瘫痪，其中包括许多儿童，10人死亡。参与监管卡特公司制药流程的所有高级别政府雇员，上至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都因此丢掉了工作。”

　　因脊髓灰质炎瘫痪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

　　不仅如此，疫苗的研发环节还间接导致了新的病毒进入人类的生活。致命病毒榜单上的马尔堡病毒就是其中一例。德国中部的马尔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大学城，也是生产疫苗和血清的贝林工厂所在地。该工厂使用非洲绿猴的肾细胞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1967年7月底，一批猴子抵达工厂，到8月上旬，工厂几位员工开始生病，几周时间内就有多达26名患者入院。死者多个器官遭受严重损伤，幸存者将经历漫长而痛苦的恢复期。由此，马尔堡病毒被发现，致死率达到22%。随后，美国停止使用非洲绿猴的肾组织生产疫苗。直至2014年，非洲仍有马尔堡病毒疫情，至今仍然没有针对该病毒的特效药和疫苗。

　　针对这些“疫苗事故”，科学家如何对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测试？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伦理与技术进步的矛盾凸显出来。科学家在自己身上实验研制的疫苗是一项悠久的传统。1948年，科学家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就吞下了自己研制的减毒脊髓灰质炎病毒，但由于他已经具有免疫力，实验并没有成果。在1950年，他转而在有智力障碍的儿童身上测试疫苗。虽然实验结果表明这些儿童都产生了抗体，并且没有表现出患病症状，但是在次年科学会议上发表这个实验之后，与会的科学家唯有尴尬的沉默。而且他的研究不是个例，在疫苗研发史上，弱势群体的利益总是最容易被侵犯、被牺牲的那部分。在未来的五十年里，有关医学实验的法律和伦理规范才逐渐完善。

　　如何让疫苗更安全？

　　1950年代，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伯尼斯·埃迪和同事埃迪因发现并公开谈论制备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猴肾中潜藏致癌病毒，而遭到降职

　　威斯塔研究所位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的中心，它独立于宾大，由威斯塔家族创办于1892年创办。1950年代，处于长期衰败的威斯塔研究所迎来了一位正式所长，科研和管理能力杰出的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正是那位用智障儿童做脊髓灰质炎疫苗实验的病毒学家，在他的带领下，威斯塔研究所迎来了重生，并开启了一段疫苗竞赛的传奇。其中的关键在于他聘请了微生物学家伦纳德·海弗利克为研究所培养细胞。从1959年开始，海弗利克利用胎儿细胞培养WI系细胞（Wistar Institut，威斯塔研究所的缩写），他的发现推翻了科学界关于体外培养人类细胞可以无限增值的错误论点，而且解冻后的细胞可以再次生长。

科学界早已发现，胎儿受子宫的保护，母亲的抗体能抵御许多病毒和细菌，因此，用流产的胎儿来培养细胞，是培养出正常人类细胞的最好方法。海弗利克于1962年成功研制的WI-38系人胎细胞，用来制备疫苗无疑更安全。他也预见到了这些细胞对疫苗研制的重要作用，于是冷冻了足够多的样本，以供未来源源不断地使用。但乐观的科学家却遭到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阻碍，围绕这些细胞的所有权，以及从堕胎胎儿提取细胞的伦理争论，将在未来的十年里纠缠海弗利克。

　　年轻的WI-38细胞装在安瓿中冷冻，1962年

　　但值得庆幸的是，海弗利克的细胞最终还是成为了疫苗制备的标准细胞株，有超过3亿人接种了由它们生产出的疫苗，用他的方法制备出的细胞生产出了另外60亿支疫苗，亿万人因此免受风疹、狂犬病、水痘、麻疹、脊髓灰质炎、甲肝、带状疱疹等病毒的侵害。

通过回溯海弗利克与他的细胞的故事，瓦德曼铺陈开了疫苗研发背后涉及的各方角力，科学家的理想主义追求、医药公司对商业利益的角逐、政府机构监管的机制，共同组成人类对抗病毒的曲折事业。

　　这块政府投资的广告牌是一场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旨在呼吁于1970年风疹流行之前，为数百万人接种新获批的风疹疫苗

　　如今，新冠疫情仍在蔓延，全球确诊已超过2000万。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的，“面对传染病的大流行，开发有效的疫苗始终是最为紧急的优先事项”。世界各国都正在加快疫苗的研发，据统计，目前总共有21种疫苗在研发阶段，中国自主研发的有8种，俄罗斯、英国、美国都在加快速度，争取在这场疫苗竞赛中取得优胜。人类对有效疫苗的渴盼似乎从未如此迫切。什么时候有安全可靠的新冠疫苗，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才可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针对眼下这场疫苗竞赛，美国一位主持人问了福奇一个问题：“中国会比我们更快研发出疫苗吗？”

　　福奇说：“这不是比赛，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