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数以百计的中兴史著，其中不仅充满了谀词，所认中兴君主也有歧见。流行最广的是鼓吹“同治中兴”。这些编撰之作中论述的中兴话语，与历史脉络中的中兴涵义已无相似处。
念及“同治中兴”一词长久成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知识点，尤其使人惘然。
“中兴”一词昉于《毛诗序》
（《烝民》序：“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
，后来变成史书中的基本概念或史学关键词。孔颖达说“中兴之事，于经无所当也”，在儒家经典中不见有相关界定。研究者常用的定义出自南宋地方官吏王观国《学林》卷二“中兴”条：“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但这一松懈的定义只是为南宋君臣滥用此概念开方便法门。隋唐以前，对其涵义及使用有明确规定。唐宣宗时史官蒋乂，否认武则天之后继位的唐中宗为“中兴之君”，理由是“母后篡夺以移神器，赖张柬之等国祚再复，盖曰反正，不得为中兴”，随即举出简洁的定义：“凡非我失之，自我复之，为中兴，汉光武、晋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复之，为反正，晋孝惠、孝安是也。”
（《新唐书·蒋乂传》）
所谓反正，源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意即废而复兴，还复本位。这一定义不是蒋乂的私见，其句式在六朝史书中并不罕见。如《梁书》卷二十九记梁武帝遭遇候景之乱，以为帝位不保而叹“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稍前的姚最《梁后略》述萧衍语作“得既在我，失亦在予”）
，其子梁元帝萧绎平定侯景之乱，“用宁宗室”，称中兴主并不算过誉，但《梁书》认为他“禀性猜忌，不隔疎近，御下无术”，未给于中兴名义。可知六朝史官定义“中兴”兼顾主客观，对君主德才要求严明，难得出现如宋高宗一类浪得虚名的情形。
中兴定义的泛化与读音两歧有关。民国刘咸炘论宋、明有实学，例证“因古音而及义由音生之说”首发于王子韶、王观国等两宋学者
（《右书·宋元明实学论》）
，上述《学林》的定义依据也在这点上，王观国认为中兴的“中”字分平声、去声，“有钟、众二音，其义异也。‘钟’音者当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众’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间尔。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首尾先后不必均也”。他举证说商高宗、周宣王、汉光武帝、晋元帝、唐肃宗都号称中兴，“其时首尾先后不必均也，此中兴之‘中’所以音‘众’也”。又以杜甫诗为例，“杜子美《喜达行在所》诗曰：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又《送郑虔贬台州》诗曰：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二诗皆律诗，倂用中字作去声。”此说在后世颇有应和者，民初号称精通史学的恽毓鼎还在复述“中兴之中，有平、去二声。杜诗‘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又云‘神灵汉代中兴主，功业汾阳异姓王’，是两音并用”。
（《澄斋日记》1915年7月11日）
然而王观国的辨说无助于澄清中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史书叙论中兴事例，何曾有“首尾先后不均”不得为中兴之说？规定中兴之中一概作去声则尤属无理。清初钱澄之即对此有相反见解。
《田间文集》卷四《与方尔止论虞山说杜书》批评钱谦益注杜甫诗“新数中兴年”“百年垂死中兴时”，擅将两“中”字误改作去声，对此举出数证以明“中”作平声：“《系传》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谓《易》作于上古，圣人故称文王以中古以兴也。殷有中宗，唐亦有中宗，皆因先业中衰，而后有中兴之号，今作去声，是何义乎？二宗亦可以去声称耶？且子美‘中兴’二字屡见于诗，《秋日夔府咏怀百韵》有云‘侧听中兴主，长吟不世贤’，《赠韦大夫》诗云‘汉业中兴盛，韦经亚相传’，《送灵州李判官》诗云‘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诸将》诗云‘神灵汉代中兴主，勋业汾阳异姓王’，此四‘中’字亦宜作去声耶？”钱认为杜诗屡见中兴一词而牧斋不识其义，缘于他对杜甫见证盛唐兴衰的经历不能感同身受，“生长华贵，沉溺柔曼靡丽之场，于子美之时地情事，生平所未尝历，胸中无此种境界”。杜甫身经安史之乱和肃宗中兴，诗中以唐“中衰而中兴”比肩汉光武中兴，其中兴之义与蒋乂的定义相合，因而钱澄之认为“中”作去声不合杜诗本义。
事实上，清初遗民关注中兴的历史叙述，对夏商周三代中兴君主缺乏兴趣，对宣王中兴之说有异议，“宣王杀杜伯，左儒死之。一时杀二贤臣，安在其为中兴令主也哉？”
（王弘撰《山志》卷三《左儒》）
对所谓宋高宗中兴也是异口同声地否认，“高宗昏懦，桓、灵类也，是恶可以中兴称焉？”
而着力烘托汉光武帝、唐肃宗等失而复得的中兴事迹，分明寄托着企盼南明中兴、收复明室江山的愿景。“古之为国者，以开创之人为鼻祖，以守成之人为肖子，以中兴之人为神孙，以末季者为败类。”
（李楷《河滨文选》卷一《体论》）
历来史官对开创天下的评价远高于继业者，惟独清初遗民对光武帝的评价高过刘邦。“高祖之豁达，霸者之略也；光武之恢廓，王者之器也。高祖外宽内忌，光武内外如一。”
（《田间文集》卷二《光武论》）
“光武德过高祖，以南阳布衣为中兴明辟。”
（邱志广《柴村文集》卷一《光武论》）
类似议论可谓援古讽今，明白期盼南明朝廷重演光武中兴史。如顾炎武诗云“汉灾当百六，人未息讴吟。”（《感事》）明朝虽当厄运，但一如汉末中兴可期。“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愿言从邓禹，所谒待西巡。”
（《恭谒孝陵》。邓禹，助光武中兴功臣之一。）
亭林并将唐王称帝看作中兴开端，“闻道今天子，中兴自福州。”
（《闻诏》）
傅占衡也以光武即位比拟唐王，勉励友人尽忠而为“将来中兴一人耳”。
（《湖帆堂集》卷四《贺南昌沈候行取序》）
顾炎武1658年作《京师作》诗，已感知中兴难以实现，“空怀《赤伏》书，虚想云台仗”。有失望而不绝望，其矢志中兴的信念尤其显示于《大唐中兴颂歌》，此诗纯从南明中兴可期的视角称赞中唐诗人元结的《大唐中兴颂》，“如见古忠臣，精灵感行色。以示后世人，高山与景行。留此系人心，枝撑正中夏。援笔为长歌，以续中唐音”。钱谦益在福王称帝后上《矢愚忠以裨中兴疏》，企望弘光政权成就晋元帝中兴伟业。他编《历朝诗集》，用“渊明甲子之例，于国号、纪年皆削而不书”，道咸间进士周星誉，还在斥其“想望中兴，以表其故国旧君之思，真无耻之尤者也。”
（《鸥堂剩稿·历朝诗集跋后》）
而《国粹学报》1908年重刊《钱蒙叟历朝诗集序》，按语多引述周星誉跋文，却已转贬斥为褒扬，显见清初“中兴”涵义与清末革命党宗旨相合。为明朝续命的遗民写下丰富的中兴史述，汇成一股明朗刚健之风，本应成为清初当代史热流中的浓重一笔，却为清廷禁毁而不知所踪。如奇人冯梦龙抗清之际所作《中兴从信录》
（即《中兴伟略》）
，以及顾绅《中兴纪录》《中兴颂治》、朱鉴等《中兴肇记》等，皆因名列禁毁书目而消失。
乾隆年间，牧斋同乡王应奎重提二钱说“中兴”分歧事，“钱饮光力诋东涧之注杜事，见于《与方尔止书》，其说甚谬，恐贻误后学，为一正之。”
（《柳南续笔》卷四《饮光误论》）
但所正之说，只是照抄王观国《学林》所谓平、去二音并行的定义，无任何新意，却显示中兴之义由汉唐旧说为宋人新义所取代。涵义泛化的趋向尤其体现于姚椿《中兴论》。姚氏是姚鼐弟子，道咸间国子监生，此文从历史角度专论中兴涵义。他将中兴分为两种类型，“有乱世之中兴，有治世之中兴。”前者特点在“扫除而作新之”，有夏少康、周宣王及东汉光武帝的中兴；后者特点在克服怠猛，“怠则整齐而严肃之，猛则休养而生息之”，有商太甲、周成王、汉昭帝，及唐宪宗、武宗，宋仁宗、孝宗和明孝宗的中兴。两类的共同点在“其道因而兼创”，能够承先启后，但通篇在论证后一类中兴的难能可贵。“人知继乱世之难，而不知继治世之难为尤甚。”姚氏给出的定义“夫所谓中兴者，非功名勇武之为难，而保世滋大之为贵”，与王观国所下定义同样含混，与汉唐旧说相去甚远。枚举的后一类中兴事例，均属自我作古。比如重点论证西汉昭帝继承武帝所遗虚殆的烂摊子，用霍光辅佐行政，遂使“中国富实，四夷宾服”，若是宣帝继位，则汉祚“不再传而失”，故霍光辅昭帝，可媲美周公辅成王，同为中兴佳话。这是姚氏看着现状曲解汉史，史书不以昭帝为中兴主，而以宣帝剪除霍光势力，使汉室转危为安，“称中兴焉”
（《汉书·循吏传》）
，“孝宣之治，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汉书·孝宣本纪》）
同治皇帝 爱新觉罗·载淳
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数以百计的中兴史著，其中不仅充满了谀词，所认中兴君主也有歧见，除同治之外，有指咸丰为中兴皇帝
（李滨《中兴别记》专纪咸丰中兴事迹）
，也有“同光中兴”之类不通的冠名。流行最广的是鼓吹“同治中兴”。这些编撰之作中论述的中兴话语，与历史脉络中的中兴涵义已无相似处。如1875年浙人京官陈弢《同治中兴奏议约编》自序，将中兴与反正混为一谈，并将同治中兴比作宣王中兴。周宣王的中兴是针对其父厉王的昏愦而言，同治较之乃父咸丰则百无一是，陈氏的比附全无道理。至于谀颂同治“孜孜求治，十有三年中，庙堂擘画何等焦劳，中兴事业甄殷陶周”，比照六岁登基、十三年后亲政半载就病死的史实，明显是一派胡言。当时另一浙绅徐有珂，借仿作元结《大唐中兴颂》，“以颂圣朝中兴之盛”，将同治中兴比作肃宗中兴，即以太平天国起义等同安史之乱，
（《小不其山房文集》卷二《拟元次山中兴颂》）
与顾炎武撰《大唐中兴颂歌》完全是貌同心异。薛福成作《中兴叙略》上下篇，无颜颂君，转而吹捧“中兴圣相”曾国藩如何只手擎天。而曾氏另一门下士孙衣言，则指出“肃、代中兴而御将之权替，高、孝中兴而养兵之患成”，含蓄的说明曾氏权势有限如唐将郭子仪。
（《逊学斋文钞》卷十一《刘文清公手书杜诗册题后》）
清人撰曾氏传记的套语不外乎“天生圣相”开“中兴景运”，但曾氏本人何尝以中兴名臣自居?
光绪初，学识俱属上乘的平步青作《中兴》一则，针对“近刻有《同治中兴录》、《同治中兴奏议》二书”，从定义和实事两方面对同治中兴名称予以否证。他揭示《新唐书·蒋乂传》中区别中兴、反正的定义“最为分析明白”，《宋史·南唐世家》韩熙载辨别“古者帝王己失之，己得之，谓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谓之中兴”云云，则本于蒋乂之说。据此定义，平氏认为清朝统治不曾有过失而复得的变故，“发捻跳梁，欧罗窥伺，旋即平定，何损于治？先帝一遵家法，何得以周宣相拟？光武同姓再兴，晋元偏安江左，尤非臣下所忍言。以此名书，无礼已甚，至章奏书牍，类多以中兴二字绳颂勋臣，亦为失检。”
（《霞外捃屑》卷二）
撇去颂清套话，平氏明确指出同治中兴的提法不能成立。山东按察使赵国华于光绪初年撰写的《中兴论》一文，则剥去中兴一词的各种历史语义，至接从家天下名分定义历代中兴现象，“少康于夏，宣王于周，光武于汉，元帝于晋，肃宗于唐，高宗于宋，史皆谓之中兴；或曰祖宗之泽为之也，或曰其君之才为之也，或曰为其乱之势犹不足以尽之也，……不尽然也。”所列三种情形都不足称要因，促成中兴之局的关键在于家天下名分意识制约人心，“开创之君得人心而后得天下，中兴之主因人心而以得濒失之天下。天地之经，君臣父子，其父为天子，天子为天下之君，非天下之君之子孙，非人心之所向，制于名也，众人之心之所向，而遂无人焉敢有不向束于义也。故夏周晋虽其德递降，而其势足以均，名义进之也；汉唐宋虽其才递降，而其势足以均，亦名义进之也。”
（《青草堂集》卷一《中兴论》）
此文欲褪去中兴君主头上的不凡光环，所谓中兴或伟大复兴，不过是他人不得插手的家内事，是君臣父子观念让危机中的君主沾光并化险为夷。在当时一片颂扬声中，其论不言而喻有着暗损“同治中兴”之意。康有为的变法奏议时有套用“同治中兴”说辞，而私下讲课则明言“咸丰乱离之后无学”，“道光以后，上无礼，下无学，贿络公行，垂至于今。”
（《南海康先生口说》）
章太炎更直陈同治以后处处呈现乱象和危亡之兆，正是清初遗民谋略的结果。
（《自述学术次第》）
在他们眼里，何曾有一丝半点“中兴”迹象？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美]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 [美]史景迁著，温洽溢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 [美]梅尔清著，萧琪、蔡松颖译，卫城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北京的赵一凡教授撰《西部国情考》长文
（《书城》2013年5月）
，无端插写一章《中兴词源考》，未见像样的考源文字，只是赞叹芮玛丽的同治中兴研究如何展示大家风范。“中兴一名，始见于《同治中兴京外奏议》，所谓中兴，专指大清复兴。历代中兴，均指中原王朝克服内乱，走向盛世。”“回顾同治十三年中兴史，玛丽惨笑：一个王朝看似已崩溃，竟又死里逃生，苟延六十年，这就是同治中兴。”所谓开口便错，此之谓也；居然看见玛丽惨笑，真是可笑。北京大学历史系2018年举办“菊生学术论坛”之“中兴惘然：对同光中兴的再思考”学术会议，想象“同光中兴”作为“帝国余晖”，带给中国近代史相对安定的三十年。这与芮玛丽说同治中兴使清朝苟延六十年的推断同样随意。主事者要对无中生有、暧昧不清的概念“展开多学科的再解读”，委实让人“惘然”；念及“同治中兴”一词长久成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知识点，尤其使人惘然。
“有名万物之母”，是道家史观的要指所在。历史万象中，有名无实的事物，往往因有名而被附会实之，有实而无名义则遭受忽视，虽有而若无，此即章太炎《正名杂议》所言“实异者无郵，而名通者受诮”。随互联网技术而流行的“虚拟现实”云云，并不是新现象，十八世纪末功利论者边沁创论“虚拟存在”（fictitious entities）说，揭示语文能虚构实在或事实，在二十世纪俨成显学
（C. Ogden《边沁的虚拟理论》）
，其论类似于霍布斯《利维坦》中揭露国家机器滥用词语、巧立名目使民众信虚为实的统治术。原本明晰的中兴概念在南宋以后的泛化和滥用，正可印证上述西哲的警示，也使促人深思章太炎何以奉荀子为先师、呼吁重视“正名”学说而响应者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