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犹记六年前那次重回长春，回来写了一篇追忆在吉林大学哲学系求学岁月的文字，投寄到沪上一家哲学杂志，蒙总编肯定，得以刊出。我的大学室友崔伟奇兄见后，赞为“大手笔”，那真是愧不敢当而又知我者谁——不是“舍我其谁”——的感觉！

　　此前高考志愿季时，偶然看到一则吉大推送招生广告，浏览早已搬至前进农场的母校新景，别梦依稀，当年北国春城求学时光又历历如在眼前，当时就奋笔写下了开头几节文字，后却因故放下了；眼下又到了开学季，姑且勉力将其续完算是“应时之作”吧。

　　若是要说我平生最有“赌性”、“性价比”也最高的那次冒险，当属1984年高考第一志愿填报吉大哲学系。盖因我们那一届，似乎是“改开”后有数的一次在分数揭晓之前填报志愿。

　　我按照估计的分数，于上报志愿表的最后一刻，在吉大的招生简章上发现了“自然辩证法”这个一般人听上去颇为“奇葩”的专业——这里还有个段子，当我后来拿着录取通知书到村上大队会计那里去办理迁移手续时，那位新时代的“帐房先生”看了一眼通知书，眨巴道：什么专业，自然异（弁）证法？——而且果断地填在了拢共三个专业志愿中的首位，另外两个记得是无机化学和高分子化学，毕竟我高考的化学分数接近满分！

　　结果等我喜滋滋地坐了四十多小时火车到长春报到后，发现浙江省录取在化学系的两位诸暨籍考生分数都比我要高出一截，而本省同样录取在自然辩证法专业的两位同学分数也都比我要高——仅此就可说我已经实现了自己考分的最高性价比！

　　可是更高的“性价比”还在后面。记得高考前夕，诸暨草塔中学，一群本县最后一届二年制高中的毕业生们在叽叽喳喳清北两校，结果被他们刚路过的班主任杨伟祥老师“齿冷”——这“齿冷”是有道理的，任何竞争性项目毕竟是要拿实力说话的啊！

　　到吉大不久，我发现虽然这大学一度被命名为“东北人民大学”，但是她岂止是人民大学的水准啊，简直可谓西南联大长春分校——数理化三系的江泽坚、余瑞璜和唐敖庆都是西南联大的教授；文史哲三系的成色也不稍低，虽然除了有鲁殿灵光式两位人物于省吾和金景芳的历史系，文、哲两系似乎更多新时代的色彩：张松如教授以诗人公木著名，据说他是八路军军歌的作者，但是其时早已息影春城，且经历了新时代政治上的风浪——曾于1958年被划为右派并开除党籍，先至吉林图书馆工作，1962年转入吉大中文系任教员，从事古典文学教研，1979年后重新被起用；哲学系创始人刘丹岩教授早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且曾留学英伦，后投身革命，辗转并于1958年创办吉林大学哲学系。

　　对我来说，进哲学系学习本来就有些偶然性，用我在别处说过的话：这种概率大概不会比在晴朗的夏日午后被闪电击中，或者在浙西小镇读到马尔库塞和弗洛伊德大多少。确实，在哲学系的学习经历也并不算顺利，除了毕业考研失败，被迫“流落”海岛，自然辩证法专业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抓住”我。坦率地讲，大部分课程比较无聊无趣。

　　为了“调剂”这种枯燥的学习生活，有一段时间我颇有些幼稚地沉迷于知青文学，甚至读过王安忆的《雨沙沙沙》。当然，能够吸引我的仍然是有一定思想性甚至思辨性的作品，例如张贤亮张洁张承志。在“重放的鲜花”中，我还读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并且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有一次还和后来的室友黄易澎君深夜讨论——的确，这应该是王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部作品，虽然我基本上没有读过他的其他作品。

　　这时候，念一所像样的综合大学的重要性就开始显示出来了——我去数学系听过课，但是显然难以坚持下去，我只能记住一些数学家的名字，例如吉大有位著名的徐利治教授，对数学史也很有见地，不过他后来调去大连理工了，正如哲学系最早研究人工智能的张守刚教授好像也是调去大连了。但是，数学系的课程听不了，还有中文系和历史系嘛！

　　说起来也许有点儿出人意外，我在吉大听过的最受益的课程之一是中文系的一位王老师讲授的古代汉语。很遗憾我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前一阵子试图利用网络搜索也无果，我只记得他课程上数次提到中文系的台柱许绍早教授的大名，这当然也并不奇怪，因为后者乃是王力先生高足，《古代汉语》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无论如何，王老师的课为我初步打开了古典世界，唤醒了我压抑很久的旧梦。那时候，我经常按照王老师课上引证和讲解的书目去买书，例如高亨、刘永济和林庚诸位先生的有些著作，我就是从王老师课上听到并去找来研读的。

　　大学时代总是也应该是最不切实际的理想岁月，一个小小的例子是，那时候我对于上古史很感兴趣，有一次在特价书肆得到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那真是一种如获至宝的心情，此书那时只有《古史辨》第七册上卷一个版本，而我捡到的就是这半卷书！我也曾跑去历史系听一位赵姓老师的先秦史课程，当然其难度和严格程度都不是我纯粹旁观时所能逆料的。倒是一位李姓的老师在一门接近于现在所谓通识课上讲到希腊的露天剧场时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剧场周围是一片碧绿的橄榄林！

　　回想起来，在我的大学时代，有两个最重要的机缘，贞定了我“献身”理论“事业”的志愿。一是正在知青文学和组合数学之间彷徨无依时，我聆听了其时还是中文系讲师的杨冬老师的一次关于文艺理论新方法的讲座，我是在那个讲座上第一次听到李泽厚的名字，第一次知道《美的历程》这本书，第一次听说精神分析“教子”卡尔·荣格的那一句“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如果说，此前在哲学系似乎闻所未闻的李泽厚的一系列论著让我初窥精神世界的广度，那么其时刚刚硕士毕业从教的李景林老师的中哲史课程，以及此后他所展开的具体研究则向我示例了怎样以邹化政先生和王天成老师所追求甚至达到的那种哲学思辨的严密性与严格性标准和水准来阐释和重建中国哲学的传统文本向我们呈现和提示的哲学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哲学不只是方法，中国哲学不只是材料，或者说，即使运用了西方哲学的资源和方法，但是所揭示出来的仍然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而且，景林师的工作把哲学思考的彻底性和圆融性与哲学表述的明晰性和典雅性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那时候景林师还没有开始指导研究生，而我和景林师在课堂内外的交流应该都是最多的。这种学习和请益的最后“成果”就是我在他指导下完成的毕业论文。虽然那篇小论并不算成功，而且因为机缘未足，我此后也并未从事中哲研究，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景林师已经早早地在我面前树立了哲学研究的典范性。

　　那时的吉林大学是所谓马路大学，文科片区的宿舍和教学楼外没有围墙。校园生活也并不丰富，我听过的讲座也并不多。因为早先对文学评论的兴趣，我听过出身于吉大中文系，那时颇为红火的文学评论家季红真的报告。记得在提问阶段，有一位听众提上纸条，上面写着：我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时经常想起张炜的《古船》。我们的评论家念完这个纸条，似不假思索地机警回道：你这句话倒过来说会更合适！

　　忆及这一场景，我不禁想起最近偶然听了那年从柏林Dussmann带回的一张题为POTSDAMER PLATZ的CD，内容是‪1920-1934柏林的流行音乐，竟让我恍然有旧上海的感觉，尤其里面的女生像极了周璇，那么我应该说是那个女声让我想起了周璇，还是周璇让我想起了那个女声？

　　鸣放宫是吉大的礼堂，我在那里听过王蒙的一个报告，其机敏善辩给人很深的印象，我记得他调侃一位著名的天体物理教授的工资买不了几瓶青岛啤酒，话锋一转，又说他陪外宾去崂山，向外宾介绍青岛啤酒也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生产出来的。

　　有一次，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许绍发来鸣放宫演讲，我因为喜欢打乒乓，和崔伟奇同学一起去听许总教头的报告，他讲了很多体制上的问题。忧国忧民到有些愤世嫉俗的崔同学听得心潮澎湃，见我一脸平静，就奇怪我为何如此云淡风轻，如同置身世外？

　　这就又让我想起去年有一次系里开会，有位领导谈到他们那时候为何出来“做事”，自我剖白是因为实在看不下去有些事情，话锋一转就调侃我：应奇是不会出来“做事”的，因为无论情况有多么差，他都是看得下去的！

　　虽然一向不积极出来“做事”的我对于“体制改革”的“热情”不高，逛书店却是我很有兴趣的，再说大学生活一个重要的内容不就是逛书店嘛，而那时的长春这方面条件颇为优越。在我们宿舍附近就有一家桂林路书店，我的那套《精神现象学》就是在那里买到的。

　　重庆路上的古籍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因为听古代汉语课而对楚辞产生兴趣，我在那里买了刘永济先生的《屈赋音注详解》和林庚先生的《天问论笺》，印象较深的还有一小册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红旗街书店有一个内部门市，有点儿像后来南京东路的学术书苑，我在那里买过不少书，不过我只记得错过了《利维坦》中译初版。

　　那时长春经常有特价书市，好像几次都在一个中学的礼堂里进行，我在那里淘到过王国维手校《水经注》，浦起龙《史通通释》，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还有女诗人陈敬容译波德莱尔和里尔克合集《图像与花朵》，还有一小册俞平伯的《杂拌儿》。

　　对了，吉大理化楼前还有家小书店，初看像是教材供应点，其实全是高大上的学术书。如今谁都无法想象一个连县城高中都没念过的乡村少年最初在那里受到的冲击。想起那一年在卑尔根大学的书店，童世骏教授与店员聊天时颇为自得于自己母校的这家书店，那家书店是不错，不过在我心目中，它应该还是不能与现在应该早已消失的理化楼的小书屋等量齐观的——最多只能与我当年念博士的杭州大学的那个小书亭相提并论。

　　那时候长春冬天最低温度零下三十多，有一次我去一个没有暖气的临时售票点买回家的学生票，回到寝室，耳朵已被冻僵，完全没有感觉了，刚想用热毛巾捂，好在我前两天刚重新联系上的室友赵书城同学一把夺去毛巾——据他告诉我，这种情况用热烫的毛巾捂，耳朵会成块地掉下来，这种不经意间成为梵高的感觉让我至今后怕。书城同学刚还告诉我，我在他的毕业留言册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不同的经历造就不同的人，只有内心之火把彼此照亮！”——但是对于这样的“豪言壮语”，我却是一丝儿印象都没有了。

　　长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连街道名称也都是让人记忆那么深刻：我们学校在解放大路上，离自由大路不远，宿舍附近就是同志街和桂林路。我认识的第一条长春的马路是斯大林大街，因为它就在长春火车站前，相当于杭州的西湖大道。

　　1988年，没错，就是歌手赵已然吟唱的1988，我离开了解放大路，经斯大林大街南归。我的行李，里面主要是我在长春淘到的书，直接托运到了宁波火车站。我的一位宁波籍的同学帮我一起把行李从火车站转运到宁波港码头，我将从那里坐船到我现在生活的千岛之城舟山。三十多年过去，我还记得我们在宁波刚碰上，已经先期返乡的我的同学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一口东北大茬子味儿？其实那时候我们应该都有所不知，在北国春城高高的白桦林里流浪青春的四年，那大碴子味儿才是给我们最重要的馈赠啊！         

　　-----

　　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