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锦鹰一年半没上过舞台了。
在陶身体剧场那五年，他去过三十多个国家，登过伦敦萨德勒之井剧院这样最顶级的剧场，他被林怀民从一堆舞者里一眼识出，被夸全场跳得最好的一个，但自从出走陶身体，成立鹰剧场，演出变成了最奢侈的一件事。
鹰剧场2018年年底成立，2019年4月在北京多维剧场首演《O》《M》后，他和小伙伴没再接到演出邀请，“就像奢侈品或定制品，演完就没了，也没人来联系我们。”余锦鹰自嘲。
今年10月中旬，鹰剧场终于迎来第二次公演。在“网红”阿那亚艺术中心的圆形剧场，顶着星空，吹着秋风，他们首演了两部新作《⊙》《神曲》，不少观众特地从远方跋涉而来，他们终于听到久违的掌声。
余锦鹰长舒了一口气，然而，喘息时间并不多。创团以来，他身背几十万外债，依然在负重前行。
没钱，没演出，没排练厅，鹰剧场正在泥地里打滚。4位舞者都是“90后”，在这支年轻的现代舞团身上，你能看到很多已经功成名就的舞团以前的影子，时光似乎在倒流，一切都在重演。
左起：胡静、段妮、林怀民、陶冶、余锦鹰，图片均来源于鹰剧场“双腿固定，这个作品就没意思了”
镂空的圆形剧场群星闪耀，一面巨大的裙子铺满全场，一位舞者站立舞台中央，束住手，隐去脚，只余腰部在旋转。
21分钟时间，舞者的腰部不断变换着角度运动，速度从慢到快，又从快到慢，最后戛然而止，留下一个空茫的背影。随着腰部运动，巨大的裙子起伏不断，像湖面落下石块，荡起涟漪，又像海面刮过烈风，翻起波浪。
“很美，很神圣，当我站在那里，我好像并不是一个‘人’的存在。”主演《神曲》的胡静说。
《神曲》今年2月，胡静从家里回到北京，借宿的小区因疫情管控无法进入，不得不挤进余锦鹰和友人的合租房。漫长的隔离期，创作成了遏制焦虑、恐惧的唯一方法，2平米大小的卧室则成了《神曲》的发源地。
头往那边探，会撞到柜子，往这边探，又会撞到桌子，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空间里，他们试图探索限制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余锦鹰想要“飘”的感觉，胡静做到了。她的上半身来去自如，可以拧到夸张的极限，下半身却始终岿然不动，底盘很稳。裙子的遮掩下，没人知道，她的双腿没有任何固定，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全靠自己扎着。
“双腿一旦固定，这个作品就没意思了，谁都可以做。”余锦鹰没有刻意对观众解释，更在乎能不能完成这个创举。
“起初就是试一下，看没有任何固定我能不能完成，慢慢发现，诶可以！”胡静私底下练过几十遍，腿部力量足，也不会头晕，她对身体的控制就像人说话，有呼吸，有标点符号，“跳的过程中，我不会有任何私心杂念，如果有，绝对跳不下来。”
演出时，也没人知道，胡静的腰椎受过伤。最严重时，蹲和起她都要直着腰，重物都拿不了。原以为练《神曲》会痛苦，结果，这部作品反而加强了她腰部肌肉的训练。
140平米的印花裙是余锦鹰找设计师尹经纬定做的，配乐则找大提琴家宋昭·阿伊斯写了一段独奏，琴声悲伤、怅惘、圣洁，孤独感扑面而来。
演出那两晚，阿那亚的气温不到10摄氏度。排练时，工作人员都披着羽绒服、戴着帽子、贴着暖宝宝，胡静一件薄衣立着，瑟瑟发抖。
“她一个人站那儿，特别孤独。她身上有我很向往的那种‘神性’，就像她的名字，非常静。”《神曲》是余锦鹰为胡静量身定制的，同时投射了他一路走来的孤独心境，以及他对“舞者”二字的信仰。但他跳不了，他太野了，让他安安静静站在那，受不了。
《⊙》《⊙》是双人舞，就连余锦鹰也叫不出名字，只能连比带划。
舞台上竖着一个装置，两个灯泡以不同速度旋转，地上画了四个圈，每个圈间隔一定距离，有着清晰的边界。两位银衣舞者齐头并进，绕着装置逆向旋转，又试图跨过边界。
但破圈没那么容易，在余锦鹰的设计里，舞者像是在一种失重的状态里，往后“躺着跑”，靠着失重感带动整个轴心去漂浮。往哪个方向跑，跑多少步，余锦鹰从头到尾都有一套计算和程序，舞者为此还做了厚厚的笔记。
舞者很快大汗淋漓。观众围坐四周，和舞者呼吸相闻，能看到细碎的汗滴，从他们的脸上飞到地上。“我都替他们累得慌！”一位阿姨重重地感叹。
疫情期间，排练厅进不去，他们就在小区门口的广场上画了四个圈，练了两个多月。沙地跑不动，余锦鹰特意找了一块硬地，顶着大太阳跑，人都晒黑了一层，“下午大家会出来走一走，有人问你们在干嘛，我们说在跳舞，他们笑了，跳舞还要计算这么精准吗？！”
“如果回到海岛，我可能做了渔民”
余锦鹰出生于广东湛江东海岛，18岁才开始学跳舞。家里没人懂艺术，他对舞蹈没什么概念，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
因为调皮，他从小学就开始逃课，辍学和转学是家常便饭。万万没想到，远在美国的迈克尔·杰克逊，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那一年，因为打破了一位同学的头，他正辍学在家。迈克尔去世的消息在岛上传开了，余锦鹰好奇，窝在房里不出门，反复看报道。迈克尔的太空步和肌肉震动，把他眼睛看直了，“我就喜欢这种！”他连忙跑去网吧刻碟，没事就跟着练。
余锦鹰就这样去了湛江艺校。
“我那么晚学，老师都觉得你回去吧，没戏了。我还驼背、内向，什么都往后躲，不敢跟人家交流。”
在岛里，余锦鹰只讲客家话，不会讲粤语，更不会说普通话。来到艺校，他仿佛掉进另一个世界，沮丧，孤独，心里又潮又湿。
劈叉、下腰、控腿都不行，刚进来那两个月，他只记得撕心裂肺的痛。暑假回岛，他用铁管自制把杆，每天扶着练基本功。回到学校，天还没亮他就起床了，一个人跑到操场，练跑步、弹跳、体能、软度。第二年结束，因为优秀，他异军突起了。
余锦鹰以为艺校已经到顶了，没想到，大学也有舞蹈。他决定北上，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学编导。第一年费用大约3万，是妈妈找高利贷借的。
湛江飞北京的机票要2000多。出岛后，他一路倒车到湛江、广州、佛山，再从佛山飞北京，几经折腾，最后机票不到500。
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天到北京，他直观感受到了自己的普通话有多差。在饭馆，他想点个酸辣土豆丝，说了很多遍，服务员听不懂，最后，他不得不指着图片说吃这个。那一刻，他很难受，感觉融进大城市太难了。
余锦鹰大二那年，陶身体招聘舞者。余锦鹰跃跃欲试，想去摸个底，没想到过关斩将，进了复试。陶冶问他愿不愿意来，他心动了。
退学了，实习了，他才知道，残酷还在后面。一起进团的人都是专业出身，余锦鹰没有童子功、底子薄，只能私下勤练，给自己补课。第二周，8个人里刷了5个，他是留下的其中一个。
“当时团里的人都不太看好我，除了陶冶。大家议论为什么选我时，陶冶说，‘三年后，他会是你们所有人里最有特质的舞者。’”
2014年，余锦鹰正式进入陶身体。同年9月，陶身体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演出，段妮把她在作品《7》里的位置让给了他。从海岛走向世界，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国际舞台。
“舞蹈救了我。”余锦鹰想过，如果回到岛里，他可能天天跟人打架，或者传承家族事业，做渔民，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
“那种生活是那样的，你就顺着。今天起来你就知道明天要干嘛，这一年你都知道你今年要干嘛，人是没有思考的。我回到那儿，除了吃饭、睡觉，没有别的事情做。”
舞蹈让余锦鹰觉醒，并心甘情愿，为它付出所有。他感谢爸妈给他取了这个名字，祈愿他像鹰一样飞到更远的地方，他身体力行，实现了。
“不能再晚了，我很担心我没有那个劲儿”
“他看重我身体天生的东西吧。我学动作很快，考团时，舞团的东西我看两三遍就会了。”
回忆起自己为什么能打动陶冶，余锦鹰说，他没受过正规的、传统的学院派训练，现代舞又很自由，他可以用很野蛮的方式来表达它。
“我是野路子出来的，按照我的思路走，你们谁都比不过我。一旦跳传统的东西，站在那儿，我就露怯。”比如做一些学院派的标准动作，他总是会超过标准，野到没有形状。有时候，他也会刻意超过标准，就为了把自己撕开。
进陶身体第一年，余锦鹰很羡慕学院派出来的人，觉得他们学的东西都很正。直到三年后，他才真正有了自信。他更理解身体了，也知道美是没有定义、没有标准的。
这期间，他像海绵一样开始疯狂吸收。闲下来，他就在网上看舞蹈视频，也去现场看展览、装置，好的坏的、有名的没名的都看，只看能不能刺激他，激发他的想象力，打开舞蹈之外的视野。
“可能它就是一条线，我可以把它拆成一万条线，再想怎么去组装它，怎么让它动。”第一次看完《声希》后，他爱上了沈伟的作品，因为沈伟的创作没有界限，有艺术的美感，这也正是他追求的方向。
余锦鹰伦敦萨德勒之井剧场、巴黎城市剧院、墨尔本艺术中心、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柏林八月舞蹈节、荷兰七月舞蹈节、日内瓦艺术节、亚洲文化艺术中心……在陶身体那五年，余锦鹰去过三十多个国家、五十多座城市的剧场及艺术节巡演。
每到一座城市，他都喜欢爬到屋顶、塔尖的位置，俯瞰全城。想了解这座城市的变化，看建筑的设计和布局，便略知一二。
2016年年底，陶冶开始编作品《9》，在素材上给了舞者自由和发挥空间。余锦鹰大学学编导，一直有创作欲，陶冶看到后，和他分享了许多编舞的经验和方法，鼓励他大胆创造。
从身体到思维，余锦鹰那一阵像野草一样疯长，变得越来越开阔。2018年认识几位舞者后，他觉得是时候跳出来，自己创作了。
在陶身体，他就像躲在温室里，非常安全，非常舒适，所有压力都是陶冶在扛。创立鹰剧场后，重担在身，什么都要他自己背。
“舞者到了那个点，必须从零开始。不能再晚了，如果再往后，我很担心我没有那个劲儿。”他说。
“最穷最苦的时候，你才会明白想要什么”
胡静比余锦鹰晚一年进陶身体。她清楚地记得，和余锦鹰离开陶身体那天，是2018年12月7日。前一晚，他俩刚和舞团拍完宝马MINI的广告宣传片。
胡静12岁就来北京，一路跳到北京舞蹈学院，学现代舞编导。但从大二开始，她就坚定了要当舞者。毕业后，她连考了两次陶身体，享受到纯粹做舞者的快乐。
还是太年轻了。有时候不注意，她会用力过猛，因此留下腰伤，最痛苦时，胡静不得不做退团的打算。
室外排练余锦鹰当时正在排《O》，缺舞者，问她能不能帮忙，胡静爽快答应帮他跳完首演。
在不耽误陶身体工作的情况下，两人利用休息时间一起找素材。小区花园、高架桥下、大马路边，都留下过他们排练的身影。
后来，《M》的舞者不够，也需要她上。这个过程中，她开始思考，怎么用力才能少痛一点，身体竟渐渐好转了。
“我想当舞者，如果真放弃了，还挺不甘心的，那就接着跳吧！”离开陶身体这样好的平台，要说没有犹豫和纠结，那是假的，“当然会有犹豫，但一定是在我说出口之前。当我决定了，我就不会后悔。”
室外排练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在这样一个白手起家的舞团吃的苦，还是让她倒抽冷气。
最苦的是2018年底到2019年年初，《O》和《M》首演前。余锦鹰的好友把他在罗马湖的画室借给他们，画室又宽敞又明亮，到了冬天才发现，屋里没有供暖，电压不够，电费又太贵，零下二十度的室温，大家就干冻着。
来北京15年，那是胡静过得最冷的一个冬天。她冷到发烧不自知。被送去小诊所，医生一量，39度，她连呼不可能，因为每天都是这种感觉。
直到过完年，余锦鹰才重新找到一个暖和的排练厅，在北京城外诚家居广场。从东北六环外，迁到东南四环，大家觉得已经幸福很多了。
在陶身体，胡静只需安心跳舞，在鹰剧场，很多事情要她亲力亲为，比如盯装台，比如白天排练，晚上跑到北服找小姐姐帮忙做服装。有些男孩做不来的，她都得做。
“反正什么都没有，你慌乱有什么用呢？你只能想办法，让自己过得更好，而不是哭，我好苦啊，我应该再回去。”
胡静从没想过离开，“我们有任何不对劲，余锦鹰会比我们紧张。他一直在想着往前走，会想各种办法让我们好。你在这里是有安全感的。”
室外排练对于吃苦，余锦鹰的感受只会比胡静更深。
《O》和《M》首演后，余锦鹰就欠了一笔钱，陆陆续续，累计外债几十万。有位大哥愿意借钱给这位小弟，他独自一人从云南深山走出来，经营着一个茶品牌，看到拼命的余锦鹰，总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余锦鹰如今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几百块。他好几年没买衣服了，以前出门都打车，现在都坐地铁、挤公交，去练舞干脆骑自行车或走路。
舞团还没靠演出赚过钱。舞者们工作六天，休息日都在外面代课，或者接项目，但凡接到项目，所有钱四个人平分。
今年4月，受疫情影响，课也上不了了，能支撑生活的饭钱、房租钱都没了。余锦鹰很慌，怕大家撑不下去。他硬着头皮众筹，陶冶和段妮看到后，立刻给他转了一万。求助信最后筹到三万多，助他们渡过难关，撑到今天。
其实来北京前后，也是余锦鹰家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投了好几百万，包地、建虾池、进虾苗、请工人，结果一朝水污染，养殖的虾全死了，钱全亏了。当舞者那几年，家里也一直劝他放弃，怕他养不活自己。
“我觉得我很自私，但最穷最苦的时候，你才会明白，你想要什么。”他笃定，“人可以很简单啊，舞蹈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财富，但它让我清楚，我要怎么过完这一生。”
“就算五年后失败了，我也不后悔”
《O》《M》《⊙》《神曲》，4部作品，4位舞者，4种风格。
在《O》里，舞者像是演着卡夫卡的《变形记》，所有运动都是通过骨节；在《M》里，舞者又像是雕塑复活，演着一出人从爬行到直立行走的简史；《⊙》以“跑”堆叠出一个无限接近于无穷的宇宙视野；《神曲》则在背向的“站立”间，以被缚的身躯铸刻了一首深邃的诗。
《O》余锦鹰有着兴奋的、旺盛的创作欲。虽然每天十一点就上床了，但他感觉自己三四点才真正睡着，脑子一直在转，幻想着各种各样的舞蹈画面。
他手里尚存着3部新作，还打算以《⊙》为起点，做“符号三部曲”。很多作品都是创了一半，快到要钱的部分，他就不敢再做了。
他并不将视野框在舞蹈里，而是放眼艺术，想打破舞蹈和绘画、装置、雕塑、多媒体等的边界。相较黑白灰的极简主义，他更喜欢色彩性的表达。他也不希望作品太过高冷，想让大家走近他们、围着他们，一起取暖，一起共振。
现代舞的编舞要做出特立独行的风格，让人过目难忘，太难了，余锦鹰正在朝这个方向走，“我找到了一点点。”“鹰剧场一定是带有我的审美和色彩，如果它还按部就班，它的存在没有意义。”
胡静认为，余锦鹰在编舞上是有天赋的，“在生活中，他会跟你有商有量，但在作品上，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挺强势的。”
在她看来，这种强势是应该的，“如果你的想法飘忽不定，我们会更痛苦。也许他有纠结，但不会在我们面前表现。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就算有改变，他也是很坚定的。”
《M》也有人试图从鹰剧场寻找陶身体的痕迹。比如陶身体标志性的动作体系，余锦鹰和胡静浸润多年，能轻易抹掉吗？
“把它全扔掉，像一个没学过舞蹈的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刻意扔掉，而是吸取精华，在这个基础上去发展自己的东西。”胡静坦诚。
余锦鹰认为，在陶身体那五年，大家一起成长，他不只是吸收，也有贡献。每个舞者的身体都是独特的，接下来，他会挑舞者们独特的那一面来放大，就像他为胡静量身定制《神曲》，而不是把每个人的身体都变成他这样。
“太浪费生命了！”这是余锦鹰的口头禅，年少时浪费了太多时间，如今，他拼了命补课，前所未有地上进起来。创作一天如果没收获，便是他最不开心的时候。
前段时间，舞团去成都出差，结束后玩了几天，“哇！天天吃吃吃，脑子也不转，我跟他们说，不能这样，会变傻！他们都笑了。”
胡静觉得，国际演出或许是舞团的一条出路，现代舞放在国内，还是太难了，“国外看现代舞就像看电影一样，任何人都会进去。回到国内你就发现，你送票他都会犹犹豫豫，不乐意来。”然而，疫情将他们困在国内，这条路暂时走不通。
从创团到未来，余锦鹰给自己设了五年期限，“如果没做出成绩，我就把这五年的所有经历做一个展结束掉。如果能活着，我也做一个展，做完继续。”
“我不后悔，就算五年后失败了，我也不后悔。如果不做，我永远迈不出来。”他重复着，“我想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艺术就是说自己的话。”
舞蹈是拙于言辞的他们唯一信任的表达方式。
对未来，余锦鹰有足够的耐心，但他担心团队人的生活，这也是他压力最大的地方，“我可以追求很少，但我还是希望我的舞者能过得好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