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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1917～2012）
作为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和《极端的年代》——的作者，霍布斯鲍姆关于历史的沉思必定会引起高度关注。这四部曲虽然出版年月距今不算远，最后一部《极端的年代》出版于1994年，但已迅速跻身历史学经典之列，在系统描述当代世界如何形成方面几乎是无以伦比的。年代四部曲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内在节奏，在清晰明快的叙述风格下，又不乏冷静辛辣的分析和论断。四部曲涵盖从法国大革命到1991年整个人类的历史，视野恢弘，但对不同地域差异的观察又极为敏锐、入木三分。
本文节选自凌越：《见证者之书》。转载自“经济观察报书评”微信公号。
见证者之书
文 | 凌越
来源 | 《见证者之书》
尽管在历史叙述占主导地位的四部曲中，霍布斯鲍姆也在不断展现他在抽象思维分析方面的杰出才能，但是这些分析和判断毕竟是基于某些基本的史实或事件的，而只有在《论历史》这本书中，我们才能正面了解到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深湛的历史观。这就像我们在欣赏了某位球星在球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盘球过人、惊世骇俗的射门之后，在球员休息室里听取这位球星以从容的声调讲述他刚才在场上的心得体会。也许没有比赛进行时的那种直接的魅力，但是理论永远是行动的先导，在历史研究方面尤其如此，很难想象一个历史观保守平庸的历史学家，仅凭漂亮的修辞和史料就能写好历史。从反面讲一样成立，业已写出经典的历史学著作的历史学家，当他反思自身——历史学自身以及历史学家自身——时，他的历史学观念一定和历史著作本身靠精彩叙述建立起来的魅力是相辅相成的。
《论历史》并不是一部结构体系完善的专著，尽管全书分为21章，但是每章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事实上，这本书是霍布斯鲍姆在80高龄时编纂的一部论文集，由不同时期发表的21篇文章、书评和演讲稿构成。最早的两篇文章《过去感》和《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发表于1970年，最晚的两篇文章《耐人寻味的欧洲史》和《我们能为俄国十月革命史下定论了吗？》发表于1996年，其时霍布斯鲍姆已是耄耋之年。也就是说，《论历史》里的文章多是霍氏在学术生涯中晚期因为某个机缘——评论某本书或者参加某个研讨会或者受邀主讲某个讲座——而写的。
一般而言，各领域形形色色的评论本质上都要有“受邀而作”这个外部机缘才会显得自然，因为再美妙、微妙的历史意识都可以运用在历史书写的“球场”上，而通常也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所谓的概念和方法论才能名副其实地发挥它们恰如其分的作用——不至于显得过于自恋和夸夸其谈。但是，正如霍布斯鲍姆在《论历史》的前言中所言：“目前的潮流却倾向于从概念和方法论上提出历史问题。”而他自己则将《论历史》这本书视作对于他并不那么喜欢的潮流的一种被动回应，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正当崇尚和平的历史学家泰然自得地在肥美的史料牧地上低头咀嚼，或反刍着其他人的出版物时，其他领域的理论家却已经不知不觉地围上来。”
观念的交锋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之一，也悖论地反映出这个时代思想上本质的孱弱。霍布斯鲍姆对此虽然并不热衷，但是当他去应战时，他的表现也毫不含糊，并借助这个纯粹思辨的平台，对他一直关心的诸多历史问题展开精彩论述。首先，霍布斯鲍姆关心的是社会与政治两方面对于历史的运用和滥用。而在这个问题的后面，则是对于“历史真相”一以贯之的追寻，哪怕霍布斯鲍姆深知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逐渐流行的相对主义思潮正在以花样百出的名目蚕食这历史真相。按他自己的说法，“我认为如果不区别什么是及什么不是，那么历史就不存在了。”换言之，历史真相对于霍布斯鲍姆是确凿存在的，至少这是他从事历史研究的信念所在和出发点。
《论历史》排在最前面的三篇文章——《在历史之外与在历史之中》、《过去感》、《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正是集中探讨这一问题的。在文章中，霍布斯鲍姆列举种种历史被滥用的例证，讲到这个问题必然要触及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说克罗齐的这句话是对历史研究某种本质的精彩概括的话，霍布斯鲍姆则以其特有的韧性力争往前再走一步，试图挣脱社会和政治时时刻刻绑在历史学家身上的锁链。他敏锐地意识到：“历史作为一种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或基本教义派会加以运用的原始材料，就如同罂粟乃是海洛因的原料一样。”问题是，历史从本质上又经常无法合乎现在的需要，因为当代政治想要合理化的现象，并非来自古代，也并非来自永恒，而是一种历史的新事物。这样一种强烈的现实政治需求和历史材料的脱节，导致的唯一后果就是现实政治对于历史的扭曲，然后用半真半假的所谓“史实”来给自己的政治主张背书，至此，也就到达了霍布斯鲍姆所批判的政治对于历史的“滥用”。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下半叶后现代思潮在西方大学兴起，特别是在文学系和人类学系，并最终也对历史研究造成冲击。后现代思潮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相对主义在现代的显现，它暗示所有貌似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实只是人的主观愿望所构建出来的，简言之，事实与虚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这种思潮也许出发点是基于对“父辈思潮”的反动——一种在文化各个领域广泛存在的弑父情结，但是客观上它有意无意暗合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助长了政治对于历史的滥用。和时髦的后现代思潮针锋相对，霍布斯鲍姆强调“具备区分事实与虚构的能力，乃是基本中的基本”。否则，历史学家的研究就可能变成一个制造炸弹的工厂，而现实政治中各种极端组织就将在这样的工厂中，将化学肥料变成炸弹。
许多现实政治诉求都是建立在被扭曲的史实上，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就从各自利益角度出发对历史进行“修缮”；以色列建国以来也不断从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运动的观点来撰写以色列史；希腊民族主义者反对马其顿独立为一个国家，因为他们认为所有马其顿人都是希腊人，而事实是，公元前四世纪时，希腊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单一的政体，同时马其顿帝国和希腊完全无关。对历史的滥用有时并不遥远，如果把抗日战争作为研究对象，我们中国人就可以很好的理解这个问题，最近十几年来，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正一点点展示在国人面前，速度之缓慢甚至可以用羞涩来形容，而展示的进程其实完全取决于当下的政治气氛。眼光还可以再放开一些，曾经尚有人在耕耘的文革史研究如今在国内基本成了禁地，因为现实政治对于它的容忍程度已经收缩得非常小，曾经可以在国内公开出版的相关历史著作也就沦为禁书。
关于对历史的滥用，胡适也曾有过精彩论述，他在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一段话，和霍布斯鲍姆的论述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胡适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霍布斯鲍姆的可贵之处则在于，对于这种日益流行的以非理性目的系统扭曲历史的潮流作不妥协的斗争。“历史要是成为鼓动人心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就自然而然成为自我褒扬的神话了。”这时，所谓历史反而成为掩盖真相的眼罩，将人们蒙蔽在意识形态的迷雾中。对此，在《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一文末尾，霍布斯鲍姆给出自己简洁又坚定的回答：“将这块眼罩拿掉，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若是做不到，至少偶尔将它轻轻掀起。”
如果说《论历史》前几篇文章，从道德层面厘清并驱散了笼罩在历史学上空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迷雾的话，文集中间的《马克思给了历史学家什么？》、《马克思与历史学》、《所有人都拥有历史》等几篇文章则将整本文集带入霍布斯鲍姆最关心的议题——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的关系。作为西方当代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无论在学术还是个人生活上，马克思主义都给霍布斯鲍姆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霍布斯鲍姆19岁（1936年）即加入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一整套的方法论和历史观已经浸入他的骨髓之中。在世俗生活中，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悔改的共产主义者”，哪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引发东欧政局动荡，英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也都处于集体精神奔溃的边缘，霍布斯鲍姆当时任组长的历史学家党小组除他之外都在1957年夏季退党了，其中包括汤普森夫妇、约翰·萨维尔、希尔、萨缪尔等人。对马克思主义，霍布斯鲍姆可以说做到了至死不渝，而质疑之声应该说也不绝于耳，尤其是1991年前苏联和东欧集团解体以后，这种质疑就变得更加明显了。越到后来，霍布斯鲍姆的坚持就越显得孤单，而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不更应该对历史有着犀利的透视能力吗？
关于他为什么选择一直留在党内，霍布斯鲍姆在他晚年出版的自传《趣味横生的时光》中正面做了回应：
我不是作为一名年轻的英国人加入共产党的，而是在魏玛共和国解体时作为一名中欧人加入的。我加入它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不仅意味着抗击法西斯主义，而且意味着参加世界革命。我仍然属于第一代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批。对于第一代共产党人来说，十月革命是政治宇宙的北斗星。······对于从这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人以及确实走过这段历史的我来说，与党决裂要比那些后来者或者从别的历史中走过来的人困难得多
语调很真诚，而且他一生的经历也在印证着这真诚，但毕竟抹不掉字里行间为自己辩护的色彩。或者换句话说，至少对于霍布斯鲍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有活力的思想，虽然如今它陷入了低谷，但总有东山再起的一天。无论如何，早期共产党人的道德和理想主义情怀是令人尊重的，霍布斯鲍姆以自己矢志不渝的坚持，为自己也为他毕生信奉的东西赢得了尊敬。
在具体的历史书写的学术生涯中，马克思主义更是霍布斯鲍姆最为仰赖的方法论，比如他花费毕生心血撰写的年代四部曲，在叙述结构上就是在遵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每一卷首先叙述相应时期的经济基础，继而是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冲突的描述，接下来是全景式描绘社会各个阶级，最后考察文化和理论状况。在《论历史》前言中，霍布斯鲍姆坦言马克思主义对于自己的意义：“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不会对历史产生特殊的兴趣，日后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学教授，马克思，以及青年马克思激进分子的活动，提供了我研究的素材以及写作的灵感。即使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取向中有一大部分可以丢到垃圾桶里了，我还是愿意表示我的敬意。”
在《论历史》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的几篇文章中——事实上，由于马克思主义是霍布斯鲍姆观察历史进程的基本视角，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说浸透在他的每一部著作每一篇文章中——他则从理据上为马克思主义进行辩护。在《马克思给了历史学家什么？》一文中，霍布斯鲍姆断言，历史学转变的主要动力，来自马克思，“他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尽管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居然有这等成就”。他称道马克思的《法国的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都是“非凡之作”，而完成于1857到1858年间——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才公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对历史所呈现的“最成熟的思考结果”。马克思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将历史学成功转型为社会科学上，而他的优点则在于他同时考虑了“社会结构的存在以及历史性”。
二十世纪历史学对于经济与社会史的侧重和挖掘，尽管法国的年鉴学派从另外的途径也将自己的地盘推进到这两个领域，但是霍布斯鲍姆显然认为在这一重要转变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重要的推动力。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正是马克思特别强调了观念世界、情感世界与经济基础有本质上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第二个贡献则是，观念领域中所呈现出来的阶级结构、权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冲突与相互关系。在探讨有关英国史学和年鉴学派关系的一篇文章里，霍布斯鲍姆特别提到另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基本动机——要将织袜工与农夫从近代历史学家的优越感（他们认为他们想得更多更好，而且更有逻辑）中解放出来。这种在左派历史学家中一度颇为流行的底层视角和强烈的道德意识，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自然也和马克思主义脱不了干系。
在《论历史》一书中，霍布斯鲍姆反复讲过马克思的思想有一部分是错误的，需要扬弃（具体是哪些错误，则没有写明），但是他又表态绝不会放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也就是说，马克思对于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提供了一套有力的方法论，而不必对马克思存在漏洞的文本斤斤计较。在这里，霍布斯鲍姆作为马克思忠实拥趸的偏心有所显现，而他的底气应该还是在于英国和他同辈的一代杰出的左派历史学家为历史学做出的扎实的贡献。另一个让人们耐心听取霍布斯鲍姆复杂的辩护词的原因，是他显而易见的真诚，应该说这种真诚激发了读者某种程度上的同情心，尽管大部分读者（尤其是曾经将马克思奉为神明的国度里的读者）业已丧失对马克思的膜拜情结。霍布斯鲍姆曾经在自传里说过，十月革命是政治宇宙里的北斗星。当他在1996年试图在《我们能为俄国十月革命史下定论了吗？》一文中对十月革命重新评价时，自然引起人们的兴起，但是通篇辩护的语调，也许是出自历史学家超越常人的历史观察力，也许仅仅意味着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对于自己毕生追求略带固执的守护。
《论历史》最后一篇文章是发表于1994年的《自我认同的历史还不够》，虽然文章不长，但霍布斯鲍姆将其置于书末，显然有其深意。当他暂时放开固有的“党派意识”，他的文字似乎立刻恢复了经常伴随着他的活力。在这篇文章里，霍布斯鲍姆回到历史真相和历史学家的责任这一主题，和书的前几篇文章显然有一种呼应关系。在文中，他再次引用他曾经在别的文章中多次引用过的法国十九世纪学者勒南的一句话：“遗忘，甚至于让历史出错，乃是民族形成的一个本质要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研究的进步，往往会危害国家的认同的缘故。”而霍布斯鲍曼也再次站到进步的历史研究这一边:“坚持证据的最高性，以及区别可验证的历史事实与虚构之不同，是历史学家用来表现自己对研究负责的唯一方式。”在再次重申维护历史真相的尊严之后，霍布斯鲍姆进而提出，谎言其实并不是最危险最有害的，因为总有后来的历史学家将其本来面目揭示出来。最危险的，在他看来是将某一群人的历史完全孤立于整个外在脉络之外，从而以真实（某种程度上）的面目制造了另一种“谎言”。霍布斯鲍姆强调对于普遍性的追寻——一种恢弘的视野，一种在复杂的社会诸因素间寻找内在联系的能力。在他看来，这还不是忠于历史理想的问题，而是不这样，人们就无法了解人类的历史，那么对于局部历史的了解势必出现偏差。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话，也就是整本书的最后一段话，很像是一个阅尽世事的老人给这个纷乱的世界的最后遗言，其中隐含着告诫与悲怆，相信任何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某种彻骨的寒意和颤栗。
遗憾的是，从这个世界到20世纪末为止的大部分状况来看，坏历史并不是完全无害的，它是危险的。从明显无害的键盘所打出来的字句，其实可能是死亡的字句。
原标题：《霍布斯鲍姆：遗忘与篡改历史，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