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天，意大利人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跟着德国人只能一条道走到黑。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7月19日，罗马遭到轰炸。意大利外交官、法西斯党员马里奥·蒙德洛说：“所有人都知道战争失败了。当然，所有人都认为意大利必须退出［战争］，而不是和墨索里尼待在一起……有时，我们比德国人更为现实。当然，还有更为现实的，比如我们并不忠于现在的领袖。我不认为这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但我们的民族性就是如此。”
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下台巴多格利奥元帅接替墨索里尼担任首相，并试图通过谈判找到一条摆脱战争的道路。1943年9月3日，也就是盟军从西西里登上意大利大陆的当天，意大利新政府同意停战。9月8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公布了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意大利退出轴心国，对于居住在这个国家的犹太人来说成了灭顶之灾。从墨索里尼下台到意大利投降拖了太久，让德国有时间做好准备。意大利一退出战争，德军就占领了意大利的基地和设施。9月10日，德军控制了罗马，当晚希特勒录制了讲话并进行广播。他谴责了意大利新政府，称德国决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投降。“我们都知道，”他说，“在这场无情的斗争中，失败者将听凭敌人的意愿被消灭，只有胜利者才有办法生存下去。”
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对于德国的其他盟友来说——一种解释是，意大利不想战斗到底，是因为他们不是大规模灭绝的参与者。尽管墨索里尼政权曾在意大利境内迫害过犹太人，但他们并没有把犹太人集体送往纳粹死亡集中营。不仅如此，直到投降的那一刻，意大利人还一直在保护境外占领区的犹太人不被驱逐。例如1943年春季，在保加利亚将色雷斯和马其顿的犹太人驱逐出境时，意大利驻德占萨洛尼卡的领事把一批希腊犹太人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雅典，那里当时是意大利的占领区。甚至还有一些意大利士兵光顾德国在萨洛尼卡关押犹太人的营地，称其中一些妇女是他们的“妻子”，因此不能被驱逐出境。
意大利的投降意味着这些保护都不复存在了。生活在意大利控制地区的犹太人的境况突然变得非常糟糕。例如，德国人一进入法国南部的尼斯——当时这里是意大利控制区——就开始搜捕犹太人，其残暴令人发指。自从意大利人取代维希政府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到这里避难，在过去的十个月中，他们一直受到保护，现在德国人开始报复了。进入意大利本土后，他们也同样冷酷无情。在意大利北部马焦雷湖周围，党卫军开始寻找犹太人，在该湖南端的梅纳，他们在一家旅馆里遇到了一些犹太人。他们杀了其中的十六人，并把尸体扔进了湖里。
不到一个月后，1943年10月16日，德国军队开始对罗马犹太人采取行动。人们可能认为德国人不太敢这样做，因为梵蒂冈就在附近。虽然教皇庇护十二世尚未公开谴责对犹太人的灭绝，但他真的就会对此完全无视吗？德国驻罗马教廷大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认为这不太可能，驱逐罗马犹太人一定会招致教皇的责难，从而对德国不利。但魏茨泽克错了，教皇不仅没有进行任何警告，在事件发生后也没有进行任何公开的谴责。
10月16日清晨，二十二岁的罗马犹太人塞蒂米亚·斯皮齐希诺感到有些不对：“那天晚上与之前不同，人们可以感到气氛有些异样，一种沉闷的安静，我无法形容。凌晨四点，我们开始听到脚步声，沉重的脚步声，那是士兵行军的脚步声。于是我们走到窗户前看看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德国人闯进了房子，带走了犹太人。当我们看到德国人也进了我们的房屋时，都吓坏了。”塞蒂米亚和她的家人被带到了梵蒂冈附近的一所监狱，她描述那里的情况“十分可怕”，然后她们从那里被送到奥斯维辛。她是在德国占领期间从罗马被驱逐出境的一千八百名犹太人之一。“我是在战争结束后从奥斯维辛回来的，”她说，“我在那里失去了家人。我的母亲、两个姐姐、我的小侄女，还有一个弟弟。如果教皇发出警告，许多犹太人就会逃走，他们会做出反应的。但是，教皇保持了沉默，正中德国人下怀。他离我们非常近，我们就在他眼皮底下，但他什么忙也没有帮。他是个反犹太人的教皇，不愿意冒一点点风险。”
塞蒂米亚·斯皮齐希诺鉴于自身的遭遇，认为教皇也是反犹的，这可以理解，但未必正确，因为教皇显然没有阻止牧师和修女藏匿犹太人。郇山修女会的路易莎·吉雷利修女说：“教皇下令修道院可以开门，它打破了封闭的惯例——为任何逃亡者敞开了大门。”恩里切塔·迪·韦罗利是被修女们藏起来的犹太人之一，她永远不会忘记她们是如何拯救自己生命的：“我们在这里躲藏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修女们非常好，这些美丽的修女代表了我生命中的九个月。她们很重要，我想表达的不仅仅是谢意。”四千多名犹太人受到天主教会的保护，并被藏在修道院和其他各种教堂建筑中，有几百人甚至躲进了梵蒂冈内的避难所。
不过，即便教皇已经得知纳粹打算灭绝犹太人，他也不会直言不讳地谴责这一罪行，这很可能是因为害怕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教皇担心一旦信仰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获胜将对教会不利；其次，他担心如果谴责德国人，他们就会闯进教堂，搜捕躲在那里的犹太人；最后，他担心德国会轰炸梵蒂冈。所以，他闭上了嘴。在他看来，这无疑是在为天主教会这样一个机构的利益考虑。但是，就像我们在荷兰犹太人的事例中看到的那样，很难想象如果教皇采取强硬路线会发生什么事。也许德国人会收拾教会，也许—鉴于希特勒已经表现出不愿意得罪德国教会—他们什么也不会做。而我们知道，一旦教皇发话，就会给予全世界道义上的指引。
在意大利驱逐犹太人的不仅仅是德国人，也有意大利人，特别是法西斯团体的成员，如黑衫旅和其他依附于所谓“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军事组织——意大利北部地区仍然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统治之下，他被德国伞兵从监禁中救了出来。
总共约有七千名犹太人被驱逐出意大利并遭到杀害，约有80%的意大利犹太人在战争中幸免于难——他们大多穿过边境躲到了中立的瑞士。起初，在德国刚刚占领意大利时，瑞士并不接收意大利犹太人前来避难，除非他们是孩子、老人或者和瑞士人结了婚。这些限制在1943年12月被放宽，直到1944年7月才被更为宽松的措施所取代。在整个战争期间，前往瑞士寻求避难的意大利犹太人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瑞士个别边防士兵的同情。
对比荷兰高达75%的犹太人死亡，意大利只有不到20%的比例似乎很低，但这仍然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因为意大利与荷兰不同，意大利犹太人遭到全面迫害的时间较晚。而且，随着盟军的推进，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都消除了威胁。例如，1944年6月4日，也就是意大利投降后不到九个月，罗马就落入了盟军之手，德国人甄别、抓捕和驱逐犹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意大利的大屠杀历史与距他们北面七百英里之遥的另一个沦陷国相比，显得尤为阴冷。丹麦生活着大约七千五百名犹太人，1943年秋天，德国人打算对他们采取行动，大约就和意大利同时。在夏天，丹麦爆发了罢工和其他抗议活动，纳粹原本对丹麦相对较为“轻松”的占领随之结束，丹麦政府于8月辞职。纳粹在丹麦的全权代表维尔纳·贝斯特实行了紧急状态，上级要求他对犹太人采取行动，其计划是在1943年10月1日晚拘留丹麦犹太人，然后将他们驱逐出境。但就在行动的几天前，维尔纳·贝斯特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他通过一名中间人德国海军武官格奥尔格·杜克维茨，把将要发生的事透露给了丹麦犹太人。贝斯特向杜克维茨简要介绍了一下计划中的驱逐行动，他知道杜克维茨同情丹麦人，会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丹麦的上流阶层，他们转而又会警告犹太人。
丹麦警察努德·戴比说：“我在警局听到了［实施驱逐的消息］，当然，我们和记者以及政客是同时听到它的。这令我们所有人都很吃惊，我们从没想到过德国人会在两年多后逮捕丹麦的犹太人。”努德·戴比和他的同事们一样“并不赞同这种歧视”，他从一些“地下媒体”了解到犹太人被驱逐后的命运，感到自己必须帮助他们。
直到德国人决定将犹太人驱逐出境的那一刻，“丹麦犹太人的处境还是相当幸福的”。1943年时只有十四岁的本特·梅尔基奥尔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常犹太化，我们很好地融入了丹麦社会。几个世纪以来，跨民族通婚是很常见的，很多非犹太人都有一个犹太曾祖父或曾祖母。所以我要说的是，这里对犹太人很友好，我们不是什么威胁——不论是对教会还是国家。相反，许多犹太人在丹麦的公共生活、艺术、科学甚至政治领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特·梅尔基奥尔记得，如果你感到有任何危险，可以“请求街上任何一名警察的帮助，而不必担心让德国人知道”。这种环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丹麦人——不论宗教信仰如何——能举国一致对抗德国人。
在得到德国人即将行动的消息后，犹太领袖在犹太教堂和所有犹太社区发出警告。许多居住在哥本哈根的犹太人离开了城市，躲到了农村的房子里，或者搬到了他们的非犹太邻居那里。
丹麦的非犹太人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来提醒犹太人。十七岁的罗伯特·彼得森说：“我在邻近的街道上挨家挨户地走着。每当我看到一个写着犹太名字的家庭门牌时，我就按门铃要和他们说话。有时他们不相信我，但我成功说服他们收拾行李，和我一起去比斯珀比约医院，那里已经变成了犹太难民的聚集地……那里有医生和护士照顾他们。然后我回到我的社区，寻找更多的犹太人。”
最常见的逃生路线是横渡狭窄的海峡去往中立的瑞典。像努德·戴比这样的志愿者，护送了几小批犹太人穿过哥本哈根到达渔港，他说：“这样的事总是在晚上做，我们更喜欢坏天气，不想要一个人人都能看见我们的夜晚。”一到渔港，“我们就躲在德国人通常用来做渔网和工具的小棚子里”，直到一个渔夫叫我们上船。“我一直都很害怕，”他说，“我不得不更换许多地方来休整我发疼的身体，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愿意给我提供食宿的丹麦人，他们都不要钱，只是在暗中帮助我。”
丹麦的教堂也在努力保护犹太人。“无论犹太人是因种族或宗教原因受到迫害，”哥本哈根主教在10月3日的声明中明确说道，“抗议这种迫害是基督教会的职责……不管宗教信仰有何分歧，我们都要争取犹太兄弟姐妹的权利，让我们坚持比生命更崇高的自由。”
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丹麦在大屠杀期间的历史是独一无二的，这是纳粹统治下唯一一个绝大部分——高达95%——犹太人被其同胞拯救的国家。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这一情况发生在丹麦而不是其他国家，是多种因素在这一时刻共同发挥了作用。首先是因为丹麦的历史文化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对抗强邻德国。而且，丹麦人对个人人权的重要性也有深刻的认识。鲁迪·比尔也是1943年秋天被丹麦同胞拯救的一名犹太少年，他说：“这是一个我称之为丹麦式的公平与正义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想保护彼此，不会轻言放弃。”一个邻近的中立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瑞典离得很近，并且立即提供了避难的场所，尤其是1943年10月2日，瑞典人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他们欢迎任何渡海而来的丹麦犹太人。
另一个因素是一种同胞的观念。尽管当时丹麦大约有一千名犹太人是外国人，但是，正如努德·戴比所说的，这些犹太人都是丹麦人。因此，仍然有人认为，与其说丹麦人是在拯救犹太人，还不如说是在拯救丹麦的同胞，只不过他们正好都是犹太人罢了。如果20世纪30年代丹麦没有对外国犹太人入境进行如此严格的限制，而是允许更多的犹太人前来避难，那么到了1943年的秋天，情况就可能会有所不同。当然，这是我们无法确定的。
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德国人的态度。这次救援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德国驻该国的主要代表维尔纳·贝斯特发出了警告，他知道这个警告会传到犹太人社区。此外，德国海军对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海道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封锁，对犹太人的逃亡大开方便之门。鲁迪·比尔说：“我一直认为，如果德国人想要阻止这一行动，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做到。因为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整个水域并不算很宽，也没有那么长，如果用上四五艘鱼雷艇，整个行动就会完蛋。”这并不是说德国人完全无视犹太人的逃亡。在丹麦本土，一些德国安全人员确实试图抓捕犹太人—这似乎只取决于德国各个单位的重视程度。
不过，在丹麦的德国高官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想让犹太人逃走。然而，在此之前，贝斯特并不是犹太人的朋友，他是一个忠诚的纳粹，曾与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密切合作，协助制定和执行纳粹在法国的种族政策。没有证据表明他突然对犹太人产生了同情，他的行为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出于人性。他的真实想法可以从1943年10月5日他为柏林当局撰写的一份文件中找到线索：“鉴于针对丹麦犹太人行动的目标是该国的去犹太化，而非是为了屠杀，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一行动已经达到了目标。”贝斯特实际上认为，既然他的工作是把犹太人赶出丹麦，那么他已经成功了。只不过他没有把犹太人送到死亡集中营，而是让他们逃到了瑞典。他也许还认为，丹麦的政治形势一直不同于其他纳粹占领的国家，纳粹在很大程度上允许丹麦人自治，为的是确保丹麦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帝国供应粮食，强行驱逐犹太人将会引起很大的抵触情绪。贝斯特一定感到，用微妙的方法来达到所期望的“目标”是最好的。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贝斯特的行为还有另一个原因——不过他绝不会告诉他的纳粹同志。他是一名专业出身的律师，二十多岁时就被任命为法官。因此，到1943年的秋天，他已经预感到纳粹的失败，因此他需要改善自己在盟军眼中的形象，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一策略是有效的，他与海德里希过从甚密，而且罪行累累，但在战争结束后他只是被短暂监禁，随后成为一家大型德国工业集团的高管。
因此，认为英勇抵抗是决定犹太人在某个国家生存比率的最重要因素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另一个因素——纳粹每次想要搜捕多少犹太人。希腊犹太人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在希腊涌现了很多抵抗的事例，但七万名犹太人中的大约80%在战争中死亡。与丹麦不同，德国人是铁了心要驱逐希腊犹太人的。
德军于1943年9月份开进意大利占领的希腊地区，并立即开始准备大规模驱逐。希腊的非犹太人很快举行了抗议活动。雅典的希腊东正教大主教达马斯基诺斯不仅向德国人提出交涉，还呼吁他的神职人员藏匿犹太人，雅典大学的学者也进行了抗议。德国人的回应是查封了学校，逮捕了数百名神职人员。
反犹主义在希腊并非没有市场，犹太社区也很少有非犹太的朋友可以指望，但希腊的总体情况是同情和支持犹太人的。正如一位研究希腊的大屠杀历史的学者总结的那样，“广大希腊人民热情收留寻求援助的犹太人”
最著名的抵抗行动是在扎金索斯岛。当德国人要求该岛提供岛上所有犹太人的名单时，当地的长官和主教递交了一张只写有两个名字的纸——他们自己的名字。同时，犹太人被藏在非犹太岛民的房子里，二百七十五名犹太人全部得以幸存。我们不知道德国人为什么不去扎金索斯岛搜查犹太人，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岛上的犹太人很少，不值得为此兴师动众。但是，再次要强调的是，关键只是在于德国人决定不去那里搜捕了。扎金索斯岛事件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有犹太人幸存了下来。但在希腊，尽管也有类似的英雄行为，犹太人被抓获和驱逐出境的情形还是更多。
萨洛尼卡是希腊犹太人损失比率最高的地方。从1941年春季开始，德国人就控制了这里，大约95%的萨洛尼卡犹太人——多达四万八千五百名男女老幼死于战争之中。犹太人密集居住在这里，以及德国人在开展驱逐行动前已经驻扎了两年，都可以解释为何这里的死亡率如此之高。此外，与希腊许多地方不同的是，萨洛尼卡的犹太人很大程度上并未被当地居民同化。在战争之前，就有一个规模较小但声势浩大的团体在攻击犹太人—许多犹太人都很有钱—而德国人得以在紧张局势下继续煽风点火。
大量希腊犹太人被送往奥斯维辛——总共约五万五千人。大部分人被迅速屠杀，剩下的人存活率也是低得可怜。希腊犹太人很难习惯波兰的恶劣气候，他们也很少有人会说德语，而营地里所有的命令都是用德语说的。
希腊和丹麦犹太人的命运再次说明，德国人在不同的国家实行“最终解决方案”的手段是多么不同。他们在每个地方决定要搜捕和遣送多少犹太人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决定犹太人死亡数字的关键因素——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驱逐犹太人是否困难，是否会引起政治后果，特定犹太人“种族”的危险程度，以及他们的居住地离前线的远近，等等。
与希腊犹太人不同，丹麦犹太人大部分幸免于难，主要是因为德国人出于各种原因，选择了放弃残酷的追捕。必须指出的是，这无损于那些丹麦犹太人救助者的英勇，这些抵抗者的英雄主义将长存。我们也应该记住帮助犹太人的希腊人——虽然有那么多希腊犹太人死于纳粹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