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张北 出版人杂志
深秋的一个夜晚，路上的人们行色匆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办公大楼却依然灯火闪烁。又到了一年中小学生春季用书的备战期，编辑们正加班加点赶制新学期的教材。从1951年至今，人教社已推出了11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而春秋两季为教材发排加班加点，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是每年必打的两场硬仗。
1951年9月，第一套人教版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开始在各地投入使用
“希望来源不同的工作同志聚在一块儿，是化合，不是混合。由于化合，大家成为更进步的新人，为编好、印好、供应好教科书而努力。”这是叶圣陶先生在1950年12月10日人教社成立大会上所说的一句话，至今言犹在耳，字字铿锵。作为建国后长期编制全国中小学统一教学大纲、统编教科书的专职出版机构，人教社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基础教育教材研究、编写、出版和后续保障需多环节、多部门和跨区域的联动，是全国教材人合力托举方能成就的“铸魂”工程。70年来，记录着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足音的人教版教材，已成为共和国记忆中特殊而珍贵的一页。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给人教社部分离退休老同志的回信中说，70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基础教育教材和教育图书编研出版上辛勤耕耘、接续奋斗，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希望人民教育出版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用爱酿蜜，如琢如磨
叩开时空的大门，让我们回到70多年前。1949年1月，叶圣陶携夫人胡墨林辗转由上海至香港，由香港北上至北平，参与到新中国的筹建和开创新中国教育出版事业的行列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当时的中小学教材版本繁杂，内容陈旧，观点不一，良莠不齐。为此，中央决定成立专门编写、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及教育图书的专业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时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兼任人教社首任社长、总编辑。
人民教育出版社沙滩旧址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国家出版总署制订的《一九五一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明确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本，并于本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叶圣陶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目前还不能另起炉灶，只能修修补补。已经编成的，当它是最初的稿子，要听取专家、教师们的意见，逐步加以修改。急于要用可是没有编成的，赶快把它编成，这也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时间紧迫、人手欠缺，人教社立即着手选择了一些老解放区和民国时期的教材进行改编或修订，包括中小学文理各科。半年多的时间里，全社上下可谓争分夺秒，保障了当年9月第一套人教版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开始在各地投入使用。
这套“开国第一教本”将民国以来沿用的小学国语、中学国文统称语文，委托地方造货以保证及时供书，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做法延续至今，对新中国教科书出版事业起到了奠基作用。
除了用“语文”为中小学母语课程命名，《朱德的扁担》《乌鸦喝水》《吃水不忘挖井人》等语文课本中的经典名篇也经叶圣陶先生之手面貌一新，通俗易懂，贴近孩子心理。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文章要不要改，历来是人们争议的一大焦点。而叶圣陶先生则主张以孩子为中心，用孩子们喜爱的口吻。在编辑教材的过程中，叶圣陶先生事必躬亲，“根据各科教学大纲制定选题，编辑或组织稿件，审读，修改，定稿，设计版式，直到校对付印，检查成品……”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商金林曾在文章《出版人叶圣陶》里这样写道：他一再强调编辑一定要“句酌字斟”，总要做到真的“尽心尽力”了，才可以“心安”。
在作家、教师等众多身份中，叶圣陶先生视编辑为第一职业。在先生眼里，“教育”的生命是“爱”，编辑工作就是教育工作，编辑和教师一样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常告诫同仁们：“编写教科书，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吸取百花精华，酿出蜜来，我们要吸收有关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写成教科书。”这些话，也被之后几代人教社编辑视作不成文的“社训”，身体力行、发扬光大。
人教社俄语室老主任丁曙生在人教社，长在人教社。她的父亲丁酉成、母亲张翠英都是人教社俄语教材编辑事业的开创者。据她回忆，人教社成立初期，有一些学科的教材是以苏联教材为蓝本编译而成的，妈妈和爸爸负责把苏联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各年级的教材和教学法等有关书籍译成中文。他们翻译以后，叶圣陶社长一定要亲自审阅，并做详细修改。“这使妈妈、爸爸有幸学习和领会叶社长的思路和文笔，受益匪浅。当时的社领导非常看重编辑的业务水平。他们尽可能创造条件，使每一个编辑人员都能不断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并施展自己的强项。”当丁曙上世纪80年代到人教社工作时，这里又加挂了“课程教材研究所”这个牌子，数百名专业的教材编辑，同时也兼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每个编辑室都是一个分学科的教材研究中心，真正地做到了编研一体、学术立社。丁曙负责俄语组工作期间，主持完成了“十五”和“十一五” 两项国家课题的子课题研究，课题成果很多都转化为教材编写的实践。30多年间，她主持并参加编写了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练习册、阅读手册等50多种。
人教社生物室老编审叶佩珉曾说，她从老一代人教人身上感受最深的就是对调查研究的重视。除了到中小学校园和课堂中调研，还要经常去生产一线调研。因为生物学课程与农、林、牧、渔等方面的关系非常密切，在起草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之前，都必须到基层生产单位和有关中央部委去调查研究，这样才能使大纲、教材做到理论密切联系我国生产实际，符合方针政策的精神。这方面令人难忘的事不少。记得1964年冬，编辑室到河北省涿县沙窝大队蹲点调研了一个多月，有时一天徒步10公里。1965年冬，又到通县的翟里大队调查了一个月。这两次的调研，是为了摸清北方地区发展农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生产，究竟需要哪些生物学基础知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教社数学学科的编辑们曾与中国教育学会合作，在社会上开展了一次“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数学基础知识和技能的需要的调查研究”，历时数年，以此了解普通民众在升学、就业、当前和以后发展中对数学知识的需要，这为确定中小学数学课程教材的内容提供了宝贵的客观依据。开展类似大规模调研的还有物理、化学等学科教材编辑团队。
一代又一代的人教社教材编者，就是这样怀揣着对教育的情感，对学术的敬畏，热情洋溢又一丝不苟，用爱酿蜜、如琢如磨，为共和国的基础教育奉献了11套教科书。从早期的叶圣陶、吕叔湘、吴伯箫、戴伯韬、辛安亭、张志公、陈伯吹等学者型先驱，到丁酉成、张翠英、叶佩珉、丁曙等专家型后继者，70年来，人教社的编辑们来来去去已不知有多少，立德树人、精益求精的圣陶精神却历久弥新，在人教社代代相传。
共同追梦，成于众手
从人教社创立初期开始，人教版教材的编写就可谓举全国之力。1953年前后，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下，从全国调集了一百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和优秀教师，充实人教社的专家队伍。为保证教材编写质量，1960年和1962年教育部先后聘请了林默涵、何其芳、吕叔湘、华罗庚、王佐良、严济慈、张子高、范文澜、竺可桢、过兴先等几十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担任教材编写顾问，同时聘请了大批专家教授审阅教材。此后国家统编教材的编写大多沿用这一模式。而人教版教材70年的建设史，也始终是一个社内外人才、资源共同协作和相互成就的历史。
编写中小学教材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既要体现大纲、课标的精神，还要反映最新的学科研究成果，适应一线教学的实际需求，语言文字更需精打细磨。由编辑和各学科专家、一线教师群体等多方人士共同编写教材，这种“三结合”甚至“多结合”的优良传统被人教社延续至今。
1979年9月，新办公大楼和图书馆落成
2017年2月初，知乎上有网友发起一个话题征集：有哪些让你难忘的理科教材？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居然是被点名率最高的。“明明是一本理科教科书，却有浓郁的人文气息。”与以往不同，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的每一章，都有一篇章首页，其内容包括本章标题、引言和题图，以及题图右下角的小诗或名言警句。这套生物教科书成为很多学生求学生涯中的温暖回忆，其主编就是在全国中学生物教学界享有盛誉的国家生物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教授、特级教师朱正威。2000年起，他刚刚从中学校长任上退休，就开始受聘于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课程教材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和人教版初中和高中生物学教科书的主编，先后主持编写了2001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2004年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和2012年版义务教育教科书《生物学》，并亲自执笔部分章节。与朱正威共同担任人教版生物教科书主编的人教社副总编辑赵占良称，朱老师不仅知识渊博，还是一个特能创新的人。“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和人教版初中生物教科书以‘人与生物圈’为主线构建内容体系，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1教科书以系统论思想贯穿始终，都是朱老师首创。这些创新提升了教材的思想高度，提高了教材的育人价值。”
朱正威曾说：“执教中学生物45年，编教材是圆了一个梦。”打造国家级精品教材，也是人教版教材编写者们一个共同的梦。
叶在田曾任杭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和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教研员，2004年受邀参与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必修）》第三册编写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参与筹备人教社在杭州举办的全国中小学外语教学年会，10年间他亲历人教社的英语教材改革，而这套新教材的主角正是80后们念念不忘的李雷和韩梅梅。从此，英语课堂教学不再以语法为纲，而是采取交际法，师生间互相交流，并寓语法结构于篇章内容之中。“这改革开放的10 年使我们在各方面扩大了国际视野、大有长进。我将永远怀念这段美好时光——与人教社共事，彻底改变哑巴英语的10年。”叶在田说。
国家统编语文教材的总主编温儒敏曾说，“编写教科书算不上学术成果，但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淑世之举’”。他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是著名的文学史专家，从2003年前后成为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的主编，之后又与人教社三度合作，一做就是17年。其中，第三次合作是编高中语文统编教材，“真是好事多磨。熔裁洗漉，权衡益损，光是框架体例就改动五六遍，有的单元稿子重写二三十遍”。由于编写组人员分布全国各地，聚会不容易，不能一有问题就召集讨论，很多时候只能把领导或者专家的意见转给温儒敏，温儒敏和人教社中语室再研究处理，好在彼此的合作很默契。“最后定稿，时间非常紧，要消化或回应各方面提出的数百条意见，甚至还要调整单元，也是以中语室为主，加上编写组部分成员，日以继夜，突击完成。”经过反复打磨，层层把关，前后花了近3年时间，到2019年底，全部书稿才得以杀青。极高的社会关注度，使教材的编写如履薄冰，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的光环下，温儒敏感到更多的还是沉甸甸的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人教社对“美育”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书籍装帧设计界大名鼎鼎的吕敬人，目前受聘担任人教版第11套教科书的艺术设计总顾问，他带领自己的团队已经为人教版教材的整体设计倾注了多年心血。他认为，中国特有的优雅、疏朗的阅读美感，应自从小读的课本中得以自然而然地熏陶，“义务教育教科书影响面巨大，关系到上亿少年儿童受众，是进行审美教育的一个极佳渠道。如果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群群有知识的‘美盲’，实乃不完美的教育”。人教版教科书的改版设计正是以人为本，从当今孩子的心理、生理出发，并适应了“视觉传达时代”阅读特征改变的需要。能够借助教科书这一特殊的媒介，从小培养中国孩子们的“审美”能力，也是有教育情怀的装帧设计艺术家们的“圆梦”行动。
70年，只为一个承诺
70年间，人教社一共出版了11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这些教材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按时送达每一个学生的手中。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人教社组织协调地方各兄弟出版发行单位无数人戮力同心，并肩战斗。他们是和时间赛跑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教材人。
70年，只为一个承诺，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是光荣的政治任务，更是庄严的承诺。
负责将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教材纸型护送到重庆，这段经历令原重庆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夏志诚终生难忘。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对中小学教育十分关心，解放区的孩子，不能没学上，不能没有书读。1949年，转业到东北书店工作的夏志诚奉调北京，到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报道。一天，总署出版委员会主任黄洛峰交给了他一个特别的任务：重庆1949年11月解放，孩子上学不能用国民党时期的旧教材，派他和潘健萍夫妇三人到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工作，负责将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各科教材的43种纸型送到重庆。纸型用柳条包装运，装了满满两大柳条包。1949年的形势复杂，有土匪、国民党军队残余，还有暗藏的特务等几股反动势力破坏。为了保护纸型安全，他们三人都配发了手枪和子弹，四野还派一名连长带一个班解放军战士沿途护送。1949年12月25日，夏志诚一行人从北京乘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乘船到重庆。经过24天艰巨行程，1950年1月17日，他们终于将纸型平安送到重庆，交给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组织印刷，保证了重庆中小学校新学期开学用新教材替换了民国时期编写的有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头像的旧教材。
特殊年代里，夏志诚是把这次护送中小学教材纸型任务当作一项重大的、革命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的。而在和平年代，每年印数高达数亿册的人教社教材得以及时供应全国各地，则得益于人教社与各地出版集团（出版社）之间借助“租型代理”制度形成的紧密协作、分工配合。
狂风暴雨、严寒酷暑不足为惧，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没能动摇教材人保障“课前到书”的决心。今年2 月，人教社教材各省代理单位在严格消毒以保证工作人员健康安全和学生用书安全的前提下，主动作为，周密部署，合力攻坚，打赢了一场异常艰难的抗疫之战。四川新华文轩用官方微信给广大员工们打气：“问题来了就一个一个解决，压力来了就一层一层突破。”甘肃省新华书店组建了教材发运党员突击队，发运工作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大大缩短发运周期。吉林省制定教材发运工作应急预案，由物流中心及时了解掌控各地区高速公路管制、入城限制，制定不同的应急发运计划，组织好运输车辆，确保发运工作顺利进行。新疆对教材实行预先签收制度，尽量减少职工与外人接触，对承运司机测量体温，对车辆消毒，与各地交通部门联系，帮助协调教材运输的绿色通道。宁夏为了避免人员聚集引发感染风险，停止雇佣临时装卸工，发动自治区新华书店全体干部员工参加教材的装卸，加班整整两天提前完成装运。江苏省各地积极与宣传部门、教育部门沟通协调，获取运输车辆出入许可证，有的还积极对接地方防疫主管部门和交警部门，镇江市新华书店还争取了警车护航的特殊待遇，将总部送书车辆顺利护送至书店仓库。
做教材发行，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使用人教版教材的教育部门免费提供教师培训。培训涉及国家、省、市、县（区）等多个层级，随着统编教材、新课标、新高考、新教材等政策的变化，培训任务也越来越繁重。2013年2月，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经营有限公司的周淑芬自愿竞岗到了市场部，从此成了一名“教材市场人”。她先后负责和协助佛山、珠海、中山、惠州、深圳等地市中小学人教版教材培训与推广业务，一干就是7年多。2017年，她负责跟踪的教师培训高达40多场，任务一单接一单，培训一个接一个，城市一站接一站……在全国各地，像周淑芬这样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还有很多很多。
在吉林出版集团原副总经理卢尔群眼中，各地的教材人与人教社同仁通过几十年的紧密合作，已经亲如战友和家人了。人教精神也是全国教材人共同的精神。“正是在人教精神的感召下，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对教材事业的执着和热爱。”卢尔群感慨道：“人教社的70年，是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70年，也是坚持和地方出版部门合作共赢的70年。”而在山西教材人的集体记忆里，人教社是全国教材人的聚集地、大本营，“久而久之，教材人在工作中形成了真挚的友谊，与人教社更是形成了‘亲情式’的家庭情谊”。
正如温儒敏所言，编教材是一桩难事，而人教社年年月月都在做这件难事。只不过，人们常常看到的是这家老牌教育社雄厚的实力和不可撼动的行业地位，却忘了70年来，一本本教材的背后，从编写、印制到发行、培训、服务，无数人任劳任怨的付出。
人教社新址
“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叶圣陶先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十分尊崇的一位编辑出版家。站在继往开来的新起点上，黄强表示，“中小学教材既是一些小书，也是一本大书”。为了编好这本大书，教材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行着一场永不停息的接力赛。■
（此文参考了人教社媒体宣传部提供的“人教社70周年征文来稿”，特此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