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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两代“江姐”首次聚首,《红梅赞》唱响国家大剧院

南北两代“江姐”首次聚首,《红梅赞》唱响国家大剧院
2021年05月01日 13:54 新浪网 作者 澎湃新闻

  看上海歌剧院歌剧《江姐》,光是上半场,作曲家羊鸣已经掉泪了四次,“年轻演员们能胜任,角色立得住!”在现场重新听到自己写的音乐,87岁的羊鸣瞬间回想起了近六十年前的创作情景,“没想到‘江姐’传到第六代了,感人,真是感人!”

  4月30日至5月1日,上海歌剧院新制保留歌剧《江姐》登陆国家大剧院,首度亮相北京,歌剧《江姐》作曲之一羊鸣、原空政文工团第二代“江姐”孙少兰也坐进了观众席,动情温故《红梅赞》。

  《江姐》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排,1964年轰动首演后引发全国各地文艺院团的学习热潮,上海歌剧院便是其中之一。

  “1965年至今,上海歌剧院登舞台、进校园、入社区,坚持排演《江姐》近六十年,在超过五百场大大小小的演出中,将这部歌剧由第一代‘江姐’任桂珍传到了第六代‘江姐’何晓楠、周琛。”在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带队下,年轻的主创团队和演员带着《江姐》来到首演地,接受北京观众的检验,缅怀先烈的同时,希望将“三九严寒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的红岩精神传承下去。

  《江姐》演出现场

  第六代“江姐”: 心里相信这个人,才能打动观众

  “第一次去任桂珍老师家求教,刚进门她就问我,晓楠,你相不相信江姐这个人真实存在?我说我相信。老师说,那我们正式开始。”

  作为上海歌剧院第六代“江姐”,何晓楠的一腔一势、眼神身段都曾蒙任桂珍口传心授,但最开始,任老师并没有教她舞台上的走位、手势,而是从江姐“绣红旗”的故事讲起,这也是她多年来感悟的宝贵经验:真实是从内心里相信,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演员在舞台上传达出来的眼神、唱段、台词才是真实的,才能打动观众。

  “观众会认为,这就是江姐,而不会说:她演得挺像的。”何晓楠认为,演好江姐的关键是“真实”,同时要会“共情”。2013年以来排演了那么多次江姐,有时候,她甚至觉得挺伤的。

  “因为江姐经历了太多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特别是第二场戏,江姐抱着热切的期盼去见丈夫和战友,却在路上听闻丈夫牺牲的噩耗,很难接受。这对演员的唱功和表演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排这场戏时,何晓楠常常哭得不能自已,哭得唱不下去,“我不得不感慨江姐的伟大,她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母亲,是一个妻子,也是一个革命者,正是因为这样多重的身份,她不能让私人情感影响革命工作。”

  受江姐影响,何晓楠勉励自己,不要将生活中的负面情绪带到工作中,同时,要不惧困难,“任老师的膝盖、头部都做过手术,但她不会让你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永远给你积极向上的感觉。她身体力行告诉你,如何在生活中做江姐,进而在台上演江姐,这个过程是无缝衔接的,而不是台上江姐,台下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南北两代“江姐”共唱《红梅赞》,左起:周琛、孙少兰、何晓楠

  第二代“江姐”:这么大的戏交给你,你不能丢脸

  作为原空政文工团的第二代“江姐”,孙少兰一直陪伴这部歌剧走到1991年。时隔30年再看《江姐》,音乐一起,64岁的孙少兰倏忽间被卷进了旧时光,“上海歌剧院的年轻演员能把这么重的戏担下来,很不容易!”

  首演前,在北京见面会上,南北两代“江姐”还实现了历史性的首次同台——孙少兰与何晓楠、周琛共唱《红梅赞》,让台下人又感动又唏嘘。

  “我们是踩着第一代人的肩膀往上走的。”1977年,空政复排《江姐》,因各方面条件突出,来自云南的孙少兰从多个备选演员中脱颖而出。当时,孙少兰刚满20岁,团里的江姐基本都转业了,只剩下反派角色,没有样板可依,她只能搜肠刮肚,寻找脑中的英雄形象,从小说《红岩》和电影《在烈火中永生》中汲取经验。

  孙少兰还绞尽脑汁为人物写自传,剧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不知不觉间加深了角色的信念感,“我肯定得下功夫啊!当初从云南以白丁身份过来,这么大的戏交给你,你不能在北京丢脸。固然有众人捧柴,但自己不努力,柴也烧不起来。”

  孙少兰的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从小接受红色教育,“所以我很容易接近英雄,我心底里是有根的。”在她看来,这部戏是典型的“戏包人”,演员基本可以立起来,但若想角色丰满,还需做足功夫,填入自己的理解。

  相对第一代“江姐”,孙少兰个子算高的,没机会做新衣服,只能将就着把自己塞进旗袍里,没想到还能穿。在北展剧场,她一演就好几个月,很多观众通宵排队买票,“2毛钱一张票,北展剧场多大啊,场场满!”孙少兰还和来京交流的任桂珍有过照面,“我是新人嘛,向她请教在上海演出的感觉,任老师非常谦虚,说我们要互相切磋。”

  “演革命英雄,做革命人。”孙少兰始终将这句话铭记在心,约束一言一行,至于年轻人为什么还要看《江姐》,她认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英雄主义精神,尤其是年轻人。我们现在的好生活,是千万英雄呕心沥血、不惜牺牲生命换来的,我们绝不能忘记,一定要珍惜。”

  歌剧《江姐》作曲之一羊鸣(中)和上海歌剧院主创团队对谈

  原版作曲:炊事员哼《红梅赞》,主题歌有希望了

  “歌剧《江姐》是我从事60年创作生涯中,最使我难忘,也最使我动情的一项工作。”在北京见面会上,歌剧《江姐》作曲之一羊鸣说。

  1962年的夏天,阎肃只用18天便完成了《江姐》的剧本初稿,但羊鸣、姜春阳、金砂这三位年轻作曲家创作的音乐初稿,却未被采用。几位年轻人并未灰心,从北京一路采访到四川、重庆,把江姐的同事都拜访了一遍,了解她的为人、理想、信念,一步步夯实创作基础。

  羊鸣当时28岁,采访一圈下来最感动的是,“江姐去世时29岁,受访者的年纪都比她大,但不管是谁,大家都喊她江姐,追忆时眼里都含着泪。”

  “很多戏里的英雄是武装斗争者,江姐是一个知识分子,这是一部写共产党员‘气节’的戏。”羊鸣感慨,“江姐这个人,可爱、可信、真诚,个子小小的、瘦瘦的,心地很纯,工作很细。她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们共同起誓,一定要写好音乐,一定要让人信服,要对得起江姐。”

  三位作曲家广泛吸取川剧、婺剧、越剧、杭滩、京剧、四川清音等音乐语汇,融会贯通,写了五十多个唱段,强烈的戏剧性和鲜明的民族风格让人过耳难忘。

  羊鸣印象最深的是枪毙数次后诞生的主题歌《红梅赞》,“快要公演了,领导问,你们的主题歌能不能流传?我们不敢保证呀!不久,我们听到大院里的炊事员边切菜边哼《红梅赞》,突然觉得有希望了,因为我们老在排练,他都会唱了!”

  从南方出差一趟回来,羊鸣发现,小孩跳皮筋都唱《红梅赞》。到了上海,羊鸣目力所及都是江姐的印记,不仅暖瓶上印有江姐像,理发店为了招揽顾客,还会打出“专剪江姐发型”的招牌,女孩们争相剪江姐的短发,戴江姐的白围巾,穿江姐的红毛衣,“上海排的《江姐》也地道,任桂珍的第一任‘江姐’我看过,大家很认真,带着真情在演戏。所以我对上海有特殊的感情。”

  羊鸣认为,唱好江姐的关键是动情,“不要做表面文章,要深入角色,深入研究江姐这个知识分子的心灵,要动情,不能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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