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记重聚特辑》上线的日子,距离1994年9月《老友记》第一季播出,已经过去了27年。
当“老友”再次相遇,青春仿佛从未流逝。六位主演同框出现的那一瞬间,让所有的等待都有了意义。究竟是什么让《老友记》成为众多中国观众心中无法被超越的经典之作?
《新周刊》独家专访《老友记》剧组主创团队,出品人凯文·布莱特说,他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有机会重拍《老友记》,怎样才能让今天这一代人笑出声?
大卫·克莱恩靠在沙发上,玛塔·考夫曼站在沙发后,凯文·布莱特坐在沙发扶手上。在《老友记》六位主演准备在2020年开演“重聚特辑”前,该剧的三位出品人已经在2019年的纽约重聚过一次了。
2019年9月,为了筹备“《老友记》25周年”活动,华纳兄弟在曼哈顿建了一个近800平方米的线下快闪店,把Central Perk咖啡馆、莫妮卡的紫色小屋和乔伊的沙发椅搬进苏豪区,在这里,克莱恩、考夫曼和布莱特这三位《老友记》出品人接受了密集的媒体采访。有记者问:“如果让你们在今天重拍《老友记》,它还会是原来的模样吗?”
“那次采访结束后,我还和大卫、玛塔聊呢,之前和几个学生拍照,我都不知道手该往哪个位置放,是搭他们的肩,还是扶他们的腰,或者干脆自然垂落?如今的美国年轻人和过去不一样了,已经不再是《老友记》拍摄时代的那类人了。”日前,接受《新周刊》采访时,布莱特说。
与长居加州比弗利山庄、在《老友记》后依然活跃在美国电视圈的克莱恩和考夫曼不同,布莱特在2007年淡出好莱坞主流影视圈。他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前往马萨诸塞州,回到波士顿的母校教书。在爱默生学院主讲的电视制作课上,66岁的布莱特了解如今的“Z世代”的趣味、爱好、个性,当然还有这一代人的笑点。
他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有机会重拍《老友记》,怎样才能让今天这一代人笑出声?
2019年9月13日,《老友记》出品人凯文·布莱特出席纽约翠贝卡电影节期间,参加了《老友记》开播25周年的系列活动。/John Lamparski/Getty Images“想出好作品,‘外行’绝不能领导‘内行’”
“那年我们还年轻。”布莱特说。2019年参加翠贝卡电影节时,他和克莱恩、考夫曼回忆了当年创作这部剧时的经历。
1993年,三人成立“布莱特&考夫曼&克莱恩”影视公司,计划和华纳兄弟联合制作一部喜剧,“当时想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剧名”。从“失眠咖啡馆”(Insomnia Cafe)、“对门而居”(Across the Hall)到“挚友如我”(Friends Like Us),再到试播时的“六人行”(Six of One),最终三人拍板定下“Friends”这个名字,“就像普通人的笑声,简单,直接”。
但这个方案最终被放弃,因为“这样拍‘飘’在天空,落不到‘地上’”,而这只是关于一个“金发公主”、一个“强迫症女郎”、一个“科技极客”、一个“顽皮演员”、一个“冷笑话大王”和一个“性格怪咖”的故事,“25年前,我们想拍纽约街头小男女的故事”。
布莱特依然记得,NBC高层曾希望《老友记》里“能有一个不那么年轻的主角”,这样就可以说服美国那些年纪大的观众观看。
“NBC方面说,你们拍年轻人的剧,那老年人怎么办?你们要加一个‘老家伙’的角色。”布莱特说。据他介绍,《老友记》主角阵容曾经是目前人人皆知的六名主角+“帕特警长”(Pat the Cop),“所以这部剧一度不是六人行,而是七人行”。
这个年纪比其他六人大“二十多岁”的警长角色,让《老友记》剧组的拍摄现场陷入尴尬:当年轻人在Central Perk里讲荤段子、冷笑话时,这个警长却惯于用刻板说教给其他角色提出“心灵指引”和“人生建议”。
“剧组当时都疯了,觉得这个角色太突兀,格格不入。”随后,布莱特与另两名出品人出面和NBC方面交涉,坚决要求剔除这个被突然安插的角色。
剔除被强塞进剧组的那个“局外人”后,剧组开辟了一条杂糅婚姻、教育和代际关系的剧情线:罗斯和莫妮卡的父母是全十季的常驻嘉宾,瑞秋的父母也偶尔露面;而钱德勒的父母——在拉斯维加斯演出Viva Las Gaygas的变性父亲、打扮出挑且靠写色情小说出名的母亲,成为《老友记》对那个年代并没有得到“彻底解放”的性少数群体和畅销书作家的罕见关切。就连菲比的生父生母、乔伊的“意大利裔出轨老父亲”,其形象都变得丰满且立体。
他们严肃又有趣,宽容又严苛;在对待下一代婚姻的态度上,有的“放任自由”,有的“步步紧逼”;他们希望看到作为子女的六位主角“独立生活”,但同时又怕过度介入和干涉子女婚姻而忐忑不安;他们买保时捷,抠唆省钱;他们做变性手术,写色情文学;他们出轨后靠子女介入才能弥合情感裂痕;他们中的一位羞于承认自己的生母身份,原因是她早年亲手把襁褓中的双胞胎姐妹送走。他们是“婴儿潮一代”“难堪的一代”,也是“矛盾的一代”。
他们每天在两性关系里博弈”
把《老友记》聚焦的主题归纳为“都市青年的友情观和爱情观”或许过于宽泛与肤浅,布莱特认为,贯穿于这部情景喜剧的两条隐性线索,其实是“复杂的两性关系”和“亲密关系的相处尺度”。
“男女关系或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复杂的一种关系,很多《老友记》粉丝问我:‘你是《老友记》出品人兼导演,那你觉得罗斯和瑞秋决定分开前,到底是不是处于on a break的状态啊?’”
“我认为‘是’,但我认为要得到最客观的决定,最好问50个人——25个男人,25个女人。我敢肯定回答‘是’的普遍是男性观众,回答‘不是’的普遍是女性观众。”
作为推动《老友记》情节的主线之一,罗斯和瑞秋分分合合的感情经历,在布莱特看来能让观众产生共情。“男女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博弈,是一种被甜言、蜜语、流言、蜚语、谎言、咒语填满的复杂关系。”布莱特认为,“罗斯&瑞秋”不仅仅是美国的罗斯和瑞秋,在中国、印度、法国、尼日利亚,“这些国家也有无数对罗斯和瑞秋,他们每天在两性关系里博弈,在其间寻找最大公约数,寻找一种动态平衡”。
通过虚构的故事讨论真实的问题”
英国《镜报》2018年刊登的《关于〈老友记〉,你不知道的20件事》一文称,1994年该剧第一季开播时,六位主演的片酬为每集2.25万美元,到了2004年的第十季,每人片酬飙涨至每集100万美元。
“很多人好奇,《老友记》为什么不拍续集,这样剧组不是可以赚更多钱吗?但第十季结束时,我从每个主演的眼里看到了疲惫。很明显,大家已经没有创意和动力了,既然没有创意和动力,我们就选择结束它。《老友记》不可能拍续集,今天不可能,未来也不可能,我们宁愿少赚点钱,也不会敷衍拍续集。”布莱特说。
布莱特认为,如今被全世界定格、记忆的这部《老友记》,或许只能存活于前移动互联网时代。“在波士顿教书时,我想过很多遍这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今天让我重拍《老友记》,我会怎么拍。”
他也谈到,对电视人而言“后真相时代”中全球信息流通的机遇与困境。“《老友记》播出的时代,我们要做的,是不断‘撬开’一个封闭的信封;如今,你能在虚拟世界找到一切想要的信息,这个信封已经伴随着科技的不断完善而被打开。电视人要做的,是在信息流通的时代,通过虚构的故事讨论真实的问题。”
2014年接受艾美奖组委会专访时,布莱特表示:“如果今天重拍《老友记》,我一定会拍得和过去完全不一样。”6年后他告诉《新周刊》,如果有机会重拍,《老友记》肯定会关注更多社会议题。
“当年我们有意无意忽视、忽略了很多社会现实,我们没有触碰政治场域,也没有过多引入热点话题。这些因素放在如今,对一部剧来说可能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