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研究系Thomas Mazanec（余泰明）、李小荣、徐杭平组织，参加第一轮研讨会的学者共有55人，他们来自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第一轮小型研讨会一共分为14个小组，按时代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余泰明主要负责，包括从先秦到宋代的五个小组：第一组“评注和早期中国”（Commentary / Early China）、第二组“平庸之作”（Mediocrity）、第三组“社交之作”（Sociality）、第四组“粗俗之作”（Vulgarity）和第五组“艰涩之作”（Difficulty）。第二部分由李小荣主要负责，从元到清一共四个小组：第六组“汉诗”（Sinitic Poetry）、第七组“文学评论和评价”（Literary Criticism and Judgment）、第八组“文体交叉”（Genre Crossing）和第九组“粗俗和轻浮”（Vulgarity and Frivolity）。第三部分由徐杭平主要负责，从民国到现当代一共五个小组：第十组“发明中国现代诗”（Inventing Modern Chinese Poetry）、第十一组“理解全球现代主义理论”（Contextualizing Global Modernisms）、第十二组“反思社会主义美学”（ Reconsidering Socialist Aesthetics）、第十三组“挪用经典”（Appropriating Classics）和第十四组“‘中国性’的争论”（Contesting Chineseness）。
每个小组有3-5位发言人，与会者提前将自己的研究内容上传，由其他组员在会前进行阅读和文字评论，研讨会上每人有15分钟发言时间，随后大家对每个题目进行自由讨论。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Nicholas Morrow Williams（魏宁）是《楚辞》研究专家，他的报告《王逸与糟糕的作者身份问题》（Wang Yi and the Bad Authorship Question）专注于王逸在《楚辞章句》中的注评，《楚辞章句》中的注评分为“散文式注”和“韵文式注”，而这两种不同的评注很可能出自多位作者之手。一直以来，学者们认为王逸对《离骚》和《九歌》的注评是“糟糕的”，事实上王逸的作者身份是值得质疑的。他认为，从写作的风格看，这些“散文式注”是对《楚辞》意象尖锐、大胆的诠释，而王逸作为一位诗人，以精细的对仗和晦涩的语言为特点，因此这些注评很可能并非出自王逸之手。魏宁指出，学者对王逸的作者身份少有研究，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王逸注评”被认为是糟糕的，这说明人们对“糟糕作品”真实性（authenticity）的关注度远没有对杰出作品真实性的关注度那么高，作为一个受到评价不高的文人，王逸所得到的关注远远不够。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Kay Duffy（杜圭）的报告题为《南朝宫廷中的诗歌雅集》（Poetic Party Games in Southern Dynasty Courts），在她的新书中将有专门的章节讨论这一话题。杜圭指出，一直以来，关于梁代的宫廷文学的讨论一直集中在它的“无用”（uselessness）和“没有价值”（insignificance）。事实上，梁代的宫廷文学多有创新之处，其中“联句”作为一种作诗游戏就颇具代表性。杜圭通过研究联句的规则、限制以及判断联句好坏的标准，促使我们通过这种诗歌创作活动的考量指标和局限性，去欣赏这种创作活动带来的启示。
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的Ronald Egan（艾朗诺）教授作为国际知名的宋代文学研究学者，讨论了苏轼题跋中的诗歌评论。在苏轼所留下的题跋中，有关诗歌的就有几百篇之多。在这些题跋中，苏轼对诗歌进行了许多缺乏系统（unsystematic）和前后矛盾（inconsistent）的评论。艾朗诺指出，在这些题跋中，苏轼惯于使用一些“刻薄的比较”(caustic comparison)，他把相似主题的诗放在一起，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其中一些比另一些好得多。这种论述和宋代诗话中的论述很类似，但却出现在题跋这种比诗话更加凌乱无序（disjointed）的问题中。他指出，在苏轼严厉批评的人中，有许多被认为是伟大、至少非常杰出的诗人，比如石曼卿、杜默和司空图。与此同时，苏轼对于一些他在游历中碰到的题壁诗却抱有极大的热情，这些作品出自完全不为人所知的诗人和无名氏之手。苏轼对一些著名诗人毫不留情地批评，体现出他本人对于文学创作中什么是天才、什么是灵感的独到见解。
布朗大学助理教授蒲杰圣（Jason Protass）是研究宋代佛教的专家，他的报告带大家认识了宋代诗僧觉范惠洪的声色诗。他指出惠洪的声色诗被认为是“糟糕”的，来自于两方面的原因——佛教教义本身和社会-宗教（socio-religious）原因。因为惠洪创作的诗歌太过出色，这些关于“性”的诗歌不仅仅与佛教的教义不符，也不符合宋代的读者、作者和僧人本身对于僧人行为准则的标准，换言之，惠洪的诗不符合人们对于僧人的“社会期望”（social expectation）。蒲杰圣的观点是这两方面的原因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惠洪被认为是北宋末南宋初的“文字禅活动”的创立者，但在当时“文字禅活动”被认为是一个“自我贬低”（self-deprecatory）的说法，惠洪也被同时代的高僧（例如大慧宗杲）批评为一个不够称职的佛教徒。而到了明代，惠洪却被推崇为“文字禅活动”伟大的创立者和第一流诗僧，现代学者的意见也基本继承了明清时代人们对惠洪的积极评价，但这一赞誉事实上是后世对惠洪形象的重塑（reinvention）。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李小荣教授追溯了中国诗歌传统中被批评为“害人心术”（沈德潜）的香艳诗学，这一话题在其学术专著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Sensuality in China: The “Fragrant and Bedazzling” Movement (1600-1930)（《中国的香艳诗学与政治》）也有所体现。在这次会议中，她着重研究了清朝男性诗人陈玉璂以女性身体为主题的《沁园春》组词。她指出，陈的美人词既继承了以男性视角为重的美人与感官享受（feminine beauty and sensuality）的诗学传统，又超越了对于女性的单纯物化。他对女性身体细节解剖般的描摹（“美人舌”、“美人耳”、“美人唾”、“美人脐”等），达到了一种极端荒诞的、文学层面的对于女性肉体的崇拜与迷恋。李小荣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将他的作品当作对于正统诗学审美的彻底挑战，赋予其正面的解读？抑或这类作品的极端性质已然注定了它被忽视、贬低的诗歌地位？
布里奇沃特州立大学副教授郑冰瑜的报告专注于19世纪清代诗集中满人的实验性诗作——满汉文夹杂的诗歌。他以《公余闲集》为例，指出这些满文和汉文夹杂的作品是一种文学实验，而这些诗歌的作者通过此种方式，让满语这种在旗人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消失的语言保留了它的创造性（creativity）和活力（vitality）。即使是从中国文学传统语境看，这些诗的内容显得陈腐平庸，但是可贵之处在于，这些作品体现了旗人创作者艰难的斗争——试图脱离来自国家的凝视，形成属于自己的社会与文化身份。
威廉与玛丽学院副教授Paul Vierthaler（李友仁）用数字人文的方法分析了《金瓶梅词话》中的诗到底“坏”在何处。一直以来，《金瓶梅词话》中的诗不仅仅被认为是“坏诗”，而且还是刻意为之的“坏诗”。汉学家亚瑟·伟利（Arthur Waley）认为这些诗和明代文学家徐渭的诗歌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通过此项研究，李友仁尝试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电脑能否判断不同作者的诗歌风格？能否区分小说中的诗歌和更加传统的诗歌？诗歌中那些风格的标记是否也代表“坏”的特质？更确切地问题还包括：是否有证据表明《金瓶梅》讽刺的特质会让它里面的诗更“坏”，《金瓶梅》的诗真的与徐渭的诗歌非常相似，还是这种刻意为之的“坏事”模糊了作者的风格？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颜子楠和布朗大学助理教授陈恺俊的报告都研究了乾隆皇帝的诗。颜子楠认为乾隆的诗歌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糟糕的”，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乾隆诗的风格前后变化很大，尤其是在乾隆二十年之后，他逐渐抛弃了诗歌的写作规则，故意不使用正常的语法和语序，“创造”了一个他自认为是很独特的风格；第二，乾隆过于重视诗歌的某些功能，一是通过诗歌记录史实的功能（这就是乾隆对“诗史”概念的片面理解），一是通过诗歌对其读者群体进行说教的功能（这就是乾隆对“诗教”概念的片面理解），而且乾隆又喜欢卖弄学识，有时候会放入大量的“自注”（auto-commentaries）破坏了其文学性；第三，乾隆诗歌受到模仿和追捧，皇帝对这种逢迎行为是毫无抵抗力的，自我膨胀得非常厉害，丧失了客观的审美能力，促使其成为了一个“糟糕”的典型。
布朗大学助理教授陈恺俊的报告着重于乾隆的题画诗，以清代画家邹一桂(1686–1772)画作上的乾隆题画诗为例，指出乾隆作诗的方式是“以知识为中心的方式”（knowledge-centered approach），邹一桂自然主义的绘画风格让乾隆得以在题画诗中展示他对于植农学价值和其政治意义的丰富知识。他认为应该用一个中立的态度去探索乾隆文风中的“帝王口吻”（imperial voice），而不是含糊指责他的诗是“糟糕的”。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Angie Chau（周安琪）教授选取了“诗怪”李金发(1900-1976)的诗作。李金发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强调“美丑相对”，意象怪诞，诗文晦涩。举例而言，李金发的中法双语诗《戏与魏崙谈》曾引起文学界对其诗歌价值和语言能力的论争。该诗交替使用中文和法文，却没有给出任何翻译或注脚。此外，卞之琳等同时代文人也曾批评李金发的中文诗歌读来像译诗。周安琪分析了这些诗歌的审美效应，并邀请读者思考，跨语际创作——包括双语创作与翻译——是否能为欣赏李金发诗作带来新的视角，并丰富诗歌语言的艺术表现。
戴维斯加州大学Michelle Yeh（奚密）教授以“美与野兽”为题，选取了包含动物意象的五四新诗。奚密认为，从郭沫若的《天狗》，闻一多《口供》里的蝙蝠，到纪弦的《吠月的犬》，动物意象在这些诗作中不仅表达了新鲜、怪诞乃至奇幻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它们直接成为了诗中说话人的喻体。这一现象尤其体现了新诗运动对陌生化和异质性审美的追求。奚密同时提出，应该在历史周期的框架下重新理解新诗运动“审丑”的一面，思考陌生化的审美如何逐渐变得常规化，而在常规之中又如何能够再次催生新鲜、陌生的事物。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候选人乐桓宇选取了王国维的“失败”之作《颐和园词》，认为这首长庆体长诗，之所以常常受到后世评论家的忽略，一方面是因为典故繁多，晦涩难解；另一方面则源于诗中表达的皇权思想。其中一节诗文称赞慈禧太后为“五十年间天下母”，因而被同时代人目为谀词。最后，乐桓宇认为，该诗之“坏”，也“坏”在一语成谶：创作《颐和园词》十五年后，王国维正是在颐和园沉湖自尽。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徐杭平教授的报告选取了诗人余秀华的诗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认为余秀华诗歌之所以遭受不少评论家的批判，不仅仅是因为她用直白的语言表达了“性”的主题，也是因为她身具“女性”与“残疾人”的双重身份。徐杭平将余秀华放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下考量，并援引了史铁生对残疾人的性生活等议题发表的议论。最后他总结道，女性和残疾人的性表达常常遭受压抑乃至污名化，但余秀华的诗作反抗了这一成见。
牛津大学研究员Coraline Jortay（乔海霖）博士讨论了白话诗中人称代词频繁出现的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由于外语知识的迅速普及，也出于对汉语现代化的要求，许多知识分子就如何正确地使用代词，尤其是包含性别区别的第三人称代词“他”和“她”发表了议论。诗歌中的代词使用也受到这些论争的影响。比如，乔海霖发现，刘大白诗作《汽船中的亲疏》的不同版本中使用的代词不同。1924版中的“他”和“伊”，到了1930年再版时，则变成了新造字“男也”和“她”。这一变化反映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间社会思潮和诗歌审美标准的变迁。
（本文写作得到“最糟糕的中文诗歌”研讨会学生助理马一鸣和林诗杏的帮助，特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