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听一位朋友说起《第一炉香》：“你知道吗？薇龙是Violet的谐音，是张爱玲专为《紫罗兰》量身定做的。”我茅塞顿开，应口说：“喔。登门拜访周瘦鹃，也是烧香拜佛的意思啦？”“可不是？香烧好了，就把佛丢在脑后了。”他说。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于杂志《紫罗兰》1943年第二期至第四期。
张爱玲精怪，这闲聊好似加了个脚注。也正因为电影，平添许多话题，在我们几乎日进三餐的流量平台上掀起了一波浪花，张爱玲又活了一回。
平心而论，把一个短篇拍成近两个半小时的电影，可真不容易。无论从导演、编剧、摄影、服装、美工到演员，大咖云集。影片讲了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人物纷繁而有条不紊，改编上可说是一次最为生猛的实验，也拍得美轮美奂，目不暇接。结果却不理想，比许导以往的最低纪录还要差，迄今为止IMDB 评分6.0，豆瓣5.4，尽管吐槽激烈，还是值得一看的。
张作素来难拍，《第一炉香》另有难处。小说透过上海看香港，“间隔”叙事虚虚濛濛如雾里看花，葛薇龙与张爱玲双声叠影，两者的凝视与面具难以捉摸。她是“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而她眼里的梁太太“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的慈禧太后”。这犹如诡异的画外音。的确，当时张爱玲二十三岁，对她来说，慈禧太后不是像我们教科书里讲的，而关乎她的家族兴衰、父母离异，乃至因反叛被父亲幽禁，又在香港经历了战争，回到上海以写作为生，跟胡兰成拍拖……因此这句“慈禧太后”的话里有多少切肤的沧桑之感，令人想起影片《情人》开头杜拉斯的告白：“我那年十八岁，已是颓伤情怀，满脸苍夷……”
这是个爱情故事，又不是，也可说是一首欲望之歌。一开头去姑妈家：“满目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这几乎是劳伦斯散文里描绘的塔斯卡尼的景色，是薇龙的欲望隐喻。她又回头见梁家像《聊斋志异》里“鬼气森森的世界”。所谓欲望无已，痛苦愈深，简直是叔本华的悲观人生哲学。薇龙自甘堕落，不光是欲望，也涉及娜拉们“出走”之后的选择，这在“乱世”是个尖锐的主题。看费雯丽演的《魂断蓝桥》和鲍曼的《凯旋门》，前者误以为爱人阵亡而沦为妓女，后者也因为爱人坐牢而投怀于他人，后来爱人都回来了，她们无法承受命运的玩笑，以死了之。男人死于战场，女人死于情场，都是战争造的孽。《第一炉香》是“战前香港的故事”，上海则在孤岛时期，葛薇龙与乔琪在一起，同样是乱世，薇龙靠一点虚幻活下去，明知眼前一片黑暗。
小说里出现三次“不可理喻”，大概是对影视化的最大挑战，即如何把握薇龙这个角色的内心深处。第一次是在梁家第二天，看着睇睇被她家里人带走，撩起梁家丑恶的一角。“薇龙突然不愿意看下去了，掉转身子，开了衣橱，人靠在橱门上。……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第二次与乔琪幽会之后，她在楼梯的另一角：“她现在试着分析她自己的心理，她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固执地爱着乔琪，这样自卑地爱着他。最初，那当然是因为他的吸引力，但是后来，完全是为了他不爱她的缘故。也许乔琪根据过去的经验，早已发现了这一个秘诀可以征服不可理喻的妇人心。”第三次在姑妈劝说后，明白自己不能回去，“可是她为了乔琪，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信心，她不能够应付任何人。乔琪一天不爱她，她一天在他的势力下。她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无论是四周环境，还是乔琪对她、她对乔琪都被欲望所驱使——一切都“不可理喻”。
《第一炉香》剧照“不可理喻”的是人性，也是人类历史，含有对人生和时代的困惑、恐惧与反思。小说里当薇龙在乔琪的黑眼镜里看到自己缩小、惨白的影子，“我……我怕的是我自己！我大约是疯了！”这句话对乔琪来说对牛弹琴，只有在薇龙与作者“视境交融”中可读出女性的自我意识，那是超越时代的。《第一炉香》只是初啼之作，其创作背景却不那么简单：张爱玲不喜欢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因为缺乏人性的深刻；她觉得思想界骄子的赫克斯莱“比较头脑简单”，也不相信萧伯纳的改良社会的“费边主义”。在她的小说或散文中不乏“时代”“文明”的字眼，蕴含着对人类文明秩序的怀疑与不安，最为人传诵的莫过于小说集的《再版自序》：“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张爱玲的这种“不可理喻”的书写，包括“参差的对照”的表现手法，与二十世纪初以来欧洲的“现代主义”反理性潮流殊途同归，对于当时为十九世纪古典主义所笼罩的中国文坛来说是十分前卫的。
即使不把战争看得那么直接，这是一个有关女子成长、天真失落的寓言：在殖民地华洋社会复杂权力关系的支配下，陷身于金钱与感情游戏的网络中，女主面对生存、爱情与身份的选择困境，最终成为游戏者而不得不面对自身欲望的黑洞。若这样表现葛薇龙，我想较能符合原作的“启示”性，也较具普适的人性。当然像好莱坞那样拍法难能达到这样的深度，而在欧洲“新浪潮”那里则不乏这类“存在”困境的杰作，如特吕弗的《四百下》、戈达尔的《筋疲力尽》、布列松的《穆谢特》《扒手》等。
这可能是我的过度解读，如果要求重现张作的气息情调也不实际，但如何翻拍名作，成败之间还是有个度的。《傲慢与偏见》经多次翻拍，迄今2005年的BBC版拔得头筹，因其在再现历史场景与原作文本上堪称忠实之故，这关乎公众对艺术经典的认同心理。《第一炉香》的改编十分大胆又十分小心。原作的情节不复杂，对选择性场景加以详写而以薇龙与姑妈关系为中心，且始终追踪薇龙的心理过程。改编将人物与情节作了大幅度重新编排，如薇龙第一次去姑妈家便让司徒协登场，第二次去姑妈家，正值晚宴，乔琪乔和吉婕，包括两人的父亲乔诚及其新姨太等全部亮相，薇龙与他们各有故事线，因而增加了许多情节。根据原作的线索或暗示展开，把故事填满，这或许是改编短篇之一法。这方面十分小心，人物大体照旧，增加的情节几乎一一有迹可循，如梁太太说了一句“还是问乔家借他们的大司务来帮一天忙”，影片就真的让薇龙去了乔家，于是添加了好几个桥段。吉婕告诉薇龙，乔琪“可不是好惹的”。薇龙说：“我又没惹他。”吉婕说：“你不惹他，他来惹你。”这几句原是使女睨儿和薇龙的对白。吉婕还说乔琪“有点阴沉，还带点丫头气”。原是在花园茶舞会上跟薇龙说的。这类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熟悉原作的观众看来处处似曾相识。看似无一字无来历，对原作极其尊重，结果是轻视奇幻、诗意和心理成分，而所有故事线索一一坐实，加以演绎和发明——不啻是一个颠覆性再创作。
《第一炉香》剧照
影片与原作的互文交织异常细密，足见编者用心良苦，但如此大量错乱文本不免吊诡。尤其“长三堂子”的经典台词原是薇龙的自言自语，影片中变成分别从睇睇和梁太太口中说出，于是由虚向实，等于自认妓女和老鸨，这就影响到影片的可信度。的确，小说里最后薇龙说自己和美国水兵中间的女子差不多，随后说自己“说错了话”，正是虚实之间隔着一层文明的薄纱，才显出东方色彩的“荒诞、精巧、滑稽”。再如乔琪养蛇，与原作中“蛇信子”的隐喻不无关系，为影片设计了薇龙投入他怀抱的桥段，大有肥皂剧风情。
给每个人物加戏，司徒协请薇龙吃饭，陪她采购结婚衣物，在船上扮演三角恋，又一起去上海婚外恋，整个“调教”过程有头有尾。哪怕乔诚爵士，原作中偶尔现身，在影片中频频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对乔琪不吝笔墨，除了与薇龙的幽会之外，增加了他的养蛇、祭拜母亲、与父亲冲突等段子，显示这个“十三少爷”的屈辱和乖戾。同样梁太太回想她给丈夫送葬的情景，以及描写乔诚家众多姨太太、婚事不断、子孙满堂合家欢照片等。这些段落加强了人物性格，意在体现原作中殖民地华人社会的权力机制，乔琪和薇龙连同梁太太都是受糟践拨弄的，尽管基本上是揭露中国旧家庭的套路，也显出改编的想象与创意。这一切似乎都可以接受，如果能让薇龙这一形象站得住的话。
《第一炉香》剧照
《第一炉香》海报
于佩尔主演的Love After Love（1992）剧照《第一炉香》英文名为Love after Love
，一部1992年的法国电影与此同名，由黛安讷·寇丽丝执导，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影片描写女主周旋于丈夫和情人之间，出轨和背叛似家常便饭，不乏肥皂剧式的情绪冲突。虽然中国人的恋爱方式不必如歇斯底里自杀之类的激烈表现，但《第一炉香》中的感情纠葛都在计算之中，在权力关系的桎梏中，顺理成章，温柔敦厚。在船上司徒协推搡乔琪，也波澜不惊，以及乔琪不让薇龙跟司徒去上海，似在说明他不光具动物欲望，还是有感情的，而薇龙要他“听话”，要给他带回五香豆、芝麻糖，于是演出了温馨的一幕。这或许是影片宣传所说的“人性温暖”，却像儿戏一样令人发笑。
原作再三描绘薇龙的“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影片中她从打开衣橱那一刻起，就沦为物质和金钱的奴隶，就像衣橱被通亮的灯光所笼罩，她始终显得透亮、平扁而呆板。按理说既然增加了床戏，也可拍得认真一点，至少如乔琪说的带来情欲的“快乐”，却不尴不尬贴错标签。尽管影片不少她的留恋、悲伤和迷惘的特写镜头，却难于引起共鸣。说实在，描写女性受到旧家庭制度的迫害和都市诱惑而堕落的作品，在现代文学中屡见不鲜，而张爱玲淡化道德和外在因素而凸显薇龙自觉其“不可理喻”，这触及人性的“启示”，也是与众不同之处。但影片却陷入了老套，特别是最后“我爱你，没良心的！”的掏肺彻心的呼喊，好像最后给观众吃了一粒苦花生，整个人物随之崩塌。观众对她的虚荣、苟且与心机都可理解，而对那种自我撇清的天真，则难以下咽。
不知是否有于佩尔那样的演员，年少的或年长的，扮演坏女人候分刻数，拿捏入微。我觉得以目前影视生态而言，是不大合适拍摄《第一炉香》的。我们久已习惯于盛世繁华、同质个性、扁平的颜值审美、资本的侵蚀和凡尔赛的价值观，很难进入百年前“乱世”的生存样态与时代氛围、颓荡的奢华与颓败线上挣扎的爱情。
《倾城之恋》（1984）剧照张爱玲对自己的作品有洁癖，当年在上海把《倾城之恋》搬上舞台，她一定要自己编，自己挑选导演和女主角，“我宁愿少收入点钱，也不愿剧本为他人所歪曲”。1984年由邵氏公司搬上银幕，许鞍华执导，张爱玲认为“时过境迁，我现在不会再坚持从前的办法”。邵氏还有意拍《第一炉香》，因《倾城之恋》反应不佳而作罢。至1986年11月，宋淇将《第一炉香》的版权授予一家独立制片公司，不久公司倒闭，电影没了下文。对此张爱玲除了接受，没任何表示（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II》，宋以朗编，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187、289、467页），现在能拍成电影总是件好事，更何况许鞍华，三度执导，历时数十年不变初衷，对张作的影视传播端的是天字第一号忠粉功臣。
《张爱玲往来书信集II》（2020）
事实上，任何经典的生命在于阅读与传播，否则不成其为经典，而阅读，如德赛都所言，犹如“偷猎”——一个读者不顾死活把作者占为己有的比喻。照这么说，经典通过“死亡”而转生为公众的记忆，正如这“第一炉香”是谁的？是许鞍华的，是王安忆的，也属于每一个观众，反正不是张爱玲的。有人说影片的翻拍引起无数对话，这比失败或成功更有意义，而在对话中“祖师奶奶”一直在那里，如活的幽灵——细思极恐！
